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作家生活经验和思想认识的差别，也由于所采用的表现方式的不同，革命历史小说的形态也有所不同。一些作家侧重于追求对于历史的“史诗性”把握。另一些作家，则加入一些“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模式。而个别作家则把现实处境下的情绪，作为对往事回忆的触发点。这些略有不同的处理，使革命历史小说比起同期的其他小说创作来，呈现了略有变化的、多样的状貌。
追求“史诗性”的创作
“史诗性”的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追求历史本来面目，重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
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追求“宏大叙事”的艺术趋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茅盾就是具有“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的自觉意识的作家。当时作家的这种艺术追求及具体的艺术经验，则更多来自19世纪俄、法等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苏联表现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长篇。到了50年代，创作反映“伟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质的作品，成为最有抱负的作家的追求。如柳青的《创业史》等。“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大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的加入，以及根据英雄主义基调对英雄形象的创造。长篇《保卫延安》、《红四》、《红旗谱》、《红岩》，以“一代风流”为总题的《三家巷》、《苦斗》等，都充分体现作家的这种创作追求。
在革命历史小说的长篇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是当代最早被评论家认为具有“史诗性”的长篇。1954年初出版后，冯雪峰称它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可以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
《保卫延安》取材于1947年3月~9月的陕北延安战事——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主动放弃延安和此后对延安的收复。小说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和持续的紧张节奏，塑造了田大勇、李诚、王老虎等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并为英雄们布置了苦战、退却、流血死亡的“检验”战斗意志的逆境，使小说自始至终保持英雄主义的高昂情绪。同时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在这里是高级将领彭德怀）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表现，这在中国现代小说中非常少见，因而受到评论界的注意。
吴强的《红日》也把真实的战争历史（40年代内战初期山东的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与艺术虚构加以结合。作者立足于对“正义之师”的力量源泉的揭示，以及获取胜利的根据，通过对战争生活场面生动的具体描写，真实再现了战斗过程中的各种场景，场面宏大。同时，在思想艺术上也取得重大进展。体现在对于人物的塑造上，作家意识到人物性格丰富性的重要，而在维护（或不损害）性格的“阶级特征”的前提下，加强了思想情感、心理活动的刻画，并在同一类型的人物间，进行性格特征的对比，如坚毅、严格与开朗、幽默感等。小说对“反面形象”（张灵甫等）也避免漫画化刻画，在对其反动、虚伪等“本质”的描写中，不回避表现其才干、谋略。这一切，对于突出“反动人物的丑恶面目”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而另一些革命历史小说，如梁斌的《红旗谱》，则侧重于革命“起源”的叙述。革命起源，是革命历史小说的“既定”主题之一。在一些小说中，它通过对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工农民众）投身革命的生活、心理动机的表现来实现，而在《红旗谱》等小说中，则直接描述二三十年代在乡村和城市革命运动最早的孕育、开展的情形。在作家看来，“史诗性”地概括中国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需要安排相当宏阔的生活画面，和长卷式的结构。
因而，小说被构思为多卷本。第一部《红旗谱》（1958）写30年代初在河北保定一带农村开展的“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的学潮。第二部《播火记》（1963）主要写发生于1932年的农民暴动。第三部《烽烟图》（1983）则写抗日战争烽烟初起的斗争情况。作者按时间顺序描写了朱老忠、严志和两家几代人的遭遇。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小说揭示了这样的主题：“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在《红旗谱》中，这一主题，主要通过对朱老忠等人物的“成长”来实现。对于朱老忠等人物的塑造，当时的评论界不仅认为是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而且是当代文学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创造，切合了那个时代关于“英雄人物”创造的基本规则：一是人物在小说整体中的中心位置，另一是人物性格所包容的阶级、时代的内涵，以及完美的理想化要求。
《红旗谱》通过对农民革命的描述，揭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表现了“慷慨侠义”的农民英雄性格。在表现方法上，《红旗谱》借鉴中国古典小说，运用地方民间语言，加强了小说表现的生活的历史连续性。
不同的表现方式
写作革命历史小说的作家中，峻青、王愿坚主要采用短篇的体裁。他们通过对历史记忆的重点回顾，强调了获得幸福生活所进行的艰苦而残酷的斗争，塑造了经过血与火考验的英雄形象。
峻青在1954年后，发表了一组写40年代山东胶东半岛战争（包括抗日战争和后来的内战）的短篇，如《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党员登记表》等。这些小说着力于渲染险恶的生活环境，通过安排偶然因素。为人物设置酷刑、死亡等情节，以此来突出主人公的坚定的革命意志。
相对于峻青描述的铺张来，王愿坚的叙述要显得单纯清晰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更接近于“故事”的形态。相对于峻青的“浪漫主义”风格，王愿坚的叙述显得平实简单。《党费》、《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三人行》描述了30年代初“苏区”的斗争和红军的长征，这些情景作者并未亲历过。但他40年代在军队中的生活，以及参加《星火燎原》等“革命回忆录”丛书的编辑工作，帮助他掌握了“革命历史”叙述上的原则和方式。
比较而言，孙犁、茹志鹃、刘真等的作品则是通过个人抒情的方式，对革命历史进行描述。
孙犁（1913~），河北安平人。抗日战争和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在晋察冀地区的报社任编辑，学校教员。作品有《荷花淀》、《芦花荡》等。50年代以后，一直生活在天津，小说主要有：短篇《吴召儿》、《山地回忆》、《小胜儿》、《正月》，中篇《村歌》、《铁木前传》，长篇《风云初记》。50年代中期以后，除散文随笔，小说创作渐少。
《风云初记》是孙犁唯一的长篇小说。第一、二集分别出版于1951、1953年。1962年改定第三集后，与前两集一起出版合编本。小说写“七七事变”后，冀中滹沱河沿岸子午镇和五龙堂村庄的生活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组织武装、建立抗日政权的故事。中篇《铁木前传》写乡村中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的友情和友情的破裂。这部作品表达了作者对于农村“阶级分化”的深切忧虑，体现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在孙犁的小说中，通过描述民间、生活的典型环境来突出“革命”的意义。同时，在这种表现方式中，他以情感化的想象来创造理想的生命形式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孙犁的小说数量并不很多，艺术水准也参差不齐。他的作品，在结构行文上均近于散文，并不追求故事性，其艺术重心是表现生活过程中的情绪和气质。但又不沉溺于个人情感之中，通过明晰的描述来控制个人的情感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