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戏曲艺术的摇篮，是中国戏曲的发源地之一。这话一点不夸张。早在北宋年间，山西南部就有了滑稽戏、歌舞戏、百戏技艺、傀儡戏等具有萌芽状态的戏剧艺术，并且在民间广为流行。当时的泽州（今山西晋城）曾出过一位有文化的说唱艺人孔三传，他在唐宋大曲和鼓子词一类单宫调说唱的基础上，首创了“诸宫调”说唱艺术，用传奇、灵怪故事编演诸宫调说唱本，在汴京瓦舍中献艺，曾经名噪一时，为元杂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我国历史上的宋金时期是戏曲艺术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时期，金代杂剧形成两个系统，一个是燕京杂剧，一个是河东（今山西省南部）杂剧。当时，河东地区经济文化比较繁荣，一些与戏曲文化有密切联系的事业得到了发展，一是当时各地纷纷将因战争而至湮废的庙宇进行大规模的翻修，并陆续创建了一批新庙宇，这些庙宇成为金代杂剧作场的主要场所。二是河东印刷业兴盛，成为金代主要刻书中心。当时稷山县的竹纸和平阳府（今临汾市）的白麻纸是极好的印书材料，刻书业的兴盛，为金代杂剧剧本的普及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三是撰写说唱词曲之风盛行，很多文士贵胄都参与其中，这些都促成了杂剧在河东地区的兴盛。侯马金墓、稷山县马村、化峪、苗圃出土的金代墓葬中，有很多杂剧砖雕，这些文物的成批出现说明了杂剧在山西南部的活动很频繁，可以看出当时戏剧艺术与当地人民文化生活的特殊关系。
历史的发展进入元朝，原来在金代就比较发达的河东仍然将他的繁荣延伸到了元代，河东的繁荣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了温床。杂剧在金朝百余年的发展中，受到北方民间诸种演唱艺术特别是诸宫调的直接影响，朝着结构严谨的多宫调体系迈进，最终形成了成熟的元代戏曲，也就是元杂剧。正因为元杂剧形成于山西南部，山西南部的戏曲文物特别丰富。临汾、襄汾、洪洞、新绛、翼城等地，现在还保存有元代的八处戏台，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珍贵戏剧文物。这一时期，山西还出了一批杰出的戏曲作家，如解州的关汉卿（亦有大都之说），襄陵的郑光祖，平阳的石君宝、狄君厚、孔文卿、赵公辅、于伯渊，新绛的李潜夫，太原的乔梦符、李寿卿、刘唐卿，大同的吴昌龄，河曲的白仁甫等人，他们都留有许多不朽的著作。这就是我们山西在戏曲发展中的辉煌一页。
在这块厚重浓郁的戏曲文化土壤中，出现了一代又一代传承古老戏曲文化的伶人，从他们的手中戏曲文化得以繁衍不息，世代相传，成为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并不为社会所重视，无人为他们立传，只有少数一些人，在历史记录的只言片语中留下一丝痕迹，更多的人则已悄无声息地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不为人们所知。直到近代，也就是清末民初，才有史料和口碑相传。
蒲剧是山西最早形成的剧种之一，清朝乾隆年间进入盛期，但那时有哪些名伶，他们的艺事如何，均无记载。直到清同治、光绪至民国年间，蒲剧迎来又一个重要繁盛时期，整个蒲州、平阳地区出现了许多家喻户晓的名伶，如：“老元儿红”张世喜、与京剧一代名伶谭鑫培齐名的“元儿红”郭宝臣、“老三盏灯”王来来、德艺兼重的“彦子红”祁彦子、花脸行里的三杆旗黄管子、张闷呆、“八百黑”吕长林、“晋南丑”吕庚仁、“堂儿红”李彦堂、任金祥、“白菜心”郧三吉、蒲剧改革家杨登云等。稍后一些又出现了彭福奎、陈根青、孙广胜、王存才、原筱亭、宋友梅、董银午等名伶。当时王存才的“路数”，冯三狗的“乱弹”，孙广胜的“走”被一致称道，他们表演技艺高超，各有绝技，时人有“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宁误打夏收秋，不误广盛《藏舟》”的戏谚流传。他们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艺人，这一批名老艺人为蒲州梆子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到了50年代，蒲剧界又出现阎逢春、王秀兰、张庆奎、筱月来、杨虎山五大名演员，他们当之无愧地引领蒲剧一代风流。
晋剧也称中路梆子，主要活跃在山西省的中西部和北部地区以及内蒙古、河北等周边省份的部分地区。它之所以能成为山西四大梆子之首，与它流传地域广泛、班社名家不胜枚举、具有广泛的影响分不开。
中路梆子形成后，也就是同治年间，舞台上出现了二八黑、天佑黑、一千红、八百黑、王彩云、云遮月、天明亮、棒杵红等艺人，他们是晋剧史上第一代有成就的艺人，从光绪年间到清末，中路梆子进入一个辉煌时期，名艺人有三盏灯、福盛生、玉石娃娃（刘玉富）、十里麻、核桃红、五月鲜、六月鲜、玻璃翠、玉昌红、狗儿旦、晒鞋旦、夜壶丑、没骨头、子都生、草上飞、黄芽韭等，民国初期的十来年，中路梆子又进入第二个辉煌时期。这时班社林立，流派众多，名伶荟萃。盖天红、说书红、李子健、十三红、小十二红、三儿生、十七生、狮子黑、彦章黑、天贵旦、毛毛旦、抓心旦、有福旦、玉兰旦、福义丑等名艺人演技精湛，各有绝招，独领风骚。如三儿生的出汗功、毛毛旦的呀呀腔、天贵旦的咳咳腔、盖蒲州的“十不该”、翎翎生的翎子功、自来香的跷子功、抓心旦的台步功、油糕旦的叠衣功、万人迷的水袖功、红梅旦的喷火功、说书红的茶盘功、有福旦的椅子功等等，都令人拍案叫绝。这些前辈老艺人在唱腔和做派上，不断创新，不断改进，对中路梆子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女艺人出现在舞台上，打破了男艺人一统舞台的局面。以丁果仙为首，此外还有筱桂桃、筱桂琴、刘桂英、程玉英、刘俊英、董翠红、董桂花、牛桂英、郭凤英、郭兰英、冀美莲、孙福娥、花艳君、丁艳霞、乔玉仙、张美琴、梁小云、刘芝兰、冀兰香、郭红梅、马秋仙、二奴奴、任玉珍等；男角新秀只有王银柱、郑雅楼、赵月楼、王正魁等少数人。尤其是丁果仙，对当代晋剧风格的形成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路梆子迎来了第三个辉煌时期。除以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程玉英等晋剧表演艺术家为代表的一代人仍活跃在戏剧舞台外，出名的新秀有刘仙玲、冀萍、程玲仙、范翠萍、安冬梅、丁玉英等，到60年代初，又涌现出了王爱爱、侯玉兰、张鸣琴、马玉楼、田桂兰、武忠、刘汉银、郭彩萍、王万梅、阎惠珍、郑忠贤、姬荣生、高翠英、降金元、杜玉梅、冯继忠等一批新人。可以说人才济济，流派纷呈，不愧为四大梆子之首。
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同宗同源，是蒲州梆子扩展的产物，大致成熟于清乾隆至咸丰年间。同治至抗日战争前是北路梆子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初，蒲州籍艺人仍然不少，仅进京献艺享名的就有“十三旦”侯俊山、“十三红”孙培亭、“云遮月”刘德荣、“盖七省”董瑞喜等等多人，本地名角更是数不胜数，仅留名部分舞台者已达230多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路梆子遭到严重破坏，只有晋绥根据地和内蒙古西部还有一点活动，“二梅兰”雷艳云、“七岁红”马素琴、“海棠花”王秀英等名演员，辗转绥蒙、晋绥地区演出，为保留北路梆子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上世纪50年代初，北路梆子才重见生机，贾桂林、高玉贵、董福、安秉琪为当时的代表人物，之后又有了李万林、翟效安、孙一清等一代名家，现在活跃于舞台的成凤英、杨仲义、贾粉桃、张彩萍等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北路梆子新的领军人物。
上党梆子是山西省的四大梆子之一，因其产生和主要流布于秦汉时期的上党郡而得名。当地人称“大戏”，也曾称作“上党宫调”。1954年全省首届戏曲观摩会演时定下“上党梆子”这个名字。上党梆子过去的班社，除梆子外还兼演上党昆戏、上党罗罗腔、上党卷戏和上党皮黄，共五种声腔，合称“昆梆罗卷黄”。近年来，昆、罗、卷已绝迹舞台，只是以梆子为主，有些剧团或唱些皮黄。
清咸丰年间至抗日战争以前，是上党梆子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造就了号称一代戏王的赵清海，以及郎不香、申灰驴、曹火柱、都歧歧、靳伯庐、冯国瑞、王福成等一批名伶。活跃于抗战时期到60年代的驰名演员则是须生段二淼、郭金顺、申银洞、赵德俊、温喜云、王东则、徐执中、李子清等。解放后到上世纪70年代初，造诣最高的上党梆子名家有吴婉芝、郝聘之、郝同生等。当今，上党梆子后继有人，张爱珍、吴国华、张保平、郭孝明、陈素琴等成为新一代表演艺术家。
靠着这些一代又一代痴心于戏曲艺术的人们，我们优秀的民族戏曲文化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