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十二月十一日发家书十六号，中言纪泽儿姻事，求家中即行与贺家订盟，其应办各物，已于书中载明，并悔前此嫌是庶出之咎云云，想已接到。如尚未到，接得此信，即赶紧与贺家订盟可也。
诰封各轴已于今日领到，正月二十六恩诏四轴（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叔父母），四月十三恩诏亦四轴，三月初三恩诏一轴（本身妻室），凡九轴。八月初六用宝一次，我家诸轴因未曾托人，是以未办。曾于闰八月写信告知，深愧我办事之疏忽。后虽托夏阶平，犹未放心，又托江苏友人徐宗勉，渠系中书科中书，专办诰勒事宜。今日承徐君亲送来宅，极为妥当，一切写法行款俱极斟酌，比二十六年所领者不啻天渊之别，颇为欣慰。虽比八月用宝者迟五个月，而办法较精，且同年同乡中有八月领到者，或只一次，未能三次同领，或此番尚未用宝者亦颇有之。诸弟为我敬告父母大人、叔父母大人，恭贺大喜也。惟目前无出京之人，恐须明年会试后乃交公车带归。重大之件，不敢轻率。向使八月领到，亦止十二月陈泰阶一处可付（与雨苍同行），此外无便。
余于十八日陈奏民间疾苦一疏，十九日奏银钱并用章程一疏，奉朱批交户部议奏，兹将两折付回。文任吾于十三日搬至我家，庞省三于二十四日放学。寓中一切如常，内外大小平安。今年腊底颇窘，须借二百金乃可过年，不然，恐被留住也。袁漱六亦被年留住。刘佩泉断弦，其苦不可名状，儿女大小五六人无人看视。黎越翁尚未到京，闻明年二月始到，未带家眷。涂心畬已到京，尚未来见我。公车中，惟龙皞臣及澧州馆到二人而已。
粤西事用银已及千万两，而尚无确耗。户部日见支绌，内库亦仅余六百万。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为可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诸弟为我先告堂上可也。余不一一。国藩手草。
评点：老父训斥侍郎儿
前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曾氏在与贺家联姻一事上便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间的关键原因是老爷子的一封信。
老爷子对儿子的出尔反尔极为恼火，在接到儿子的信后立即去长信一封，以从未有过的峻厉言辞，将朝廷这位侍郎大人训斥了一通。我们且来看这位乡村塾师是如何说的：
“娶媳求淑女，佳儿佳妇，父母之心，所以儿女择配，父母主之，祖父母不敢与闻。尔曾寄信要余在乡为纪泽求淑女，余未应允，不敢专其事也。耦庚先生之女，系罗山作媒，尔从前寄信回，言一定对贺氏女……今尔又言是庶出，异日其姑必嫌之，纪泽亦必嫌之，尔不能禁止。此尔饰非之词也。尔幼年，作媒者不下十余人，尔不愿对，皆祖父大人所不愿者。尔岳父沧溟先生以其女来对，祖父大人欣然，尔母不喜：一则嫌其年小，一则嫌其体小，厚奁之说，更不必言。余承祖父之欢，毅然对之。冢妇在家六年，朝夕随尔母而无介蒂之嫌者，余型于之化，尚可以自问。
“若纪泽来京，年只一岁，余送之四千里之遥，一路平安，谁之力也?余为之定一淑女，岂可以庶出为嫌乎?昔卫青无外家，其母更不能上比于庶。卫青为名将，良家淑女，岂不肯与为婿乎?目前陶文毅公与胡云阁先生结姻，陶女庶出也，胡润滋为太守，初不闻嫌其妇。润滋官声甚好，官阶不可限量，异日其妇以夫荣，诰授夫人，庶出之女，又何如尊贵也。尔宜以此告知尔妇尔子。夫者，扶也，扶人伦也。尔妇宜听尔教训，明大义，勿入纤巧一流。至父为子纲，纪泽尤当细细告之，勿长骄矜之气习。
“我家世泽本好，尔宜谨慎守之。况尔前信内念及耦耕先生，始与婚姻，人人咸知，今又以庶出不对其女，更有何人来对?贺氏固难为情，即尔此心何以对耦耕先生于地下?尔寄信于余，要对此女为媳，余又为之细察，始择期订盟，今忽然不对，尔又何以对余于堂上……余以尔列卿位，国家大事得与闻者，独贵明断，况为男儿定婚，尔宜自主之，余亦不必多出议论也。此嘱。”
别看老爷子平时温温和和的，真要发起火来，也确乎有些威棱。这封信可谓义正辞严，将贵为列卿的儿子问得无话可对。这事的每一条上，曾氏都站不住脚，而最让曾氏感到惶恐的，是他将很有可能因此而失信于天下。曾氏一向以“诚信”自励，若因此而失去了社会的相信，那所失将太大。曾氏明白了此中的利害关系后，欣然接受老父的教训，承认错误，并以赶紧订盟的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失。
公允地说，曾氏以庶出为由毁约，此举的确不明智。本来，即便在当时，嫡庶之别也只重在男性，而对女性则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曾氏娶的是媳妇，而不是嫁女，媳妇的贤惠不贤惠、漂亮不漂亮，才是所考虑的重要方面，至于是嫡出还是庶出，并不重要。京师的这种风俗，应是腐陋的。曾氏在此事上听从妇人之见，正好说明他是一个普通人，并非圣贤。
老爷子的信讲的是大义，还有一些实际利益，他大概不便在信上明说。若从对湘乡老家的实益来看，与省城贺家联姻显然要大大强过与京师夏家或陈家的联姻。
贺家是长沙大族名宦，掌门人贺长龄虽已去世，但他为官几十年，位居督抚，门生故吏遍天下。他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聘请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一直在士林中享有盛誉。其弟贺熙龄、贺修龄仍健在，在官、绅两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曾氏的几个弟弟功名都不顺利，这种不顺就意味着今后要跳出湖南是非常困难的。要在湖南讨生活，必须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建筑广泛而厚实的基础。曾家在湖南，其实是没有根基的。曾氏自己说，“五六百年间，曾家无与科目功名之列”，也就是说，曾家世世代代没有人做官，缺乏有力的社会奥援。即便在曾氏兄弟姊妹这一代，无论是娶进来的媳妇的娘家，还是嫁出去的闺女的婆家，没有一家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显族，全都是平民百姓。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朝廷大员，具备攀结阔亲家的条件，而长沙城里的贺府正是因为此才愿意将千金下嫁湘乡白杨坪的乡民。千盼万盼才盼到省城里将有一个大宅门可作为依傍，拒绝日后将会给老家带来诸多实际好处的这门亲事，该是多么的“自私”而不顾及整个家族的错误决策?
曾氏在这封信中再次流露出回家之念，并决定“明年拟告归”。若说先前数次的想回家，主要出于思亲情切的话，这次却明说是因为国事的缘故。
曾氏自从道光二十九年升授礼部侍郎以来，三四年间，曾先后兼任过刑部、兵部、吏部、工部侍郎。朝廷六部，他做过五个部的堂官，对大清王朝这座“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百年贾府的种种弊端，自然比旁人知道得更多更深。广西太平军发难一事对朝廷的震撼之大，以及朝廷应对此事的力量之弱，曾氏也自然比旁人知道得更多更深。他在家信中只略略提到财政枯绌一项，至于比财政更为重要的政治、军事方面的严峻局面，他还没有说到。当然，他心里是清楚的，只是不便说罢了。他明白，无论是他近日所上的陈奏民间疾苦疏、银钱并用疏，还是这以前所上的其他几道奏疏，都不会起什么实际作用，国势的颓坏是无力逆转的。他可能已经隐隐看到了不久就要来临的惨痛剧变，与其说是回籍省亲，不如说是取历代有识之士的传统做法：远离政治漩涡中心，以求全身避祸。
如同道光二十七年那样，曾氏告归的想法，遭到家中的一致反对。父亲急忙去信阻止：“尔年四十一岁，正是做官之时，为朝廷出力以尽己职，以答皇恩，扬名显亲，即不啻日侍吾夫妇之侧，何必更念南旋，孜孜焉以欲省亲也?”二十多天后再次去信重申这一观点。诸弟的家信中也明确表示不同意大哥之举。
老百姓看当官的，只看到其风光的一面，至于其内心的种种忧虑与分裂，一般是不会去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