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兴办太学及地方各种学校的效果并不太明显，这就说明了另一个问题：要把推举贤良作为一种制度，每两年要推选一次，推选天下的贤士，并把它制度化。
董仲舒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他向汉武帝建议，规定诸列侯和郡守每年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贡举贤士二人，以供朝廷考察录用。如果被推荐的人确实德才兼备，那么负责推荐官员就可得到奖赏；如果被推荐的人名不符实，那么负责推荐的官员就要受到处罚。这样，各位诸侯及中层官员都会全心全意地访求人才，天下有才的人也就都能得到一官半职，为皇上尽心尽力。
董仲舒在这道对策的最后写到：“陛下若能通过考试和策问的方式招徕到天下的英才，就可以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圣上的英名也就能和古代的明君尧、舜媲美。”
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汉武帝，被董仲舒的对策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董仲舒系统而完整地讲出了自己想说出的话。
作为人才选拔来说，董仲舒是为汉代的人才选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汉武帝是一个很想有作为的君主，他当了皇帝以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样网罗人才，而董仲舒给他提出来了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具体的做法，这也是董仲舒的学说得汉武帝信任、喜爱的一个方面。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四个关键问题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的第三策的最后提出统一思想于孔子儒术的建议。
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互相争鸣。秦统一中国以后，用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的思想。其他思想都受到排斥。秦亡以后，各家思想又活跃起来。汉初统治者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也给百家复兴提供了良好条件。所以，当时思想界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相对自由的局面。这种局面使统治者不知应该坚持什么，政策缺乏连续性，平民百姓也不知道该听谁的，法制经常变化，百姓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认为应该统一思想，提出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来统一天下思想，把其他思想都加以禁止，“勿使并进”。董仲舒这个建议被汉武帝马上就采纳了。
董仲舒的这个建议，表面上看，在教育上的影响，就是以儒家学者任教师，以儒家典籍为教材，进行儒学教育。后来，这个建议被统治者采纳、贯彻，在教育界产生了影响久远的经学时代，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经学传统，产生了特殊的思维方式。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五个关键问题就是进行改革。针对这个问题，董仲舒提出了一个词——更化。董仲舒认为从汉朝建立以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所以发展不快，很大的原因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改而没有改。所以，董仲舒提出来这个更化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改革。
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骑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这三次对策所谈到的内容，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句句打动了汉武帝的心怀，这位年轻的君王早就酝酿着许多宏伟的想法，只是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还很朦胧，也没有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听了董仲舒的对策，他感到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样难得的人才，真是相见恨晚啊！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使儒学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于是，儒风渐盛，圣学广被，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
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人还进入朝廷为官。
彻底解决诸侯王势力
强大的地方割据实力，尤其是诸侯诸侯王国问题一直是困扰西汉初期几位皇帝的难题之一。汉初，刘邦平定了异姓王的叛乱；但同时又分封了大量同姓子弟为王，这同样造成了地方上的割据势力，以致到了汉景帝时出现了“七国之乱”。经过汉初几位皇帝的努力。诸侯王国问题虽已不像以前那样难以解决，但由于分封的诸侯王国的国王跟中央政权有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当武帝从父皇景帝手中接过大汉江山时，裂土为王者已达到二十四个。有的诸侯王国仍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威胁西汉中央政权。因此，汉武帝决定以铁血的王者面孔去彻底解决诸侯王国问题。··
··经过“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势力被大大削弱了。想当年吴王刘濞的气焰是何等嚣张：“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然而，仅仅三个月，叛乱便告失败。实践证明，要推翻汉朝中央是很难的。这前车之鉴，诸侯王们不会忘记。再加上平叛之后，景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钳制了他们的手脚。
然而，公卿大臣仍然心有余悸。从贾谊、晁错以来，大臣们形成一种共识：要强化皇权，就得削弱诸侯王国。他们把打击诸侯王看作向皇上献忠心的一种表现。其实，汉武帝早已下定决心要限制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彻底解决诸侯王分封割据内乱不止的问题，但此时，考虑到自己刚刚继承皇位，根基未稳，又苦于没有合适的应对之策。因此，现在的他更需要的是利用血缘关系维护统治。于是，为了笼络宗室，汉武帝下令中央派驻各郡国的官员不得刁难诸侯及其僚属。而且又下诏增加优待诸侯王的礼遇，以显示天子对诸侯王的恩德。可是这样一来，诸侯王又开始嚣张起来，他们交结公卿，在自己的封国内不遵守汉朝法令，残杀无辜，严重威胁到西汉王朝的统治。
汉武帝对诸侯王的骄奢淫逸深感忧虑。可是，在一面是亲情、一面是权力，这位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年轻天子也是百感交集。后来，由于武帝赐淮南王刘安几杖，这项特别的恩宠勾起了大臣们对当年文帝赐吴王刘濞几杖准其不朝，后来又爆发“七王之乱”的不快回忆，削藩的呼声又一次高涨起来。
这时，新受宠的主父偃看透了武帝的心思，于是奏道：“陛下，如今诸侯的势力不断增加，臣以为实在不是国家的福份啊！”主父偃的话语正中武帝下怀，于是点点头问主父偃：“那么大夫对此有何高见呢·”
主父偃成竹在胸地说：“臣以为可行推恩之策。现在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达几十人，而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得到封地，其他王子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生骨肉，却享受不到尺寸的封地，这就使得仁孝之道不能充分表现出来。古时候诸侯王的封地不过百里，力量弱小，容易控制，可一有机会就要叛乱，朝廷剥夺土地更要激起叛乱。现在诸侯已经传了两三代，子孙众多，天子应加恩，让人人都为侯，这样诸侯化大为小，诸侯子孙得到封地都会感念陛下的恩德，而皇上名为推恩，实是削弱诸侯。这样，还用朝廷强力去削夺吗·臣不敏，愿陛下采择施行。”
武帝听了，十分欣喜，夸赞道：“此真可谓一箭双雕啊！”
公元前127年春，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试行“推恩令”：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诸侯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于是，各诸侯国“自是支庶必侯矣”，如此一来，诸侯王国的直接辖地缩小了，有的只有数县，其势力也再次得到削弱，已经名存实亡了。如此一来，诸侯王势大难制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推恩令”初见成效，汉武帝遂把它变成了定制。
看来，主父偃替武帝抛出的“推恩令”不失为一把温情脉脉的杀手锏，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如出一辙，比晁错强硬的“削藩”手腕要略高一筹。
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共“推恩”分封王子侯178人。有的诸侯诸侯王国最多分封为33个侯国，一般的也都分封为十多个侯国。这样，诸侯王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再也没有力量同中央王朝相抗衡了。
当然，在施行“推恩令”的同时，汉武帝还是要利用法律手段对诸侯王实行削爵、夺地和除国。“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国任官者，其地位低于中央政府任命的同级官僚，这就限制了诸侯获得优秀人才的可能。附益法则严格限制诸侯国的官吏为诸侯非法谋利、结党营私。因此，又有不少诸侯王因骄奢淫逸而被除国。
汉武帝并未就此罢手，他又派人监督各诸侯诸侯王国，一旦抓住把柄，立即予以打击废除。··如元鼎五年，汉武帝就利用“酎金事件”把已经没有多大权力的诸侯王狠狠地打击了一下。按照汉制，皇帝每年都要到宗庙主持大祭，叫“饮酎”。所有参加祭礼的诸侯王要奉献助祭的黄金，称为“酎金”。“酎金”要有一定的分量和成色。以前，各诸侯王都偷工减料、以少充多、以次充好。在元鼎五年八月的那次祭礼中，参加祭祀的诸侯王又如法炮制，企图蒙混过关。不料，汉武帝早有准备。他令人测定酎金的成色和分量之后，以大不孝为名，削夺106人的爵位和封地。此外，汉武帝还利用诸侯王无后代废除了一批王候。…
汉武帝后期的一些手段看似铁血无情，但它割断一切王候与他的血缘关系，汉初的遗留诸侯王国问题也彻底得以解决。
变革制度，移风易俗
汉武帝即位后，便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这些治国举措，既有魄力非凡的一面，也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在涉及变革的许多领域，汉武帝往往是标本兼治——不仅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权宜性手段，更重视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以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的。分析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
汉初的丞相，位尊权重，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实。这就难免与皇权形成矛盾。对权力欲望极大的汉武帝来说，这是不能容忍。因此，他决意要改变相制、削弱相权。
首先，不再任用列侯为丞相，而是任用出身低微的人为丞相，然后再封为列侯。汉武帝以前，实行的丞相制，专任丞相的人全是列侯。这些列侯都是军功大臣及其后裔，在朝廷位高势尊，权力很大。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任用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公孙弘出身低微，曾牧过猪，担任过小吏。后来上书朝廷，得到汉武帝重用。由于公孙弘出身贫贱，因此对皇帝的拔擢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对皇上毕恭毕敬，不仅处处按汉武帝的意志办事，而且还用儒家思想对汉武帝的一切措施进行文饰。
其次，贬损丞相。汉武帝改变了过去对丞相礼貌甚躬的态度。公孙弘到内廷去见汉武帝时，汉武帝有时连帽子也不戴。此后，汉武帝对丞相稍不满意，便当面斥责、免官或处死。
再次，汉武帝经常更换丞相。他在位时共有10位丞相，其中就有5人因罪自杀，或下狱腰斩。这种情况在汉武帝以前从未发生过。这说明在汉武帝时期，丞相的地位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此外，汉武帝又提高了御史大夫的地位，与丞相平起平坐，以分夺丞相之权。到后来，丞相改名为司徒，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太尉改为司马，统称为三公，三公都是宰相。这样，就把西汉前期以丞相为宰相的制度改为以三公为宰相的制度。相权一分为三，相互制约、互不统属，只向皇帝负责，这样宰相的权力就被大大地削弱了。
最后，汉武帝还设立了内朝（亦称为中朝），利用内朝与外朝对峙，分夺外朝权力，这是汉武帝削弱相权又一重要的权术。所谓“外朝”是指以丞相为首的行政中枢，它在“中朝”出现之前，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唯一官僚系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皇帝为了加强集权专制统治，往往提拔心腹近臣，在自己身边建立一套秘书班子，用他们去分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的职权，这一套秘书班子就叫“内朝”。“内朝”是汉武帝新创设的机构。比如，汉武帝常常从民间拔擢地位低微的儒学之士作为侍从，同他们商量朝中大事，征询他们的意见。这些人来自民间，了解民情，对社会的弊端也认识得比较清楚；同时，他们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积极进取，支持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因此，汉武帝对这一批人非常信任，让他们预闻政事，托为心腹之臣，成为汉武帝改革的智囊团。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有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但是，他们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也没有固定的官职，只能算作天子的宾客，但他们经常代表皇帝在朝廷发表意见。有时，他们根据汉武帝的旨意在朝廷上与大臣辩论，诘责朝臣，驳得朝廷大臣哑口无言。实际上这是汉武帝巧妙地诱导“外朝”官员淡出决策圈，退居执行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与朝廷正式职官系统不同的内朝官系统。这一内朝官系统，当时称为“加官”，有侍中、常侍、散骑、诸吏等名称。除了天子的心腹、亲信和宾客，外朝大臣中为皇帝所信任者，也可以加戴“侍中”等名号在内朝预闻政事，成为内朝官。汉代的尚书台，魏晋六朝时的中书省、门下省就是由内朝官发展而来的，清雍正时创建的军机处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择官吏的办法。然而，西汉前期的任官制度较为粗疏，而且存在着武将功臣垄断要津、仕途狭窄、“任子制”与“赀选制”产生流弊等诸多问题。董仲舒就在对策中提醒汉武帝：“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因此，完善人事制度，也是汉武帝必须直面的问题。
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是汉武帝时期主要的管理选拔形式。所谓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它源于高祖，而明文规定则始于武帝。察举孝廉是察举制度的核心，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奠定了汉代察举制的基本格局。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举的两个科目，后来混为一科。察举的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