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志》中，虽然周瑜在战争中“亲跨马掠阵”时的确中了一箭，曹仁听说他卧病不起，便“勒兵就阵。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三国志》中并未提及南郡为刘备所得，况且赤壁之战以后，周瑜还领南郡太守。“一气”之事，从何说起？在《三国演义》中，周瑜的计策实施后，却被孔明识破而留下“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笑柄。试想在当时，刘备羽翼尚未丰满，周瑜的计策若当真被吴侯采纳，恐怕整个历史都得改写了。在《资治通鉴》中的记述是，刘备后来知道了周瑜的这封上疏，叹曰：“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而孔明“谏孤莫行，其意亦虑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诚险途，殆不免周瑜之手！”可见他自己也不大放心呢。孙权把妹妹嫁给了刘备倒是真有其事，这种政治婚姻可以说是任何朝代都不稀罕的事，历史上的孙夫人，应该是一个值得同情的牺牲品。
所以说，小说终归是小说，并不是历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舌战群儒和草船借箭纯粹是作者虚构的，而赤壁之战根本是周瑜和鲁肃的功绩，和诸葛亮则毫无瓜葛。而借东风更是算不得什么。因为11月起东风是常事，不仅诸葛亮知道，周瑜也知道，曹操也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生活常识，说不上是诸葛亮通晓天文的缘故。羽扇纶巾也并不是诸葛亮的专利，这种白羽扇是当时名士的必备之物。依年龄、级别来说，白羽扇更应是像周瑜、鲁肃这样的人的标志性物件，而不是如今诸葛亮一个人的专属。
陈迩冬在《闲话三分》中说，周瑜“这个人对孙氏忠；对朋友谅；划策有绝招；风头足；名声好；加上人漂亮；夫人更是美人……那些碌碌之辈自惭形秽之流难免不生嫉妒之心。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
袁枚《随园诗话》谈及有人因在诗文中说了一句“既生瑜，何生亮”的话被人一直讥为笑柄；又有人在奏折中用了这句话被清帝免了职。这实在令人哭笑不得，因为，分清历史和小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鲁迅、胡适这样的文学巨匠在评论《三国演义》时都为周瑜说过叫屈的话。
在历史上周瑜较诸葛亮年长寿薄，成名也更早，两人实际根本没什么关系，更谈不上什么三气周瑜了。其实历史演义小说和历史有所出入乃是常事，但像《三国演义》这样千古流传，人人开卷有益，以致完全取代了正史而被当成确凿可信的历史记载，从而改变了整个民族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关于这一点，可能是罗贯中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是不容质疑的。但对于历史，人们应该抱着正确而严谨的态度。华夏五千年中乱世动荡，群雄纷争不断的时代有很多。但只有三国时代获得了最高关注和最多的争论。时至今日，三国的浪潮还在不断影响着后世的人们。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来看待历史，理应还周瑜一个本来与清白！
从“温酒斩华雄”看关羽形象的升迁与神话
《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片断，表现了关羽赫赫武功的第一个重要情节：诸侯联军讨伐董卓时，董卓部下勇将华雄先是斩了鲍信之弟鲍忠，继而打败联军先锋孙坚，接着又连斩联军几员将领；在各镇诸侯大惊失色之际，身为小小马弓手的关羽奋勇请战，当他提着华雄之头回到中军帐时，曹操为他斟的酒尚有余温。
其实，这是个典型“张冠李戴”的情节。历史上虽有斩华雄之事，但真正的英雄不是关羽，而是那位华雄的手下败将孙坚。《三国志·孙破虏传》写得明明白白，孙坚确曾被董卓军击败，但“（孙）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董）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自宋代以来，民间形成了“尊刘、贬曹、抑孙”的褒贬倾向，孙吴集团的人物在三国故事中往往充当陪衬，而且每每又被贬低乃至于丑化。
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虎牢关三英战吕布》中，原本是“勇挚刚毅”、“有忠壮之烈”的孙坚，被描写成一个看不起身份低微的刘关张而自己却无多大本事的官僚。特别是在郑德辉所撰的元杂剧《三英战吕布》中，孙坚的形象更是遭到严重丑化，被描写成一个骄横倨傲、色厉内荏的草包，一个武艺平常、好吹牛皮的小丑。当吕布前来挑战时，他假装肚子疼，不敢出战；后来勉强出战，又被打得大败，丢盔弃甲而逃；张飞夺回盔甲，孙坚欲斩张飞泄愤，真是好气又好笑。这般随意的描写，显得可信度不足。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吸取了《三国志·孙破虏传》的主要内容，描述了自告奋勇担任先锋、斩胡轸、拒绝董卓联姻之议等情节，表现了孙坚“勇挚刚毅”的一面。
对于“斩华雄”一事，罗贯中作了较大改造，将它加在关羽的头上。这样处理，对孙坚来说仍然很冤枉，但《三国演义》写到他“因袁术不发粮草，军心动荡，华雄趁机偷袭而败”时，仍不失英雄本色；而对关羽而言，“斩华雄”一事让他因此威名大振，实在是一大幸事。由于罗贯中巧妙地侧面描写，层层烘托，虚实结合，将关羽勇猛无敌的气概写得十分传神，这一情节被公认为《三国演义》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个篇章。
关羽其人，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特殊。关羽在世时为别部司马、偏将军、汉寿亭侯、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前将军，死后被刘禅追谥壮缪侯。可是在千年之后，被一再加封为武安王、协天护国忠义大帝。关羽居然成了“武圣人”，能与“文圣人”孔子齐肩为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民间，关公更被神化。佛教尊他为“伽蓝神”，道教则奉他为能降神助威的“关圣帝君”。民众对关公的膜拜更胜于孔子，视其为武神、财神和保护商贾之神。清代，关帝庙遍及全国各地，仅北京城内就有百余处。旧时常于春节、夏历五月初九至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之。现时，东南亚华人及我国南方众多商家店铺也有常年供奉者，且这种供奉之风近几年又由南到北逐渐蔓延。
关羽故事在民间能得以相传？应该说，它是源于民间祭祀崇拜关羽活动的伴生形式。据考，在汉代民间，有祠祀忠臣名将之风俗，如中原祠介子推、荆楚祠屈原、吴越祠伍子胥等。人们祭拜关羽，传颂他的故事，从而也使他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正是民间形成普遍的关羽崇拜，封建士人也接受和宣扬关羽崇拜，才得以促成封建统治者加封关羽为“王”。朝廷追谥更刺激民间的关羽崇拜活动，关羽故事也进一步演化，元代成戏，直至《三国演义》成书。这部章回小说开山之作所塑造的关公形象，对“关公造神运动”起到了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覆盖面之广大与历史跨度之久长，几乎是其它历史著作无与伦比的。其间，关公艺术形象的感染力也是异常强烈的。书中的核心精采部分更多地来自长期千锤百炼的民间口头传说，关公的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艺术提炼与升华，它反过来又广泛深刻地给整个社会以关公完美形象的艺术感染，以至到16世纪关公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祗。
历稽载籍，名将如云。为何唯独关羽能被敬之为圣、尊之为神？
“关羽崇拜”现象的产生可以说是基于当时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真实关羽的良好德行。
历史上真实的关羽，有“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之称，“并有国士之风”。他一生有众多事迹表现出很高的德行。《三国志·关羽传》中说：“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这足见关羽对刘备的一片赤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其忠义之气，浩然天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表现了关羽知恩图报，信实至诚；“杀颜良”、“收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他勇冠三军，英武神威；“尽封其赐，拜书告辞”，可见他淡泊名利，磊落光明；“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说明他明辨事理，刚直不阿，不结私情；“羽尝为流矢所中……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其侠情豪气、毅壮意坚之态震撼人心。
《三国志》中也有大段文字刻画了关羽刚而自矜之态：“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与书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正是因为关羽“刚而自矜”，使糜芳、傅士仁等“素皆嫌羽轻己”，“咸怀惧不安”，终于导致他们的背叛而关羽自己也遭斩身亡，似乎这是关羽的性格弱点。但在一般民众眼里，关羽出生布衣而能“骄于士大夫”，其自重不卑反而是值得钦佩的人格。
历史上关羽的真实事迹和德行，是关公形象的基础，也是人民群众歌功传颂、百世不衰的根基之所在。
第二，关羽在世时与将士和民众的特殊关系。
关羽一生，有雄威、有功绩、也有德行，但他曾投降曹操，这是君子立身成仁之大忌。
关羽变节一事，《三国志》多处记载：《魏书·武帝纪》“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蜀书·先主传》“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蜀书·关羽传》“曹公禽羽以归”。可见关羽投降曹操确实。再者，关羽采用“降”的方式以自全，还不只这一次。《三国志·吴主传》载，关羽在麦城被围，“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后终因被擒而斩。假想，关羽如有“玉碎”之志，孙权何以“诱之”；如无“瓦全”之意，以其神威怎能被“擒”；无“降”又“遁”的前因，岂有“擒”而“斩”的后果。
但是，关羽虽失节，而人民群众并不因此而唾弃他，反而为粉饰“降曹”而做出了“约三事”、“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许多文章。这种“偏爱”的特殊原因何在？
有限史料能提供线索。《三国志》记有“羽善待卒伍”、“请诸将饮食相对”。试分析，关羽虽“骄于士大夫”，而对下属将士和民众能善待、有仁爱之心；虽刮骨疗毒也不耽误与诸将饮酒，说明关羽与将士卒伍及下层民众的交往和情感是非常融洽的。攻樊城时，“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这里的“群盗”必为社会底层民众，从中也可窥见关羽在荆襄乃至中原人民中的影响号召力很大。“羽威震华夏”，形成迫使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之势，这里的“其锐”恐怕不能单纯理解是关羽的军事锋芒，更重要的是民心背向的政治声势。
正是关羽在世之时，与民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使关羽有广泛而深刻的民间基础，人民群众臣服其德行，仰慕其神威，珍视其情谊，所以能漠视或原谅他的过失，能祭拜他和颂扬他，才得以使关羽故事口头传诵百世不断、千年流传下来。
第三，关羽死后人们特殊的“自责”心理使然。
关羽是蜀汉名将，镇守荆土而攻曹魏樊城反被东吴斩杀。由于关羽忠诚蜀汉、善待百姓、武功神威和良好的德行，同时也因民众对关羽父子不幸遭遇的同情，人们怀念他、祭祀他、供奉他，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中国古代民间本有在仲夏祠祀于民有功德者的礼俗，所以人们祭关羽也应是必然的事情。
人们在关羽死后祭祀他，应该说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即人们“自责”心理使然：关羽走麦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部属士卒在江陵被吕蒙占领后投降孙吴，这直接导致关羽失败被擒杀，这些叛离的士卒及家人受良心的责备反而要格外敬奉关羽。
《三国志·关羽传》记：“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陈寿在《吴书·吕蒙传》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使关羽失败的这一原因：“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这段话反映了吕蒙深知人们拥戴关羽，才下工夫施“攻心术”，不惜垂涕斩同乡而取信于江陵百姓，以情动人，还使用“反间计”以动摇羽军，终于促使“众皆委羽而降”。关羽父子被斩后果出现，这些“委羽”的“士众”及其家人百姓心里如何能安稳！回想关羽一世忠义厚恩，他们自谴自责，于是以祭祀关羽的形式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也是寻找心灵解脱和安慰、祭告关羽的英灵以避报应。
如果认同以上情节和分析，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有“玉泉山关公显圣”这一章节。关公英灵不散，“还我头来！”被普净点破：“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于是关羽顿悟而去，后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这正是当时有愧于关羽的人们心理活动的写照。恐怕这也是人们何以漠视和粉饰关羽降曹变节的另一内在原因。
当然，对关羽的祭祀和崇拜活动首先只可能产生在三国之际的荆州，亦即荆楚一带。但关羽的威名在当时中原和东吴的影响也很广泛和深刻，由于曹魏和孙吴政权存在时间不长，促使荆楚区域性的关羽祭祀崇拜活动逐渐向东西南北传播扩散，从而使关羽的故事流传更广。关羽的故事最终能百世不衰、世代相传、不断繁衍，关羽形象不断提升和美化，应该说，这是人民的意愿，历史的选择。
有人说，关公崇拜是封建统治阶级精神奴役人民的政治工具。不容否认，封建王朝推崇关公和看重《三国演义》，是因为其宣扬“正统”和“忠君”思想，正好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不过，我们更要看到，无论是关公崇拜还是《三国演义》，它们是人民群众的创造物，是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敷演物，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所以它们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可以说，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树立的一个当时社会的道德楷模。“设神礼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关公造神运动的社会效果如此久远和显著，它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是其根本原因之所在，从中体现的中华民族追求社会道德规范性的愿望也是明显的。
“替天行道”大旗下的不谐调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