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１９４２年２月，边区政府正式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土地暂行条例》，统一了政策，大大推动了边区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如太行地区减租减息运动，从１９４２年６月逐渐开展起来后，武乡县有一半以上的行政村（约５０多个）采用说理斗争的办法，在３个月内解决了１２０００多个问题，典地定年限２０００顷，租地订约１６０顷，清债２２６０００个，铜钱８２０００多吊，粮食８１０００斤，退土地文书１３４００多张；武安县从１９４２年５月到１９４３年１月这段时间，农民抽回文约８４７４张，清出押地４６４２亩，清出房间１６９１间，清债３５１４３０多元，减租１９６９５０斤，退租１３６０５０斤，雇工增加工资１７８２００斤①。
经过一年多的实施，结合有利的经验和吸取产生问题的教训，１９４３年１０月，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土地暂行条例》后，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起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仍有一些租佃问题，明减暗不减的情况普遍存在。所以，针对此种情况，根据党中央的指示，１９４４年冬和１９４５年春，边区各地的腹心地带又普遍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减运动”。特别是晋冀豫区，运动规模更大，在纵横几百里的地区，几乎无村不在斗争，无人不卷入斗争。
通过查减，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确保了减租减息的胜利成果。据黎城、平定、临城、和东、偏城、壶关、黎北、太谷、武安等９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４５年夏，共解决土地问题１３０００多件；收回佃权土地４４３５亩；新订租约土地７４１３亩；新减土地２２６６亩；退租４４５４亩；典当地延期与复典地４４６４亩；清债退粮９８石，退洋５２３２１元；抽地５０５亩；退租换约１３５９亩，退银元１７５９１元；其他包赔损失等共计得地（租地抽地）２０４２２亩，粮３９０。８石，银元４４３６９元②。
这里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边区政府对农民钱粮征收的数额。以民国三十年为例（１９３２年），我方：太行、太岳每亩钱粮征收三元至五元，最多不超过五元；在冀南每亩征收连建设费在内是五角；敌占区：实行“余粮归公制度”，即每个农民每年所收获的粮食，除去最低食用数额外，所有余粮，一律归公。
“伪满”也已实行了余粮归公的“公仓库制度”。按年、按月、按日领粮，一家人勉强能糊口，亲戚家人往来，还要带粮，不然就要饿肚子。对农民来说，“家里有粮，心里不慌”，辛辛苦苦一年，无非希望多收点粮食而已。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劳动果实几乎全部被掠夺，可见敌占区农民生活之艰辛。大后方，即国统区，国民政府第三次财经会议，决定西南各省田赋改征粮食。其①《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第１６５页。
②《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７月３０日。
办法是每亩田赋征收稻谷二市斤。按国民政府规定，每两粮银征二元五角五分。折合稻谷，合计征收七斤半。稻谷以一斗碾五升米计算，即要征米三斤十二两。按大后方现时米价，每斤在三元以上，那么每亩钱粮就要征收十一元二角五分①。可见边区的减租减息并不是因为田赋负担过重，边区征收钱粮过多，而是中国共产党本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边区田赋是用于争取民族解放，从事抗战建国，保卫与发展人民的切身利益的，是抗日政府供给前线军队，举办各项生产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２。合理负担
“合理负担”原本是阎锡山为了补助战时财政，根据“有钱出钱”的原则而提出的一种征收财政的办法。当时山西的口号是“得利息的人多负担，赚钱多的人要多负担，财产多的人要负担”，这个办法一直到太原失守以后，才被几个地区的进步政权初步实行了。后来晋冀鲁豫边区又依照了阎锡山提出的“合理负担”原则，结合自身情况，把其具体化进一步发展成为边区执行的“合理负担”。边区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２年期间，对农民征税主要实行的是“合理负担”，但比之山西当初所定的“合理负担”办法是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实际的。当初山西的“合理负担”是按村分十一级产分二十等来分配负担数目。这一分配办法，是偏重中农贫农、苛重地主富农的办法。因而执行起来，就成了片面的“富农捐”的办法，有些执行错误的地方，简直就成了“打地主，打富农，吃大户”的办法。这个办法，用之于临时一次还可以，若行之久远则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是与统一战线政策不相符的。边区所执行的“合理负担”是以一三累进率递进，而又以粮食小米一石杂粮一五斗共合二石五斗，作为定分与分配标准点的。可见，这个办法是使地主富农稍微轻一点。如阳城县１９３７年人均负担１。７３３元，１９３８年因切实执行了合理负担，人均为１。１８２元，１９３９年竟减至０。６２９元。山西人民的负担在战时因实行合理负担的结果，反比平时减少了２／３以上②。
虽然边区实行的“合理负担”和过去相比已比较合理，但在执行合理负担政策的同时，又暴露了不少问题。因为边区执行的“合理负担”是“超过九百五十元以上者每多百元，一律以八十分计，不再累进”，这是对大地主特等①《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第４１７－４１８页。
②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时的中国经济》，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印，１９５７年，第４８５页。
富户便宜，一般中小地主富农，还稍重一点。又以起征点是二石五斗，有一部分中农及大部分贫农是不出的，还是便宜了一部分中农及大部分贫农，这在征收税款上，是失掉许多应该负担的人---一部分中农大部分贫农，可以说是对战时国家财政上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损失①。
这不但造成了“大户”对抗日政权的不满，不利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滋长了一些群众逃避负担的恶习，给财经工作带来了困难。同时，由于战争的关系，部队的流动性很大，相应的财经机构和工作也没有跟上去，因此几乎是依需而征，随需随征，不仅造成一些地方群众负担或重或轻的不合理现象，还造成财力和人力上的浪费和漏洞。加之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是晋冀鲁豫边区严重困难时期，日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和自然灾害的侵袭使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征收统一所得累进税便呼之欲出。
３。统一累进税
１９４１年８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实行统一累进税，它是比合理负担更为科学的一种税收政策，其目的是为了有计划地动员和节约民力。其结合边区这些年实行合理负担的经验，并吸收晋察冀边区的进行累进税的结晶制定的，这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四大法令之一，也是敌后根据地在财政税制上的一大创新。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随后又对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和细则进行修改，开始在整个边区全面实施。统一累进税规定了免征点，实行了分级累进，冀南、冀鲁豫两区虽然仍实行合理负担，但也是贯彻了有累进、有免征点的原则，都使负担面扩大到８０％左右，照顾了农工商各阶层的负担能力和人民生活，克服了负担上的混乱现象。
晋冀鲁豫边区的统一累进税办法，共计七章二十九条。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是“富力的折收”，第三章是“税等、税率和累进率”，第四章是“分数的计算与征收”，第五章是“调查评议和定分”，第六章是“罚则”，第七章是“附则”。为便于执行，又发布统一累进税实行细则５７条。统一累计税之所谓统一，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把所有资产（财产税）与收入（所得税）应纳地税，都统一于一种税中，按年度交纳。统一累进税实行后，除了个别具有重要作用的税种外，其他烟酒税、印花税、牌照税、营业税以至田赋，均①《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第５４０－５４１页。
一律停征。统一累进税把农业税、工业税、商业税、财产税和收入税等合并一起征收，带有单一税的性质。统一累进税的征收完全统一于边区政府。税款只有边区政府有权动用，其他任何机关不能动用。改变过去边区、专署、县、区、村随便征税的办法，任何机关、团体都不准以任何形式向人民征款派粮，违者必依法制裁。统一累进税是边区财政实现统筹统支的基石。这里要关注的是统一累进税在土地农业方面的规定。
边区的统一累进税以“富力”作为各种收入的计算单位。各种收入折合依下列规定：农业收入以每收入十市斗谷计一富力，但以收入性质不同，须依下列规定分别折合扣除再生产费用。甲、自耕地须先按土地总亩数，每亩扣除一市斗谷，再按总产量扣除十分之一再生产费用后计算。乙、佃耕地须先依亩数扣除一市斗谷，再按总产量扣除十分之一再生产费用外，并须除去其应交之地租计算。丙、出租地未投资在生产费用者，应按其实得地租计算。农业税共分为六等，税率起码数为六厘，最高税率为九厘五，其各税等之纳税富力（以下称之为税率），累进率和税率如下：
第一税等：从开始至一个半税力，累进率为六厘，税率为六厘至一分五厘。第二税等：从一个半税力至三个税力，累进率为五厘，税率为一分五厘至二分二厘五。第三税等：从三个税力至五个税力，累进率为二厘，税率二分二厘五至二分六厘五。第四税等：从五个税力至七个税力，累进率为六厘，税率为二分六厘五至三分八厘五。第五税等：从七个税力至十个税力，累进率为七厘，税率为三分八厘五至五分九厘五。第六税等：从十个税率以上按此累进，税率为五分九厘五①。
统一累进税是直接累进简易的税制。因为是直接的，所以纳税人不能转嫁于人。因为是累进的，故适合各阶层的实际情况与钱多多出的原则。不仅比田赋公道，而且比合理负担税制更加公平，方式方法更加完善。资产的负担面缩小了，除土地外，其他存量存款一律不负担，这是奖励节俭储蓄的。之所以要征收耕地资产税，一是为增加财政收入，保障抗战供给；二是为减轻贫农、中农的负担，刺激地主投资工商业，以发展经济；三是与减租减息政策相配合，适时削弱剥削，提高人民的抗战热忱。农业收入负担都弄明确了，各种不同性质的收入，如地租、自耕、佃耕、工资都有明确的折合与减免的规定，这在奖励生产上大大有好处。
①《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第５９６－５９７页。
晋冀鲁豫边区征收的统一累进税，充分考虑到了人民的实际情况，基本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其中确定统一累进税的负担人口要占全村人口的８０％左右，个别富裕村庄还可以达到９０％，贫困村庄也可低于７０％。其理由是“众擎易举”。①还有延长新开荒地、滩地等减免税期限的规定：甲、新开荒地、滩地在五年以内收入都不征税，其有特殊情况并有很多收获者，得由各专署具体规定征收收入税，但纳税收入不得超过其实际收入二分之一为限（即收获一石只能按五斗计算征税）。乙、轮荒地收入不征税，其收入多者如甲项的后半段。丙、新开渠旱地变为水地，第一年仍按旱地产量计算征税，第二年即按水地计算征税。抗日革命军政人员在其家中扣除一个免税点以示优待：荣誉军人及退伍军人其本人自耕之土地，以其从事耕耘土地时间计算，二年内不得征税。合乎统一累进税的条件者有：甲、私田、寺庙田、族田（包括小社地、老人地、里甲地等）、教堂地。乙、可能耕作并无特殊原因故意怠荒的土地。丙、蒲苇地、竹园地、果树地、药材山坡地、桑叶地②。可见统一累进税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扩大了征收范围是很合理的。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土地田赋政策主要便是以上几点，以时间上来说，边区政府创建之初实行的是征收田赋的政策，各地取消时间不同，到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３年才完全取消。而减租减息政策是在边区较早实施的，并且贯彻了抗日战争的始终。合理负担政策则是边区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２年期间实行的。而合理负担的实行是征收统一累进税的前奏，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５年，实行的是统一累进税。从地域上来说，整理征收田赋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在边区大部地区实行过。统一累进税并非全区同一步调，全面推行的。首先在环境比较稳定的太行区实行，接着在太岳区推行。取代了原先的合理负担政策，而冀南、冀鲁豫区自始至终实行的是公平负担，只对原办法进行若干的修正，但其内容与精神是同合理负担与统一累进税基本一致的。从作用上来说，以上土地田赋政策都是为动员民众，聚集财力巩固和发展晋冀鲁豫边区，争取抗战胜利。而在实施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的同时，仍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这些政策相互配合，削弱了封建地主经济，促进了封建的土地由集中走向分散，使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土地，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①
４２７页。
②
《太岳革命根据地财政资料选编》（初稿），太岳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编写组，１９８７年７月，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第３３９－３４０页。
（三）边区政府田赋政策的影响
由于晋冀鲁豫边区采取了积极有效合理适当的土地田赋政策，切实的维护了人民的利益，鼓舞了人民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对于巩固和发展边区，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调动了了广大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奠定了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由于土地田赋政策的合理性，无论是减租减息，还是征收统一累进税，都起到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激发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人民采取各种办法来发展农业生产，又在边区指导下成立劳动互助组织，组织农民添置农具、兴修水利设施、开垦荒地以发展农业，提高粮食产量。群众相信多打粮食是自己的，便会在经营方面下功夫。１９４４年，太行区共开生荒地２５万亩，熟荒地９６０００多亩；冀西开生荒地８３５６亩，熟荒地１４５０００多亩，修河筑地２３００多亩，增加水渠２５１个，水井６６口，水渠１９２道，旱地变为水地４９４０多亩①。
其次，广大人民踊跃参军参战，促进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由于人民田赋负担的减轻，维护了人民的利益，激发了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广大人民踊跃参军。如１９４０年，左权、黎城、榆社等老区，有１／８的青壮年参加了军队，左权的许多村庄，几乎全部青年都参了军。１９４５年大反攻前夕，更是掀起了参军的热潮。如太岳沁源县，七月间一周有１３００人参军，冀鲁豫区仅一分区就组织了四个团，卫河县有１２０００人参战②。同时地方武装力量也大大壮大。八年抗战中，民兵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巩固了根据地。据《新华日报》（太行版）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７日报载统计，如太行区地民兵从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４年，共进行大小战斗２８８７２次，毙伤敌伪５８２１名，生俘敌伪２８７２名；破坏敌人公路１７２３里、桥梁１５５座③。广大人民群众也积极参加抗战劳务，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最后，团结了各个阶层，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租减息，不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坚持交租交息的政策，照顾到地主和富农的利益，改善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对于富农，在改善雇工关系的条件下，还鼓励其进行资本主义的经营生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各个阶级、各阶层的关系，打击了日军及投降派引诱煽动地主、资本家投降的阴谋，在经济上团结了各个阶层。从“合理负担”到征收统一累进税，更是根据实际收入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７日。
②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４月，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③《新华日报》（太行版），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