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成了人们争相议论的话题。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最博学的人。其平生著作，经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整理、校勘，编纂成册，一套两卷、200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倡导以诗文证史，能运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并能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他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均取得了罕见的成就。
博学风趣的“活字典”
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号散原，是晚清著名诗人，四公子之一；其长兄陈衡恪是著名画家；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年仅10岁的陈寅恪目睹了一代世家兴亡衰败的全过程，作诗道：“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
陈寅恪曾游学西方多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遍及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地，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学习并掌握了汉、蒙、藏、满、日、英、法、德和梵文、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突出。他的学术见解，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独步成绝学。但是，陈寅恪始终没有获得一个学位。因为在他眼里，文凭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陈寅恪的博学多闻是众所皆知的。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也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1938年，白鸟库吉在研究中亚史的时候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都未能解决，直到遇到陈寅恪之后，难题才得到满意解答。
就是这样一个博学多闻的大学者，也不失风趣幽默的一面。1924年，清华研究院拟邀请赵元任回国执教。当时，赵元任在哈佛执教，哈佛答应只有他找到一个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才放他走。于是赵元任写信给在远在德国的陈寅恪，推荐他接替自己在哈佛的职位。陈寅恪回信道：“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这封委婉俏皮的婉拒信，多年后仍为赵氏夫妇津津乐道，认为这正是陈寅恪性格中可爱的一面。
1925年，清华正式成立“国学研究院”，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经吴宓、梁启超的推荐、提名，接到了国学院研究院的聘书。
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发生过一番舌战。校长认为，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怎么能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
1926年5月，陈寅恪正式受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陈寅恪早期主要讲授的课程有：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唐代西北史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高僧传研究、佛经翻译文学、文学专家研究、蒙古源流研究等。罗家伦执掌清华后，陈寅恪又相继主讲了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程。
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级学术机构，培养了许多第一流的学人。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后学之士，都是当时国学研究院的高才生。研究院的学术氛围相当浓厚，师生之间如沐春风。陈寅恪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与爱戴。据学生回忆：“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陈寅恪的外貌也很有个性，“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陈寅恪虽然留学欧美十多年，但骨子里却是十分传统的。他每次上课时，都是抱着一个装资料的布包走进教室。而且很有意味的是，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着那些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着。每次，他都是很吃力地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让学生帮忙。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把书抱进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
早年在清华时，陈寅恪正在家中给众弟子上课，一时兴起，突然开玩笑地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意思是，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他们又是梁启超的弟子；而王国维曾任南书房行走，做过溥仪的老师，现在他们又是王国维的弟子，自然与大清皇帝是同学了。于是众弟子哄堂大笑。
更妙的是，北伐成功后，罗家伦执掌清华，送给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寅恪翻了翻，说：“我送你一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匾额——儒将风流。”又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众人捧腹大笑。
治学之余，陈寅恪还喜欢张恨水的小说，称得上是张恨水的“铁杆粉丝”。由于视力不好，他通常听人读张恨水小说，听得十分入迷。此外，研究之余，他还写下了大量诗作。尤其是旧体诗方面成就很高，得到业内高度评价。这些都反映了作为一代大师的性格丰富性，也是陈寅恪先生的可爱处。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他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媚俗的文章，从未无感而发地去“遵命”写作，这是中国文人学者最可宝贵的性格。陈寅恪讲课，独辟蹊径，贯通中西，从不拾人牙慧。他的每堂课都是经过认真准备的，注重启发与发现，而不讲究形式。他曾经说过：“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时，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
每逢陈寅恪上课，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前来亲临教诲，对他毕恭毕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联句代考，开拓国学
陈寅恪不仅具备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于所知所学，对学术精益求精；仅梵文一项，就先后攻读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招生试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梦游清华园记》之外，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学界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对此很多人颇为不屑，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中国语文真正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了自信。
后来，陈寅恪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提出之所以让学生对对子的四条理由：一、对子可以测试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对子可以测试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对子可以测试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对子可以测试思想条理。他认为，这其实是最简单的测验应试者基本功的一个好办法。并称：“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路必贯通而有条理，故可藉以选拔高才之士。”
虽然这只是一种教学之争，却多少反映出陈寅恪性格中幽默不羁的一面。据说后来在西南联大时，陈寅恪一时兴起，还作了一副“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对联，也算是对当年师生跑警报生活的一种生动的记录。
与此同时，陈寅恪还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也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已85岁高龄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事变期间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者开始绝食，5天后不幸去世。为父亲守灵的那些天，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由于用眼过度，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在为父亲守孝49天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携妻将雏，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后来又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但由于二战爆发，交通断绝，牛津大学虚位等待陈寅恪多年，才无奈另请他人。
双目失明，赤心依旧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他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自己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著作。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的燕京大学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让大女儿代自己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
当陈寅恪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据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却是严肃而坚决的。
一个瞎子被聘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清华为陈寅恪配了3个助手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这3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据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回忆：“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思维逻辑要清楚。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陈寅恪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陈寅恪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拒绝去台湾。岭南大学校长、教育家陈序经邀请陈寅恪到广州任教。因为他仰慕陈寅恪很久，也因为他一直想把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办成一流高等学府。就这样，陈寅恪在南国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国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有人这样回忆到：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失明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了。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似乎在寻找着光明，目光如炬。
在今日中山大学陈寅恪的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时任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的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陈寅恪人生最后的20年，几乎都是在中山大学度过。失明与膑足的痛苦，并没有消磨掉他喷薄欲出的创作才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著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了《论再生缘》。这篇气如长虹、势若飞瀑的佳作的创作过程，被陈寅恪谦虚地幽默为“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