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着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认定该书的作者却说法各异。
《隋书‘经籍志》称“刘向录”；《引日唐书·经籍志》称“刘向撰”；《新唐书·艺文志》称“刘向撰《战国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篇”；顾广圻则谓“《战国策》实（刘）向一家之学”。这些古籍都把《战国策》的编纂或着作权归于西汉的刘向。
但是，刘向本人却并不承认。他在《战国策·叙录》中说：“所校《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菖。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目《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只承认把游士的着作汇成一集，起名《战国策》而已。
《藏国策》作者这一疑点存在了两千年。近代学者罗根泽的《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出版后，才对《战国策》的作者提出了新的假设。蒯通系秦汉之际的纵横家，曾劝说范阳令归降陈胜起义军，又建议韩信攻取齐地，劝韩信背叛刘邦而自立，汉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着有《隽永》八十一篇。其理由是：第一，《史记。团儋列传》：“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战国策》正是“论战国权变”之书。第二，《战国策》原名《短长》、《长书》，而蒯通正是“善为长短说”之人。第三，《战国策》迄于楚汉之争时，而蒯通曾在楚汉之际游说韩信，在时间上吻合。故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曾说，《战国策》亦载蒯通游说韩信的言论。第四，古代私家着作往往没有统一的书名，如《论语》书名，定于汉初；《史记》在汉时称《太史公》或《太史公记》等。《战国策》初期亦无定名，至刘向时方才为之定名。第五，《战国策》又名《隽永》。《汉书·蒯通传》：“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隽永》即惰长，亦即《短长》、《长书》、《惰书》之谓，《隽永》当为蒯通对该书的自名。因此，罗根泽的结论是：“《战国策》始作者为蒯通；增补并重编者为刘向；司马贞所见是否即刘向重编本不可知，今本则有残阙矣。”此说一出，争辩更为激烈。
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此书对于考证《战国策》的作者，又提供了新的思路。该书许多部分与《战国策》相同或类似，但体例详略不一，而以记载苏秦一生的言论为主，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苏子》一书的辑录。但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又为各种游说故事的辑录，大都与《战国策》相同，而全书的最后年限则为秦国攻楚，似成书于秦汉之际。这样，对于《战国策》成书于蒯通的说法，又增加了一层迷雾。
《战国策》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的作者之谜虽经多方破解，仍不能给人们一个确定的答案，有待于后人的进一步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