要追问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制度和成长经验，把他们的性格、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成这个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很难找到真正的坏人，大家都活在业力之中。
到底谁难缠
在震惊世人的药家鑫案中，药家鑫看到被自己撞倒在地的张妙望向自己的车牌，就回到车里拿了把刀，酿成了大家都知道的悲剧。在审讯过程中，药家鑫被问到为何要下此毒手，他的回答是“怕农村人难缠”。
这也是当时社会上群情激愤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句话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讲都让人很不舒服。然而我认为，如果客观地还原他讲话的语境，其所谓“难缠”，实际上就是讲，当农村人在与别人发生利益纠纷的时候会以各种手段来维权，甚至有时候是以一些用“城里人”的眼光看来很受不了的方式。这背后有很深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相互误解。
前段时间我父亲遇到一次事件，让我感觉到了有些农村人所谓的“难缠”也确实存在。在一个大雾天，我父亲开车出门，在一个拐弯路口，斜刺里冲出来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反应不及，两辆车撞到了一起，收废品的这个人的肋部被撞了一下，大概也是既惊且吓，说是感觉不适。我父亲对这起事故的处理算是到位。他在事发后立即将人送到医院，安排住院，垫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检查说是肋部挫伤，也没查出什么毛病，于是与这人和他赶到的家属签了赔偿协议，包括误工啊陪护啊，都一揽子解决了，还买了营养品慰问，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被撞伤的这人是一个平时在南京收废品的安徽农民，大概日子过得也艰难。他看我的父亲主动承担了所有责任，大概也觉得遇到好人了，还说了很多感激的话，所以虽然说发生了不幸的意外，但双方对结果都很满意。那人住院了几天，后来也没发现什么毛病，也就出院了。
但是后面事情的发展却又有了起伏。我父亲买了车险，所以只要他将医院的发票或收据之类的凭证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会足额赔偿医疗费用。当知道这个情况之后，那个伤了肋骨的人，做出了一个很不合理的举动，他将所有的账单都扣着不给，要求我父亲再给他一万块钱。我估猜他的逻辑大概是这样，他可能觉得我父亲出了营养费、误工费、慰问费，而所有医疗费用都是保险公司出的，所以我父亲自己出的钱还不算多；按他的理解，以我父亲的经济条件应该可以再出一笔钱。
他的想法是，他扣着医疗费的单据在手里，大约两万元，形势就变成我父亲有求于他了。我父亲一开始想，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又买了些营养品去看望他，没想到他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帮亲戚早已伺候在旁，我父亲算撞上门去找气受了，那些亲戚围上来指着我父亲鼻子唾沫星子直飞。幸亏我父亲不是开的宝马车撞他，要不然都要被说成为富不仁的贪官污吏了，完全没道理可讲。
一万块钱我家倒也不是出不起，然而他的这种态度让我父亲非常不爽，觉得我对你够意思了，当时你该提的条件都提过了，协议都签了，你当时还感谢我，怎么到头来还要敲我竹杠？结果一个本来可以圆满结束的事情，又发展得让大家都很不愉快。
我父亲觉得被这事儿弄得堵得慌，就跟我诉苦。我说咱也不差这一万块钱，这事儿还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吧。所以我父亲就找到交通部门里做司法鉴定的警察，问问他们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交警听到这件事儿后觉得非常好笑，就给那个已经康复的人打电话，让他来处理问题，他乖乖地就来了。警察劈头就骂，你想钱想昏头啦？你犯了敲诈罪！还不老实点儿！结果我父亲百般商议都没结果的问题，让警察几句骂就解决了。这人见了警察腿都发抖，被骂之后乖乖地将账单全交出来了，还说：“对不起啊，大哥，是我家里人糊涂啦。”
对此，我心里是百感交集。如果他做得不这么过分，没准我父亲还真愿意再给他点儿慰问金，这都是应该的。可他这么做以后，我父亲连这份心情都没了。虽然他的行为让我父亲非常不爽，但事后我再仔细一想，又觉得非常理解他。可想而知，他离开家乡，跑到无依无靠的南京来收废品，平时见到了多少冷眼，遇到了多少歧视，也许他孩子在城里上学需要借读费，也许家里人看病还没有医保，他的压力很大。出了事之后，他只有动用各种手段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甚至逮到机会用一些摆不上台面的方法，他也真是不容易。从这个角度讲，农村人的“难缠”，也并非子虚乌有，我只是希望我们对此能多一份理解和包容。
我们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城里人有许多制度化途径可以走，我们可以请律师，买保险；而对于广大农村同胞，体制性造成城乡的巨大差别，这些手段成本太高，他们根本负担不起。在他们眼里，城市的这些相对于他们所了解的乡村熟人社会更复杂的体制和动不动就抬出很复杂的制度的“城里人”才难缠。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是专门做医疗纠纷的保险业务的，在美国医患双方遇到争议纠纷，都可以交给保险公司和律师去解决，他想到中国推广这项业务，结果发现很困难。因为中国出了医疗事故，患者亲属老乡堵医院大门，抬着尸体把大厅当灵堂。这种“医闹”行为，在中国当下，从效果和成本而言，比找保险公司和律师更优。
我们无权责怪这些同胞的方法不够现代，人都是有理性的，他们能够做的，只是利用自己最本能、最原始的小农智慧和亲友关系资源来应对城市中残酷的生活，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谁也没有必要瞧不起谁，同时也不要对任何一个群体作道德拔高，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有难念的经。
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是，通过土地和户籍等一系列制度化措施所固化的城乡鸿沟，这是造成一切误解和偏见的根源。
（2012年）
网上暴戾情绪从何而来
我在网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卢美美”事件的言论，大概与一些网友的观点不是很契合。本来对一个事情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我也愿意与观点不同的人进行交流，见仁见智嘛。但是很多网民的“交流”方式很特别，我遇到的相当多网友也不跟你讲道理，具体的解释一条都不听，上来就骂：郭宇宽你懂个屁逻辑啊；你丫还博士呢；你脑子进水啦；你良心让狗吃啦；更有甚者，直接就奔下三路去了，再上溯祖宗八代，恨不得要掘我祖坟。但凡和我有过交道的人都会知道，我有过什么害人之心没有？那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倒好像跟我有多么了不起的深仇大恨一样，让人觉得完全不可理喻。
这种情况让我很郁闷，我在就事论事地讲道理，这些人却在胡搅蛮缠，而且他们对我这么大的怨气到底从何而来呢？我就在思考：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理性讨论的空间？
前些日子我回了一趟南京老家，临走的时候打了辆车去机场。出城的时候交通状况不太好，有点堵车。当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眼看就要红灯了，我们前面的一辆车不但不加速，反而就在前面停下来了，过了2秒红灯才亮。这样我们就多等了一个红灯，延误了大概20秒的时间。我注意到前面的这辆车是崭新的，车牌也是新上的，大概值三四十万吧，一看就知道车主家庭条件挺不错。这时候我这辆车的的哥怒火万丈了，滔滔不绝的国骂就出来了，骂得还特别难听：“×你妈的×！”“看老子弄不死你个狗×养的！”特别是当红灯过去之后，他还猛地开到前面有意“别”这辆车一下。我心想，就等了不够抽支烟的工夫，这的哥至于这样吗？我都有点害怕了，觉得这的哥好像有暴力倾向，荷尔蒙过剩，情绪这么不稳定，开上高速的时候会不会有危险？我就试图开导他一下，说哥们儿咱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吗？他说这帮贪官都是些不要脸的东西，贪了这么好的车也不会开，老子要是有辆坦克车直接轧死这帮狗东西。其实经过前面那车的时候我注意看了一下，发现开车的是位女同志，发型挺时髦，大概是个新手，并没证据证明她就是贪官啊。但的哥就这么认为，还是骂个不停。
我发现开导的效果不好，就试着打打岔，问他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到孩子有些精神了，说他孩子正在上小学，花销不菲，要上重点初中的话还得给学校塞两万块钱。平时还要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这些辅导班收费也很高。学校的老师们平时上课不好好教，课下开辅导班收钱，太浑蛋了。这大哥情绪又起来了。我就又开导他说，为了孩子的教育，花点儿钱也值得。我又问他孩子学习怎么样，他说孩子学习可好了，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几名。我说孩子有出息就好了，你以后就能享福了。他心情这才好了一点儿。
没想到快到机场的时候的哥又不爽了，说要在机场拉个客人得排两个多小时的队，空车往回走又太浪费，很矛盾。我说大家都等咱就等呗。他说有的人不用排队啊，有的人跟机场保安有关系，直接加塞儿，保安也不管。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成立行业协会，规范一下这些行为。他说现在中国哪能搞协会啊？谁搞协会就抓谁。我说那你们有没有试图跟机场管理人员讲讲道理？他说讲什么啊，这些人都是黑社会，根本不讲理，你跟他讲道理，他就会打人。跟他聊完这一趟之后，我大概明白了他哪来的这么大的火气。
在他的生活中，托关系、走后门都是家常便饭，他也痛恨这些腐败行为，但却不得不参与其中，同时满怀一肚子的委屈。生活中积累的情绪大量积压，找不到出口，一碰到点儿不顺心的小事儿，就完全爆发出来了。
拆迁和城管
前不久我到外地出差，当地的朋友说最近这儿正拆迁呢，闹得很厉害。我关注拆迁很多年了，觉得这些年随着个体、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出现，中国在依法拆迁方面有了很大改善，更加法制化和人性化了，没想到基层的情况还是这么严重。
恰好当地有个村民家里的养猪场要被拆迁，想到上面去讨个说法，我就陪他去了当地的一个拆迁指挥部，想跟负责人聊一聊。我一进门就看见里面戳着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一看就不是善类。再回头一看，跟我一起去的老乡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张嘴。我心想这指挥部的负责人怎么这么可怕呢，后来朋友告诉我他原来是当地的民兵连连长，现在负责当地的拆迁工作。
此人一见我们进门，就喊道：你们懂不懂什么是国法啊，拆迁是上级领导的指示，是发展的需要，你们懂个屁呀，给我滚！这口气就表示老百姓在他面前没说话的份儿，他就代表国法和真理。老乡可怜巴巴地说，我家的养猪场盖了很多年了，是有合法执照的，你们怎么能说拆就拆呢，还不给补偿？此人又骂道，你懂不懂什么叫航拍啊，什么叫卫星拍摄啊？老乡说不懂。他于是理直气壮地说，卫星都拍过了，你这是违法建筑。老乡不敢说话了，觉得自己好像很理亏。但仔细一想，就琢磨出不是那么个道理，一个养猪场合法不合法跟航拍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只要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就可以了。但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就这样欺负村民们文化程度低，连威胁带哄骗地逼他们就范。此人就是因为手段狠辣，很受当地政府的重用。
这又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次经历。在一次饭局上，邻桌的一个人与我们桌上的一个朋友认识，就中途坐了进来。朋友介绍说，这人是城管大队的。我一听是干城管的，就有点不高兴，心想你堂堂五尺男儿，就不能干点好活儿吗！那人倒也比较诚恳，自己先说，城管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我们也很矛盾。怎么矛盾呢？他说这些小商小贩一点秩序观念都没有，如果没有城管，满街都是占道经营，把路都挤死了怎么办？都让警察管警察也管不过来啊，还得靠城管。我说那你们不能文明执法吗？他说你去当两天城管试试看，你客客气气地跟这些人说，同志，这里不能摆摊，影响行人行走。他们都爱答不理的，稍微挪挪，你一转身，他们又都回来了。只有做恶人，一上去就骂，给老子滚，再来打断你丫的腿。用这种办法，一喊就管用，秩序就好了。
我小时候住在大学校园里，算是诗书礼乐之地，讲道理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养成了爱讲道理的习惯，而且也没有因此而吃太大的亏。但现在的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完全是在按照强权规则来运行，谁拳头大就听谁的，不讲道理。这种暴虐的情绪相互促进滋长，相当程度上扭曲了民众的国民性格，也许让他们不再相信讲道理是行得通的。
将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再回头看互联网上骂我的那些人，我也能理解他们，我假如有机会能面对面地见到他们，我很想和他们交流交流，只要他们能看着我的眼睛和我交流，他们应该也会有些不好意思，我是恶人么？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么？值得你们这么仇恨，用那么恶毒的语言么？
有人问我，你怎么耐性这么好，遇到这么多不讲理的还跟他们讲理？其实我在网上遇到那样不讲理的网友，我真是一点儿都不生气，反而在心里产生一种很不是滋味儿的同情。
不能简单地怪他们不讲道理，而要追问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成长经验，把他们的性格、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成这个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很难找到真正的坏人，大家都活在业力之中。
（2011年）
国立大学福利了谁
我的爷爷有四个兄弟，都是上的清华学堂。我问过我爷爷，你们为什么都上清华？他说，家里很穷，所以只能上清华，因为清华是国立大学，寒门子弟都可以上。我爷爷的兄弟们当年都是江阴农村长大的土鳖，学的还是工科。我爷爷回忆起大学时光，就是多么勤奋刻苦，向老师求教，再就是锻炼身体，他们到了八九十岁，兄弟之间通信，都用英语，可见大学教育给他们留下了多深的烙印。我和茅于轼老先生很熟悉，他是国立交通大学毕业的，底子也很扎实。
我外婆上的是复旦大学经济系，复旦是一个私立大学。我外婆家里曾经是大资本家，她爹在上海滩被称作金钞大王，也很重视子女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有各种家庭教师。我外婆学过钢琴、小提琴等多种乐器，学过英语、法语、日语。可我外婆现在一句外语都不会讲，更不要说懂什么经济学，连买菜都算不清账的。回忆起她的大学时光，主题就是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再就是唱歌跳舞。我外婆不爱读书，喜欢看《同一首歌》和《超级女声》等电视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