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一
春节前后，忙忙乱乱，加上张先生身体不适，也就没有去打扰。过了正月十五，我要去厦门演讲，准备讲稿用去多日，三月十五日傍晚从厦门回来，休息一天，第二天上午即去看望看望张先生。下午又要去北京，再不去，就不像话了。这次去，离上次去隔了两个月还多。
一见面，发现张先生留了短髭，刮得光光净净的脸上，淡淡的一抹短髭，配着红润的脸色，显得精神了许多。问为何留了短髭？说年前看电视，见好些老先生都留了胡子，除夕洗沐，叫了理发师来，发理了，胡子留下了。试试，看方便不方便，方便就老留着，不方便下回就剃了。
我心里说，这是实话，实话什么时候说起来都是可爱的。
坐定之后，张先生说小李把印谱拓好了，取出递给我。一个专门用来拓印的线装本子，蓝色封面的左上方，贴有灰底白边的纸签，签上是张先生手书“作庐印存”四字，下面右侧“颔自署”三字略小，左侧两方朱砂小印，一曰长甘，一曰作庐。一看就知道，是张先生的学生李海涛女士拓的。掀开第一页，是小李毛笔小楷写的序，略叙制作经过，末尾署“戊子正月”，可见她是利用新正的机会，来张先生家一一拓制的。序中还说，共做了三册，一册张老保存，一册她自己珍藏，一册送我。
看罢收起，说，张先生，对不起，过年也没来给你拜年。
张先生说，一正月里都没见面，今天可要好好谈谈啊。
见他兴致高，我说，不提问了，你尽管说吧。除了中间上过两次厕所外，下面的话，可说是顺顺当当说下来的——
在南村待了一年的样子，我的境况又有了变化。
不是我的境况发生了变化，是杜任之的境况发生了变化。
一九四二年春天，美英要开辟第二战场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阎锡山知道，只要美英登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希特勒德国准会败亡。希特勒在欧洲败了，日本在亚洲也不会长久。为了适应新的抗战形势，这年四月，阎锡山把晋西十几个县划为五个区，设立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总领该区军政财文大权，简称战工会，各附一个战地工作团，简称战工团。每区有一个中心县，就是战工会所在的这个县，下面辖两三个县不等。这五个区是隰县、石楼、孝义、蒲县和乡宁。当时杜任之是山西省政府的委员，同志会的候补高干，颇得阎锡山的赏识，经赵戴文推荐，委任为孝义区战工会的主任委员。孝义是整个晋西唯一的一个平川地区，又与日伪占据的太原地区接连，可见阎锡山对杜的信任。
不是一开始就去的孝义，是孝义那边出了事才去的。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在平遥、介休之间，二战区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叫中街净化战役，打败了，骑一师师长赵瑞、骑四师师长杨诚叫日本人俘虏了，追查下来，孝义战工会主任委员翟全亚受到责难，撤了职，阎锡山要派个得力的人去，听了赵戴文的推荐，派了杜任之。
当时杜任之正在乡宁一带督战。临汾西山一带防务紧张的时候，驻军司令是彭毓斌，阎锡山派杜任之为铁军委员，责任是督促抗战。铁军是阎在军队里的效忠组织，铁军委员不签署退却命令，带兵军官不得擅自撤退。杜任之在那边干得不错，正好又有赵戴文推荐，这才去了。
铁军委员虽说权力大，身份显赫，毕竟是临时差遣，跟担任一个地区的主官还是不一样的。这是杜任之第一次出任地方大员，当然要组建自己的工作班底，用不着商量，就让我去了孝义战工会，职务是总部秘书室秘书。跟在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里一样，还是个干事，实际是他的秘书，好处是总部的摊子大多了，事情也多了，还有几个干事各司其职。同时去的还有政治研究院的好几个人。杜任之一走，第二期研究班结束，政治研究院也就撤了。
孝义城原在日本人手里，大约一年前，阎锡山的军队跟日本人在这儿打过一仗，收复了孝义县城，也有人说是阎锡山跟日本人订有密约，是日本人主动退出的，打仗不过是个样子。不管怎么说，我们去时，孝义县城完全掌握在阎锡山政权手里。孝义县，该说是孝义区了，这儿的军事长官是楚溪春，下面有军长，三个师长。
楚溪春对杜任之很敬重，杜上任那天，亲自到孝义城外迎接。楚溪春的职务是总司令，不是孝义区的，是当时晋西阎锡山政权北区的总司令。孝义城里驻扎的机关太多了，杜任之就把他的战工会总部设在离县城不远的兑九峪镇上。
战工会的权力是很大的，统管辖区内的政府、军队、组织、教育、经济。初到不久，孝义区的共产党还给他写过信，要他坚持抗战，这样的信该怎样回复，需请示阎锡山，请示的电报稿是我执笔的，杜说我写。阎的回电很简单，说：“只要我们进步，什么都可以。”这话很模糊，让人摸不着头脑。
杜任之在孝义区，一面宣传持久抗战，一面积极推行阎锡山的“新经济政策”，限制日军向阎管区进行经济渗透。我当干事，主要任务是记录他的谈话，整理成文，供他讲话用，或在区里的小报上发表。他的办公室在一家财主的院子里，我的住处离他不远，每天一到上班时间就过来。记得初到兑九峪的那个冬天，冷得很，我的手指冻得肿起来，几乎捏不住毛笔，看我冷索索的样子。他说，这算什么，列宁写作时，火炉里只有一两块炭，还不是照样写。
一九四三年春天，杜任之有个重要讲话，就是这个讲话，给他带来了灾难。
二战区里，经常办些训练班，克难坡办，下面各区也办。孝义区办训练班的地方，多在兑九峪镇上的清虚宫。这年四月，办的一个训练班叫“战地干部训练团”。办训练班，本地区的最高长官当然要去讲话。
杜任之事先安排我们准备了个讲话稿，题为《目前孝义地区的粮食问题》。杜这个人，水平高，口才好，讲话稿只是个样子，全凭他自由发挥。我也去了，他讲得确实好，好多都是讲话稿上没有的。他说：“老百姓饿肚子没粮吃，军队有存粮吃不了。有些军官高价倒卖粮食，还硬逼着征粮，老百姓实在是负担不起了。这明明是要他们的命么！孝义地面上，驻扎了这么多的军队，不去打日本人，这就要坐吃山空！”
那天，杜任之很激动，当时正闹春荒，他说，你们看看，孝义区的老百姓吃什么，菜窝窝头！还说，孝义区驻军有多少，全靠防区里的老百姓养活，还有政府人员，吃的用的，全是老百姓供应。当时，按阎锡山的指令，辖区内同时搞经济作战，有些像现在的反贪污反腐败的意思，成立了经济裁判法庭，还真的逮捕了一些有劣迹的官员。杜的义愤，就是针对这些事情说的。这次讲话，影响很大，人们都知道杜任之是真正抗日的，不像阎锡山过去派下来的干部那样，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
他的讲话稿，原本就是我起草的，讲话时，我又做了记录，过后根据记录做了修订，干训团在他们编的油印小报上发表了。薄右丞当时是战区视察处负责人，见到这张小报，拿给阎锡山看了，说杜任之有“政变嫌疑”。阎看后觉得问题严重，一是鼓动老百姓对阎政权的不满，二是泄露了阎军在孝义区的军事实力，这样的言论，是不可饶恕的。当地驻军的一些军官，也给阎打来报告，诬告杜任之征粮不力、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心等等。
阎过去对杜，一面是欣赏其才干，一面也怀疑其来历，至此就更加怀疑了。阎是个疑忌心很重的人，不信任的人绝不能留在重要位置上。怎么办呢？对付杜任之这样的地方大员，自然不能掉以轻心。慎重考虑之后，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阎给北区总司令楚溪春发去密电，同时给杜也发来一电，让他回克难坡汇报工作。杜不知底里，作了简单的安排，第二天一早动身前往克难坡。楚溪春和杨自秀亲自送行，杨是孝义区经济裁判法庭的主任，也是地方大员。这三个人，可说是当时孝义区的三巨头，杜要回克难坡述职，两人送行是情理中事。
这天杜任之可说是轻车简从，带着一个警卫员，警卫员牵着一头骡子，杜的坐骑。警卫员还挎着盒子炮。出了城，走了约一里地，楚溪春拿出阎的电报让杜看，电报上写的是：“杜任之讲话有叛变嫌疑，即派宪兵押解回部。”这是阎锡山的手谕，没人敢违抗。阎锡山这个人，人家说他是土皇帝，一点也不假，他给下边的命令，一律称之为手谕。从前皇帝下的条子，才叫手谕。我初到克难坡，听说阎长官的手谕如何如何，也是挺新奇的，都这个时代了，怎么还给长官批的条子叫手谕呢？真是奇怪。后来才发现，在二战区，人们都习以为常，不觉得是个事儿。
看了阎的手谕，杜任之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听从。不知什么时候，原先跟在后面的两个宪兵走了过来，上前给杜上了绑，押到路旁停靠的一辆大车上。临别之际，楚溪春还跟杜任之说了些宽慰的话。
这些我都是听杨自秀说的。
送走杜任之，按阎锡山的手谕，楚溪春接任了孝义区的战工会主任，还是他的北区总司令，这个主任算兼职。这也是阎的安排，密电上说了的。
战工会的秘书长是黄耿夫，楚溪春当了主任后，没有动他，还是秘书长。陕西人，思想比较进步，据说是共产党的老党员，跟刘澜涛在一起工作过。抗战初期，牺盟会活动时期，是一个县的牺盟会特派员，相当于抗日县长。都在杜任之手下工作过，跟我的关系也还好。杜来孝义后，政治研究院的主任秘书张献廷也跟了过来。黄、张、我三个人，算是与杜任之最亲近的。杜被捕后，我们三个人知道杜有个书箱，里面说不定有违禁的书刊，本来想寄放在哪儿，说不定杜将来有用处。杜还有个秘书叫杨汝桥，我们想把这个书箱放在他那儿，或是由他找个地方先藏起来，杨不敢，我们只好烧掉。晚上夜深人静之后烧一些，烧了两三天才烧完。杨不敢收藏，也能理解，谁也说不准往后还会出什么事。
过了几天，阎锡山给战工会来电报，问杜的讲话，“动机何在，影响个什么？”楚溪春批示让黄耿夫代拟答辞。黄拟的答辞是：“动机是老百姓没有吃的。逮捕前没有影响，逮捕后才有影响。”楚溪春看了没说什么，就按这个稿子发到克难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