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要清朝皇帝退位。当时的恭亲王溥伟就手持先帝赐的一把宝刀，说：“只要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不会亡。”但最终，他还是被迫从北京走了出来。在青岛的那段岁月，他一直将恢复大清作为毕生梦想，风雨不改。手段使尽，失败了从头再来。
第二代恭亲王险杀袁世凯
据说当年光绪临终时曾向摄政王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酵亲王载沣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一道口谕，即“杀袁世凯”。但据后来溥仪回忆说这场兄弟会见根本是子虚乌有。很可能是以讹传讹，或是王室成员的演绎。但这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光绪死后王室内阁的确一度策划刺杀袁世凯。第二代恭亲王溥伟就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他甚至还要亲自出马杀袁。
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的确是事实，但是众所周知，袁世凯并没有被他们刺死，反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呼风唤雨，好一通折腾。这并不是说溥伟的刺杀失败了，而是这次刺杀行动根本就没有开始。因为受到了以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的拦阻。虽然详情几何不得而知，但是早被袁世凯贿赂，堪称袁世凯内援的奕劻必然尽心竭力阻挠这一行动。
据说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效仿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尽管正史野史对于这一段历史众说不一，但清廷内部大多知道，当年圣祖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只有三条腿，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险些摔倒，这就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因而被康熙拿下，这叫师出有名。但显然摄政王错误的估计了当时的形式。
第二代恭亲王溥伟也被称作小恭亲王，他和摄政王一起制定了这个计划。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恭亲王奕訢的白虹刀，这把刀似乎具有“尚方宝剑”的威力，可以先斩后奏。有人说这把刀曾杀过史可法，不过至今还没找到可信的证据。后来白虹刀传到溥伟手中。摄政王等王室内阁成员把这刀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因此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但是一切计议停当了，却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
当时朝廷内部可以分为两派，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除袁世凯而后快。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早在戊戌后就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因而朝廷内部形成了一股以奕劻为首的规模不小的“拥袁”势力。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完全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确切的说应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摄政王载沣、小恭亲王溥伟等人的一伙。但光绪帝死后没能杀成袁世凯却是源自保袁派的一句话。奕劻曾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这番话让摄政王很泄气，结果比慈禧更加昏庸无能的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终致放虎归山。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朝廷面临很大的危机，此时摄政王无力回天，只得被迫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重新起用了袁世凯。但此时的袁世凯今非昔比，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他摸透了北京的行情，知道此时局势对自己大为有利，正是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良好时机。因而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袁世凯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这时候的袁世凯不仅掌握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那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中也有了他的朋友。可谓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于是袁刚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当时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很好的招待。溥伟曾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于是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摄政王竟然没有敢对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就得到了释放，这个善于钻营的小人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汪精卫又转而投奔，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的长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这无疑使得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渠道源源不断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这许多新朋友，加上在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更加如鱼得水。在当时他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左右逢源的人物。
主战派企图力挽狂澜
袁世凯到北京后，清醒的认识到消灭异己的时机到了，其矛头直指摄政王。他也的确出手不凡，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小把戏，生生把摄政王挤出内阁，返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帮，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皇室亲贵们无不感到切肤之痛，皇室的财力本已经过外强掠夺、连年征战几近赤字，而今更是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接着，就是众所周知的袁世凯逼宫，授意驻俄公使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
隆裕太后被吓昏了，满朝宗室亲贵王公大臣也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们讶异于袁世凯的急转直下。因为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的是溥仪和隆裕太后。甚至袁世凯还曾公开表示要保存脑后的发辫，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也为之高兴，认为“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但是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当此争执不下之际，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远未解决，忽然袁世凯提出了要求清帝退位的问题，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使皇室大为震骇。
袁世凯此时对于清政府可谓是落井下石，也难怪，这时他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因而使得他更加有恃无恐，自己的野心再难掩盖。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可悲的是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好与袁世凯的理想一拍即合，于是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需要慎重考虑。这时袁世凯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生怕自己的帝王梦成为泡影。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无疑，这应该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相。
不久后袁世凯和太后见了最后一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再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钩、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可以说，此时任谁都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那些一度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当年小恭亲王溥伟就曾说过：“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人还有肃王善耆、公爵载泽等人，以及醇王周围的年轻贝勒们。在辛亥革命期间，满清皇族的最顽固最反动的集团，以良弼、溥伟、铁良等为首组成了宗社党，其目的是挽救清朝的灭亡，反对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反对议和。后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又策动冯国璋等发表通电，赞成共和，才被迫同意清帝退位，隆裕亦传谕，把它解散。宗社党解体之后，其中一些主要分子并不死心，分别投靠了帝国主义企图借外力来复辟。然而这种情势没有保持多久。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做了一些记载。有一次会议中太后问道：“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当时大约有四五个人立刻应声道：“奴才都主张君主，没有主共和的道理。”接着别人也表示了这个态度，曾经提出异议的奕劻和溥伦没参加，因而没有相反的意见。有人还说，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奕劻之流所惑”。太后叹气道：“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凯说的，革命党太厉害，咱们没枪炮没军饷，打不了这个仗。我说不能找外国人帮忙吗？他们说去问问。过了两天说问过了，外国人说摄政王退位他们才帮忙。载沣你说是不是这样说的？”
当时溥伟忿忿地说：“摄政王不是已退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奕劻欺君罔上！”那彦图接口道：“太后今后可别再听奕劻的啦！”溥伟和载泽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忠臣去破贼杀敌。冯国璋说过，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我真没有钱了！”太后摇头叹气。
溥伟当时拿出了日俄战争中日本帝后以首饰珠宝赏军的故事，劝隆裕太后效法。善耆支持溥伟的意见，说这是个好主意。隆裕却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不是也落不着了吗？”
这时优待条件已经由民清双方代表议出来了。溥伟则认为优待条件不过是骗人之谈，“就和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说罢，他就地碰起头来。可见内心的焦急和愤懑。
太后却显然缺乏信心，说道：“就是打仗，只有冯国璋一个也不行呀！”溥伟立刻请求说：“太后和皇上赏兵去报国”。善耆也说，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转过头，问跪在一边一直不说话的载涛：“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载涛此时连忙碰头回答：“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太后不做声了。停了半晌才无奈地说道：“你们先下去吧。”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们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袁世凯显然也早料到了这步棋，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的话：“这个事儿叫大伙儿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可就说不准了！”
于是太后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就不肯考虑了。尽管之前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就受了袁世凯早已喂饱的总管太监小德张蛊惑：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呵，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啦！”
于是，大臣们也都见风使舵，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溥伟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每次御前会议都无果而终。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只有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庭，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可悲的是堂堂大清重臣竟然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到他们国家去是不适宜的。问题已然很清楚，洋人已决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了。
此时后悔当年不杀袁世凯已然晚矣。溥伟在北洋军包围恭王府等清廷宗社党人的宅第的情况下，被迫逃亡青岛。溥伟曾经的豪言壮语：“我可以用这把白虹刀杀袁世凯。”成了泡影，因为清朝内部一时犹豫，袁世凯没有杀成，反而做了大总统。溥伟怕袁世凯报复，就跑到德国的租界地青岛去了。
复辟计划的破产
溥伟曾经手持白虹刀发誓称：“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一定不会亡”。但是大清朝并没有如溥伟所愿，历史依然毫不容情的淘汰了它。此后，溥伟成了一位清朝遗老，尽管逃离了北京，但他并没有隐居自守，而是一次次掀起和参与了不合时宜的复辟行动，企图逆天而行，其结果，不言而喻。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清室的封建官僚、王公贵族，竞相逃离了北京，到天津、大连、青岛等一些外国租界或外国侵占的地方避难。当时青岛是德国人胶澳租借的新市区，德国殖民者对封建遗老遗少并不排斥，一时间青岛成了这些“寓公”的“世外桃源”。
溥伟是顽固坚持封建统治立场的代表人物，在隆裕太后、宣统皇帝宣布“逊位”时，他仍力图阻挠，是当时的主战派。但无奈大局已定，溥伟无力回天，只得含悲忍辱地离开京城来到了青岛。
当时清廷倾覆后来到德人侵占的青岛的遗老，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巡抚、副大臣以上的就有18人，徐世昌、周馥、赵尔巽、张勋等均纷纷前来购地建房，躲避革命风暴的侵袭。
在这群倒行逆施者中溥伟身份独特，地位重要，因而德国当局对他格外重视，甚至网开一面，准许他在德人集中居住的会前街建造了很有气派的“恭王府”。尽管如此，溥伟也并没有过上退隐闲居的安逸生活。他仍旧时刻不忘复辟封建王朝，他与不甘失败的刘廷琛、劳乃宣、徐世昌、吕海寰等往来尤为密切，在遗老们所称的“恭邸”内策划于密室，暗中共谋推翻共和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