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华尔街银行家在纽约JP摩根银行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应对股市危机的事宜，这些银行家包括JP摩根银行的托马斯·拉蒙特、国民银行的艾伯特·威金、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和乔治·贝克等。作为美国股市的主力，如果股市大幅度崩盘，他们的损失将首当其冲。于是，他们约定结成同盟共同向股市注入大量的资金以维持股市的稳定，并通过此举来挽回其他投资者的信心，引导他们入市护盘。然而，美国股市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再任由银行家的摆布。到28日，美国股市再次出现恶化，交易量超过900万股，包括美国钢铁在内的一些主要蓝筹股均跌幅惨重。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些银行家认为股市已无力回天，他们违反此前的约定，偷偷地向市场抛售手中的股票，甚至卑鄙地将这些股票卖给那些极力想挽救市场的“有良心”的银行家。更严重的是，这些人的恶劣行径引起了股市的连锁反应，有越来越多唯利是图的银行家开始效仿他们的做法。
10月29日，股市风暴卷土重来，华尔街迎来自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最具灾难性的一天。从当天交易开始，卖单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入股市中，从洗碗工人到大投资商，每个人都在拼命抛售手中的股票。市场中许多股票都只出现了卖单，根本没有买家接盘。这一天，纽约证交所的交易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600万股，据说，当天自动报价机打出的交易报价纸带总长度超过了15万英里，并且直到闭市4小时后才结束工作。股票的价格已经降低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平，难怪《纽约时报》对此评论说：“那些被市场吓破了胆的投资者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卖股票了。”
1929年股灾给美国留下了无比沉痛的烙印。许多公司、企业在这场灾难中蒙受了巨大损失，甚至濒临倒闭边缘。由于一些人在关键时刻的背信弃义、临阵倒戈，银行家很快从公众威望的顶峰跌落到谷底，“华尔街”则变成了贪婪和奸诈的代名词。此外，有些人还将银行家在金融业务中的贿赂行为公布于世，这更增加了人们对他们的愤怒和鄙视，使得那些平时在华尔街耀武扬威的人再也神气不起来了。此后，美国经济便迎来了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而这标志着美国“一战”后长达十多年的经济繁荣走到了尽头。
1930年头几个月里，美国经济形势出现了转暖迹象。各大银行重新拾起证券承销业务，为公司和外国政府提供融资服务。从表面来看，美国经济下滑的局面似乎已经终结，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然而6月份，胡佛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关税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Hawley—Smoot Tariff Act），该法案允许美国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其目的就是以高关税壁垒保护美国市场，使之免于受到来自外国竞争的冲击。但令胡佛意想不到的是，该法案拉开了一场国际贸易战的序幕，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纷纷出台。贸易量巨额减少导致美国货币供应量大幅度缩减，并造成收入、支出、价格以及工业产出量的大幅走低，致使市场上刚刚建立的信心被无情地击碎了。一条原本旨在讨好国民选民的政策最终演变成一个经济败笔，美国银行业因此遭受重创。
不久之后，美国当时存款量最大的商业银行——美国银行陷入困境。美国银行是联邦储备体系的成员之一，它在美国经济和华尔街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突出，其一举一动牵扯到经济和社会的众多方面。为了挽救美国银行，华尔街与联邦储备银行决定让它同其他三家银行合并，这三家银行分别是制造商信托公司、公众国民银行与信托公司和国际信托公司。按照原先计划，四家银行将于1930年11月23日进行合并，而新机构将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J哈伯特·凯斯（JHerbert Case）来管理。然而，因三家银行对新机构股份分配的争斗，该计划被迫在最后一刻流产了。此后，没有一家银行愿意接手美国银行的烂摊子，等待它的只有一个下场。1930年12月11日，美国银行宣布破产。
由于美国银行巨大的存款规模，以及作为联邦储备体系一员的身份，它的倒闭对银行在社会中的地位、形象以及人们对银行的信心等方面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美国银行倒闭的消息一经传出，大批民众在第一时间涌到银行换兑黄金，这加剧了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并导致收入下降以及失业率的上升。美国经济因美国银行倒闭事件而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华尔街的许多金融机构开始走下坡路。
然而，对美国经济的打击还没有停息。自1931年5月，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安斯托特信贷银行倒闭开始，金融恐慌先后从奥地利传到德国，再扩散到英国，然后又跨国大西洋蔓延至美国。这场金融恐慌源自各国人民对政府维持金本位制度的不信任，进而引发大规模的银行挤兑现象。1931年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度，导致市场压力全部集中于美元上。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损失了近10%的黄金储备。为了缓解黄金流失对美元造成的压力，美联储被迫大幅度提高贴现率，此举又一次严重阻碍了美国银行业的恢复。美国政府苦苦维持的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此时已变成一种象征。对脆弱的美国经济和银行业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更令人气愤的是，此时美国政府不但没有采取积极正确的措施来挽救危机，反而将美国经济带入了更严重的困难当中。面对急剧下降的政府收入和不断上涨的政府支出，胡佛总统还在试图平衡财政预算。1932年，在美国经济急速下降之时，国会竟然通过了提高税率的法案。受此影响，美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失业率超过25%，而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929年峰值时期的一半。随后美国经济中的各种矛盾、问题在华尔街上反映出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6月8日下降到了4122点，这仅比该指数诞生之时高了约1/4，与1929年的最高点相比，下跌幅度达8919%。
总的来说，自1929年股灾开始到1933年初期，美国银行业主要经历了四次危机，其原因分别是股灾、美国银行倒闭、金融恐慌蔓延以及政府错误税收政策。这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每一场灾难都使民众对政府和金融体系的信心进一步减弱。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萧条彻底击垮了在20年代后期所形成的秩序良好的金融体系。据统计，在此期间，美国货币存量减少了33%，物价下跌了25%。到1933年时，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1929年峰值时的2/3左右，失业人数占劳动人口总数的1/4，而全国超过1/3的银行倒闭关门。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台
在危机前期，人们还有闲心对危机的成因进行分析研究。有人认为是股市的崩溃引发了此后严重的经济危机；有人认为是农业危机引起了整体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也有人认为是“一战”期间形成的欧美之间庞大的债务关系阻挡了经济发展；还有人认为是在金本位的制度下，货币流动性增加无法跟上经济活动的增长，因此出现了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对消费者来说，在短期内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但对投资者却是致命的，价格下降导致利润减少，企业不再愿意投资，经济活动开始萎缩。
随着危机一波接一波地到来，大萧条被不断地加深加重，美国人已被无助、绝望占据了心灵，他们似乎永远看不到前途的光明。此时对民众来说，大萧条的成因已变得无关紧要，他们只希望能够尽快摆脱这种糟糕的局面。渐渐地，愤怒和憎恨替代了他们的沮丧和无奈，他们急于寻找发泄的对象。
早在1928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在去世前指出：“美联储存在的意义在于为美国经济提供保护，以抵御货币利率之类的因素所导致的任何灾难……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们将有能力通过向市场大量注入货币来缓解危机。”但是当危机真正来临之时，美联储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使得原本一场普通的通货紧缩演变成经济界的海啸。所以，美联储自然成为了社会大众发泄怨恨的首选对象，而这实际上表达的是，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在这些质疑和不满声中，当然也存在一些不怀好意的成分。民主党人正在利用这次经济滑坡将胡佛政府污蔑成一个无能的政府，他们在民众背后煽风点火，对共和党人横加指责。1932年是美国大选年。胡佛认识到，共和党要想在下届选举中获得支持，必须转移民众的仇视情绪，于是华尔街投机商便成为政府失职的替罪羊。胡佛与这些银行大亨们本来是“好哥们”、“好兄弟”，但到了关键时候也只能“大难临头各自飞”了。
1932年2月下旬，胡佛总统对华尔街下手了。胡佛认为，拥有境外资金势力的投机商在市场中的卖空操作是导致危机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他提议国会对股票交易所中的卖空压价行为进行调查。一周后，参议院便安排了一场旨在调查股票交易行为的听证会。用民间的话讲，经济如此大幅度滑坡，肯定需要有一只“替罪羊”来承担责任，否则政府无法向公众交代。4月11日，政府对银行业的调查进一步升级，参议院召开了更大规模的听证会。
到1932年夏天，参议院听证会在总统大选的呼声中戛然而止。经过投票选举，民主党推举出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胡佛竞争总统的宝座。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宣传和辩论活动。自选举开始，民主党人对胡佛政府在解决危机方面的无能表现就没有停止过攻击，同时他们还强调，国内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行为以及政策上的失利是导致1929年股灾爆发和后来经济恶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对金融市场施加干预，以规范经济权力的集中程度。最后，罗斯福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
1933年3月，罗斯福在白宫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罗斯福表示：“如今，银行家们已经从他们高高的神坛上跌落下来，我们应该将这个神坛当作古代遗迹保留。”正如罗斯福所讲的那样，华尔街正迎来一场血雨腥风。此后，罗斯福任命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接管了参议院委员会的听证会，继续对华尔街展开调查。在罗斯福的主导下，参议院听证会的矛头迅速指向了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后来，JP摩根银行、花旗银行等华尔街金融巨头的首脑们先后出庭接受询问。随着调查的深入，银行家贪婪、卑鄙和无情无义的罪证被大量揭露出来，此时人们更加确信，正是银行家在证券市场肆无忌惮的投机行为，才造成今日经济危机不断恶化的局面。
此时，银行业的改革已迫在眉睫。罗斯福总统希望通过建立法律，使金融市场彻底摆脱私人银行家的束缚。1933年6月，在罗斯福总统的大力倡导下，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简称《1933年银行业法案》，该法案主要对银行的经营业务做了限制，它将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开来，以削弱银行对市场控制力。
法律遭遇内部联合的困境
对银行业来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此时，华尔街金融巨头不得不面对艰难的抉择，他们需要选择以后从事哪种银行业务，是商业银行还是投资银行？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台以后，有些人认为，该法案在打破银行托拉斯方面比其他任何法律都卓有成效；另一些人，尤其是银行巨头们，他们对罗斯福的银行改革方案嗤之以鼻，认为这只不过是政治家的手段，长久不了。
长久以来，J·P·摩根银行作为华尔街的金融霸主，在美国银行体系一直扮演着独裁者的身份。有人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针对的对象就是J·P·摩根银行。当时，银行收入主要来源于信贷、票据贴现、证券承销以及投资顾问服务。如果将传统业务与投资业务分离开来，势必会降低银行的规模，削弱它们的金融实力。但是，华尔街银行家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他们对法律总是抱着熟视无睹的态度。
J·P·摩根银行同华尔街其他大型的货币中心银行——花旗银行、第一国民银行、大通银行等一道选择了商业银行业务，并将投资银行业务分离出去，成立了各自的证券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对外宣称是新成立的独立公司，但实际上还是听命于各自的老东家。J·P·摩根银行将投资银行业务拆分给了新成立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 Co），并为其建立提供了资本金。作为补偿，J·P·摩根银行的合伙人分别拥有摩根士丹利公司一定数量的股份。
摩根士丹利领导者是哈罗德·斯坦利以及J·P·摩根银行总裁的杰克·摩根的儿子亨利·S·摩根，其主要合伙人也都是以前J·P·摩根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从这里可以看出，摩根士丹利无非是J·P·摩根银行为了对抗罗斯福的法律手段而玩的一场把戏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摩根士丹利正式成立的那天，按照惯例所有人应该合影留念，但杰克·摩根和亨利·S摩根甚至没有现身，而是去郊外打猎去了。他们显然认为，摩根士丹利的成立与否，根本不会动摇J·P·摩根银行在华尔街的统治地位，因为其本质还是属于摩根银行的。
摩根士丹利接管了此前摩根所有的投资银行客户，迅速开展起投资银行业务。对客户来说，摩根银行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只不过换了个称呼罢了。这样的场景不得不让我们联想起20年前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后的情景。约翰·D洛克菲勒依靠多家新石油公司的暗中联合，继续操控美国石油行业，不仅如此，他还变得比以前更加富有。
可以说，内部联合是寡头对抗法律最高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法律在明，联合在暗，法律永远敌不过银行家的暗箱操作。第四章谁在发战争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