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西方的夜鹰为我带来了舞蹈家洛伊·富勒[洛伊·富勒（1862—1928），美国现代舞先驱之一，她利用质料轻柔的衣服跳短舞，配合舞台灯光以加强神奇效果，借此引起大众注意。邓肯曾在富勒的舞团待过一段时间。]。很自然地，我为她跳了舞，也向她阐述了我的所有理论，就像我对其他人所做的一样。说实在的，假如进来一位水管工人的话，我也会如此做的。富勒十分热情，表明她第二天将前去柏林，并提议我跟她同往。她本身不但是位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我十分欣赏的佐贺洋子的经纪人。她建议我与佐贺洋子共同举办德国巡回表演，我非常高兴，接受了她的提议，就这样敲定我与富勒在柏林的合作。
临行那天，安德烈·波尼尔前来送行，我们到圣母院做最后一游，而后他送我到火车站去。他像往常一样拘谨地吻了我前额，不过他眼镜后方似乎隐约透出了一丝痛苦。
我们在柏林的布里斯托尔旅馆落脚。在旅馆的一个大房间里，富勒被她的随行人员团团围住，十几个美丽的女孩儿聚在她身旁，轮流抚摸着她的手并亲吻她。我母亲的教养方式非常质朴，虽然她非常爱我们，但是却很少如此爱抚我们，所以这一幕让我手足无措。这种表现情感的极端方式着实吓坏了我，这里面有一股我从未体验过的温暖气氛。
富勒非常慷慨大方，她按铃点了一套豪华的晚餐，让我很难想象这套晚餐到底花了多少钱。当晚她将在冬季公园演出，可是我当时看她的状况，真不知她会怎样进行这场演出。她似乎深受脊椎剧痛折磨，那些可爱的随行人员不停地为她更换枕在椅背和背之间的冰袋。“亲爱的，再帮我换一个吧！”她说，“止点痛。”
那晚我们全坐在包厢里。啊！眼前这光辉的形影同刚才那个受着煎熬的病人有任何关系吗？就在我们眼前，她幻化成绚丽多彩的兰花，幻化成摇曳生姿的海葵，最后又化为回旋般的百合，仿佛具有梅林[梅林是六世纪英国亚瑟王朝传奇故事中的一位著名预言家和术士魔法师。]的魔法和巫术。多么不凡的奇才啊！模仿富勒的人根本就是东施效颦！我心醉神迷，不过也明白这是她本质的突然迸发，是无法再重来一次的。她在观众眼前幻化为千百个多彩多姿的形象，令人不可置信！无法重现，更无法描述！富勒创造不断变化的种种色彩与升腾飞扬的缎带，她是将原创性灵感赋予光与变动的色彩的先驱之一。我神思恍惚地回到旅馆，整夜魂不守舍。
第二天一早我出去一睹柏林风采。一直神往希腊与希腊艺术的我，刚开始就被柏林的建筑打动了。
“这就是希腊吗？”我惊呼着。
不过在我仔细审视过后，就明白柏林其实并不像希腊。这是一种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希腊风情。这些圆柱不是那直入奥林匹斯山蔚蓝天际的陶立克式圆柱，而是学究气的日耳曼考古学教授们所认定的希腊式圆柱。而且当我看见皇家警卫正步走出波茨坦广场后，就回到布里斯托尔旅馆，对侍者说：“给我一杯啤酒，我好累。”
我们在柏林停留了一些日子后，就跟着富勒一行人前往莱比锡。我们所有的行李都被扣留了。当时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位成功的音乐厅艺人会落得如此下场，尤其是在那些香槟晚宴、皇宫般住宿的奢华生活下，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佐贺洋子演出失利，使得富勒散尽钱财以支付欠款。
在这群美丽的海精灵、女神与闪亮的仙子中间，有位穿着讲究的黑色服装的奇特人物。她很害羞，沉默寡言，精致的五官透着坚毅，乌黑的秀发总是从前额往后梳，有双忧伤的眸子，双手总是一成不变地插在口袋里。她对艺术很有兴趣，总能够滔滔不绝地谈论富勒的艺术。她像古埃及的圣甲虫[圣甲虫：古埃及人在宝石上刻上甲虫作为护身符。]般在那群七彩缤纷的蝴蝶间周旋着。当时我一下子就被这样的性格吸引住了，但是却感觉到她对富勒的热情似乎已经占据她整个心力，无法再注意到我了。
在莱比锡，我每晚仍然到包厢去看富勒跳舞，也愈来愈热爱她那不可捉摸的艺术。这奇妙的人儿啊！她化为水，化为光，化为各种色彩，最后化为奇幻的火焰，向无限时空飘荡。
记得在莱比锡时，有天凌晨2点，我被一阵声音吵醒了。这声音并不清楚，不过我听出那是一位我们叫作“保姆”的红发女孩的声音，因为她总是会抚慰、照顾任何一个有头痛脑热的人。从她亢奋的喃喃自语中，我依稀听出她是在说她要回柏林去找某个人筹措能使整团人到慕尼黑的盘缠。接着，就在这天夜里，这位红发女孩过来热烈地亲吻我，语调激动地说：“我要到柏林去了。”由于这里离柏林只不过几小时路程，我实在无法想象为什么她对于与团员们暂别会显得这么兴奋与焦躁。很快，她便带着到慕尼黑的旅费回来了。
在慕尼黑时，我们希望能到维也纳去，却还是短缺盘缠。这一次，为了让大家安渡难关，我自愿去向美国领事寻求协助。我游说他帮我们一行人弄到去维也纳的车票，经过我的劝说，我们一行人终于安抵目的地。虽然当时我们连个像样的行李都没有，但还是被安排在布里斯托尔旅馆最豪华的套间里。到了此时，虽然我对富勒艺术的仰慕之情并未减退，不过却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把母亲孤单一人留在巴黎，为什么要同这群美丽但疯狂的小姐们四处奔走。到目前为止，我只不过是无助又同情地旁观着发生的种种戏剧化的事件。
在维也纳的布里斯托尔旅馆，我的室友是那位被叫作“保姆”的红发女孩。有天凌晨4点，“保姆”爬起来点了一根蜡烛，走到我床前大喊：“上帝派我来掐死你。”
我听说过假使有人突然发狂，这时是绝对不能跟他作对的。我压住内心的恐惧，回答她说：“没问题。不过先让我做个临终祷告吧！”
“好吧。”她同意了，把蜡烛放在床边的小桌上。我溜下床，好像魔鬼就在身后似的拉开门跑过长廊、冲下楼梯，只穿着一身睡衣，头发在空中飘荡。到了旅馆的账房里，大喊：“那位小姐疯了！”
“保姆”紧追不舍，6个旅馆服务生一齐扭住她不放，直到医生到来。诊察结果让我十分不安，因此我拍了封电报请母亲过来，于是她便从巴黎前来。我告诉她自己对目前处境的感受后，母亲和我决定离开维也纳。
我同富勒在维也纳时，有天晚上在“艺术之家”表演。出席的每一位艺术家都带了一束红玫瑰，当我跳到酒神之舞时，一片红玫瑰花海淹没了我。当晚有位叫格罗斯的匈牙利经纪人也在场，他过来对我说：“当你想有美好前途的机会时，到布达佩斯来找我。”
有了这段插曲，加上实在令我坐立难安的现实环境，我恨不得马上同母亲一起离开维也纳，此时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格罗斯先生的提议。于是怀着明天会更好的希望转往布达佩斯。他同我签了一份30个晚上在尤瑞尼亚剧院单独演出的合同。
这是我第一次签订在剧院的广大观众前献舞的合同，我迟疑了。我说：“我的舞蹈是属于精英分子、艺术家、雕刻家、画家和音乐家的，而不是属于一般观众的。”可是格罗斯坚称艺术家是最挑剔的观众，假如连他们都喜欢我的舞蹈，那么一般观众就更不用说了。
我被说服了，格罗斯的预言果真应验了。在尤瑞尼亚剧院的首演大获成功，在布达佩斯连续30个晚上的演出门票销售一空。
啊！这春暖花开的4月正是布达佩斯最美丽的季节！一天傍晚，在演出结束后，格罗斯请我们到一家有吉卜赛音乐演奏的餐厅吃晚餐。动人的吉卜赛音乐啊，就是你唤醒了我的青春情感！就是你让我的情感的蓓蕾逐渐绽放出奇妙的花朵！在这世上还存在着这样的音乐——从匈牙利的土壤迸发出来的吉卜赛音乐！记得多年以后，我与约翰·沃纳梅克[沃纳梅克（1838—1922），美国百货业大亨。]在他经营的百货公司的留声机部里闲聊，他要我注意听留声机里放出的美妙音乐，这时我告诉他：“随便在匈牙利尘土飞扬的路上，让一位匈牙利农民演奏吉卜赛音乐，都要比这些精雕细琢的人工机器、这些独具匠心的发明者的心血结晶要强。一个吉卜赛音乐家就能抵得上全世界的留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