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的两个月时间里，主人公吴荪甫雄心勃勃地企图发展民族工业，但这理想在半殖民地现实面前迅速地被碰得粉碎，转瞬之间便破了产，终于把自己的产业出卖给帝国主义。吴荪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他的悲剧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悲剧，说明20世纪的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围绕吴荪甫的活动，《子夜》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的被吞并，公债场上的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从而在较大规模上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线索，即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的矛盾，写得最为充分、深刻。吴荪甫是个有抱负、有实力、有手腕的资本家，他想要做一个正正派派的工业家、企业家，希望在中国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的宏图，因而看不起赵伯韬这种人。但是当他刚刚迈出第一步时，就遇到了困厄。一是厂里的经济跌落，中国丝在巴黎、纽约被日本丝排挤；当他不得不把损失转嫁给工人时，引起了工人的反抗。二是农民运动兴起，家乡双桥镇告急，这位出身大地主的资本家失去了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三是赵伯韬找上门来，提出联合建立多头公司，实则准备随时吞掉他的资产。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各种棘手问题，表现出他的果决和铁腕，一时成为上海滩上的凤云人物。但他处境险恶，赵伯韬可以应付各种公债和各样女人，吴荪甫则要把全副精力用于事业，“过着打仗一般的生活”。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破产，购买力大降，再加上交通阻隔，商品销售困难，严重打击了吴荪甫的事业。而另一方面，农村破产使得大批农村资金流入城市，例如那个让女儿出卖色相的老地主冯云卿就是带着大笔款子到上海来的。摇摇欲坠的民族工业无力吸引这批资金，于是它很快就流入金融投机市场，那里正是金融托拉斯赵伯韬的天下。吴荪甫为了打败这个劲敌，也出于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竟也把资金投入这买空卖空的冒险投机事业，走上自己开始时并不想走的路，并且遭到惨败，一切理想落空。为了与赵伯韬“开个玩笑”，让他在美国老板面前碰个钉子，便把产业卖给了英、日帝国主义。吴荪甫自己空做了一场黄粱梦，最终还得投入洋人的怀抱。这些描写肌理稠密，严丝合缝，是社会分析小说的重大特色，表现了作家对半殖民地社会了解、剖析的深刻性。
20世纪30年代一位着名经济学家曾说，要了解中国经济状况应该读一读《子夜》。关于金钱的罪恶，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老主题，从巴尔扎克、左拉到狄更斯都写过。茅盾的《子夜》，似乎也在写金钱罪恶，但并不把金钱作为罪恶的根源，而从分析、描写社会各阶级的动态中，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它所包含的是远比批判金钱罪恶为大的历史内容。
但是吴荪甫并不是理论的傀儡，他有自己的鲜明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一方面是魄力和学识所养成的冷静、清醒，一方面是由残忍和虚弱的结合产生的暴躁，形成了吴荪甫特有的心理状态。当他规划发展自己的事业时，知道手中要有两本账，一是远景的，一是始于足下的，他确有求实的态度。但毕竟本性难移，利令智昏，在困难面前一反科学精神，迷信“成事在天”，甚至纡尊降贵亲临公债场前线，晕倒在经纪人的岗亭里。连汽车抛锚也能使他胆战心惊，大失常态。当他一心专注于事业时，似乎一本正经。到了日暮途穷之时，便无须掩盖，从常进“秘密艳窟”，到强奸老妈子，也干出不少下流无耻之事。此一时彼一时，看来相当矛盾，然而这性格矛盾正是民族资产阶级矛盾处境所造成。而且《子夜》还表现吴荪甫在1930年特定条件下思想上的反动性，如骂共产党、请兵镇压农民暴动等，使人物思想性格更有时代特征。其他如赵伯韬、杜竹斋、屠维岳、林佩瑶、朱吟秋、周仲伟、冯云卿等一些角色，也都各有个性特征。尽管这些人物都为科学理论之光照射过了，但仍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在行动。
《子夜》是冒险家乐园的上海社会的一幅巨大的画卷，其人物之多、线索之繁，在过去没有一部长篇（包括茅盾自己的作品）能比得过。因而作家在结构上组织安排复杂事件的能力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第一章吴老太爷到上海，使吴荪甫全家大小亲属倾巢而出，先在家庭风波中小试锋芒，然后形成一条副线贯串全书。第二章又借吴老太爷的丧事，把全书重要人物检阅了一番，并且埋下了工运、农运和公债斗法三条线。这三条线的交织形成了全书的主线。随后在第四章通过农村暴动贯串了曾氏父子等一些人物。这条线到此收束，农村斗争只成为映衬城市斗争的背景。这个紧缩完全正确，使作家得以集中笔力于城市生活的描写，而且并不影响结构上的完整性。由于《子夜》场景广阔、人物多样，也有助于展开人物性格上的多面性。一个吴荪甫就是在对工人、农民、小资本家、大买办等各色人物的关系中，在顺境、逆境、欢乐、颓丧、成功、失败等种种场合中，得到了表现。作家带领着读者游遍了他的灵魂的天堂与地狱。
作家还特别用不同性格的对比、映衬来表现人物：杜竹斋的优柔寡断、谨小慎微，衬托出了吴荪甫的果断气魄；唐云山对经营管理的外行，衬托出了吴荪甫的手腕与才干；林佩瑶追求温情，衬托出了吴荪甫的冷酷。连两个截然不同的奴才屠维岳和莫干丞，竟同时成为吴的左右手，也从两个侧面反映了吴的性情。茅盾还善于精雕细琢地写人物的心理，对人物在不同条件下的心理的反应，把握得很敏锐、准确。他还常用正衬、反衬诸种手法，描绘环境，以加强人物心理的显现。如果把《子夜》比做宏伟的石窟艺术，则在总体的恢弘之中，也还有不少个体的精细之作。但由于反映生活面的广阔，艺术描写上因对人物性格把握的深浅有异而显出不平衡性，有的人物只有大体轮廓、甚至漫画化。个别人物的个别语言也有概念化之嫌。特别是工人和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写得不很成功。
《子夜》中农村矛盾这一条线没有得到发展，但作家也还准备了一些素材。他在写《子夜》的同时和以后，又写了一些中短篇，如《春蚕》、《秋收》、《残冬》（以上三篇合称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多角关系》、《当铺前》、《小巫》等。这些小说众星拱月般与《子夜》共同组成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变动的系列小说。它们各自独立，不似三部曲那样人物、情节有一定连续性，但有一个大致相近的主题，以此为中心，互相可以补充。这些小说从城市、小镇、乡村各方面表现帝国主义加紧经济入侵，城乡经济凋敝，各阶层人民痛苦不安。这批作品以《林家铺子》最为成功，《春蚕》次之。
《林家铺子》描写“一二八”事变前后，上海附近一个小镇上一家小商店的破产。老板姓林，习惯于勤勤恳恳地做生意，不放过每一桩交易中可以获取的蝇头小利。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东洋货充斥市场，同时救亡运动高涨，抵制日货运动波及小镇，林老板受到了冲击。在上海战争的影响下，钱庄收紧底盘，镇上的讨债者纷纷出动，使林老板财源枯竭。影响最大的还是农民购买力降低，使林家铺子生意萧条冷落。外加反动军队勒索、土匪出没、治安纷乱，国民党官吏敲诈，以及同行不择手段的竞争等，林家铺子四面楚歌。年轻的店员寿生，聪明能干，较快适应新环境，学了点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方式，例如卖“一元货”等，使生意似有转机；但只是回光返照，最终逃脱不了破产的必然性。林老板危难之际将小姐下嫁寿生，自己仓皇出走。最后是向林家索债的一群贫民受到最为惨重的损失。小说虽然写的是一家小小店铺的命运，却反映了整个国家经济破败的现实。一个短篇能有这么深的蕴含，这在现代小说中也并不多见。
《春蚕》写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蚕农“丰收成灾”的生活，是茅盾描写农村题材的最佳之作。主人公老通宝为了蚕茧的丰收，竟然孤注一掷地把最后一点家产也抵押出去，实是害了发家狂。但老通宝却又出奇的保守，他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盲目排外心理，甚至为反对用洋蚕种与四大娘等发生冲突。最后因为中国丝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过洋丝；民族丝业破产，商人趁机压价，老通宝在蚕茧大丰收的情况下反而进一步破产。《春蚕》还写父与子的矛盾，新一代的阿多已经看到光靠努力生产是发不了家的，他到了《秋收》、《残冬》中，思想又有发展，成为农民暴动的领头人。
无论《林家铺子》或《春蚕》等，都具有社会分析小说的特征。作家十分注重人物活动的社会背景，他既把矛盾集中在一个小范围内，如林老板、老通宝的家，但又总是把一家的矛盾同社会上的阶级矛盾相联结，象《春蚕》中河里突突地行驶的火轮、茧厂关门消息的流传等，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作家最终所要的目的，是告诉读者这些家庭的悲剧，归根到底是社会上阶级矛盾所导致的，从而以小见大，引导读者认识更广阔的社会问题。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市人，满族。他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清皇城一名护军，牺牲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中，此后生活全靠母亲给人缝洗和当佣工的收入勉强维持。这个经历使老舍对北京下层的市民生活十分熟悉，因而能够成为现代文中用纯熟的北京语言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铁笔”、“圣手”。1918年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国文教员、小学校长等。1924年赴英任教，在英国完成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他当时为了学英语便读英国小说，所以一开始在创作中便受狄更斯等的影响。前两部都以北京城为背景，讽刺老张等黑暗势力和赵子曰等醉生梦死的青年。这些小说表明作家对社会上一些腐朽现象的不满，有幽默之风，但反映现实并不深刻。他讽刺军阀也讽刺学生运动。他认为救国之道在于让内行（如懂财政、市政的人）来领导国家，腐朽的军阀政府不足担负此职责，学生们也应去学点真本领。他赞扬的是《二马》中的李子荣这样的人。这部小说通过马氏父子到伦敦继承遗产，表现父与子的矛盾，否定了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老马，而肯定小马和李子荣。李子荣能想尽一切办法挣钱，他认为有了钱才能当财主，然后办报、办图书馆、办博物馆、开新戏园，利国利民。小说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污辱表示愤懑，同时又认为使国家富强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因而继续嘲笑“摇旗呐喊”的学生运动，认为纸旗永远打不过大炮，“真正爱国的人不这么干！”老舍初期的创作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不满国内黑暗落后的社会现状，反对军阀势力，同情受压迫者。同时，又没有找到正确的变革之路，对已经兴起的人民革命缺乏理解，甚至有某些错误的认识。这种矛盾、复杂的思想状况，几乎贯穿于他的20世纪30年代的整个创作中。
1930年，老舍回国，在一些大学任教，并创作了大量长、中、短篇小说，硕果累累，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从这时到1937年，写的长篇有《猫城记》、《牛天赐传》、《离婚》、《骆驼祥子》、《文博士》，以及中篇《我这一辈子》等。
《猫城记》是一部讽喻小说，借描写火星上一个猫国，来影射中国的现实。对猫国上层统治者的讽刺，和对猫国民众自私、贪婪、势利、守旧等种种“国民性”的描绘，表示老舍对黑暗旧中国的强烈不满。但书中也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红军、学生运动做了不正确的描写。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左右开弓的态度在某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是有代表性的；既然他不满现实，追求光明，这种政治态度当然也是会变化的。但更重要的还是书中所反映出的世界观。作品过分地渲染了群众的落后性，提出须要对他们进行“人格教育”，而两个正面人物大鹰和小蝎，都是“超人”式的“英雄”、“教主”。最后，只能是猫人的灭绝。这种思想、情绪对这时期的创作的影响至大。当老舍不是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而是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描写生活时，这些作品至少在客观上有较大认识价值。
《牛天赐传》写牛天赐被牛老者抱养，后在牛家生活20年的情况。牛家的20年变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商业的处境。牛老者是旧商人，他习惯的是在封建社会中的经商方式，终于敌不过新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而破产，使得牛天赐下降为“小资产阶级”。老舍的短篇集《蛤藻集》中的《老字号》、《新韩穆烈德》也是写这个内容的。不过把牛家铺子的破产归结为旧经营方式的失败，这还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不象《林家铺子》那样有深度。但毕竟也反映了重要的社会现象，表示了对破产的民族商业的同情。
《离婚》以讽刺的笔法描写北平财政所的3个职员：一个是圆通人，“地狱里最安分的笑脸鬼”；一个是老实人，“地狱里的规矩人”；但他们都敌不过另一个强人小赵。这个新式的人物没有宗教信仰，没有道德观念，不承认良心和责任。作家不满前者的庸懦腐朽，对后一种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则严加鞭挞。这些小说反映了现实的某些方面。而在现实主义上取得的最大成功，还是《骆驼祥子》。这部长篇写于1935年，1936年开始在《宇宙风》上连载。这是现代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最优秀的一部长篇。
《骆驼祥子》写从农村流落到北京城里的祥子，怀着朴素的愿望，想挣钱买一辆人力车，以自食其力。但第一次买到车叫军阀部队抢走，第二次攒的钱叫侦探敲走。后来他与人和车厂老板的女儿虎妞结了婚，虎妞在花光了家产后死去，留下孑然一身的祥子。经了这些沉重的打击，祥子完全堕落了，甚至为了钱，竟干出出卖革命者的事来。老舍企图通过祥子的堕落，批判他身上的个人主义，也对他的悲惨经历表示同情。但小说对祥子三起三落的描写，却真实地揭示了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军阀、特务、车厂老板乃至虎妞，像蛇一样缠着祥子，吸干了他身上的血汗，再把他象渣滓一样吐掉。祥子的命运也就是旧中国城市贫民的共同命运。祥子的堕落是对旧社会的有力控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