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现代坎坷（1912—1978）(1)

本章的历史阶段包括民国（1912—1949）和新中国前30年（1949—1978）两个时期。招商局与中国金融业发展、变迁主要体现在前一个时期，后一个时期因特殊的时代背景，招商局金融业务基本消滞。

招商局与国民政府

争夺招商局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史称“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在盛宣怀得势之时——1911年，盛宣怀升为邮传部尚书，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铁路国有”措施旋即遭到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相继发生“保路运动”，这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动乱中，清廷将盛宣怀当做替罪羊，“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盛宣怀见大势已去，逃亡日本，盛氏在招商局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各董事先后登报辞职，董事会发布通告解散，招商局的正常经营活动被迫中断，陷入瘫痪状态。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由于革命政权财政上极度困难，临时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用招商局局产向日本抵押贷款1000万两，虽然这一要求开始时遭到了招商局的抵制，但经过总统府和孙中山本人的调解，招商局与临时政府关系不断融洽，并在同年2月底恢复正常运营。

1912年3月31日，招商局第二次股东常会在上海张园召开，主持人为临时政府司法部长伍廷芳（1842—1922）。伍廷芳德高望重，深得股商信任，被公推为董事会主席，招商局新的董事会成立，招商局进入完全商办时期，招商局由此改称“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

然而，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短短三个月，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氏当国后，指使自己安插在局内的亲信杨士琦四处活动，利用招商局股东不合、组织新公司等时机，力图在招商局全面恢复官督商办的体制，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引起招商局股东的强烈反对。内外交迫之下，招商局股东最终消除争议，1912年12月，宋教仁、于右任、曹锡圭、张鸿禄等15人发起组织新公司，以求革除积弊，获得重生。

就在袁世凯图谋将招商局收归官办之时，蛰伏在日本的盛宣怀于1912年10月获准回国，返回上海，再次与袁世凯展开了对招商局的争夺。袁世凯虽然窃取了政权，但他正忙于复辟帝制，对招商局鞭长莫及。在与盛宣怀势力长达半年的较量中，双方争夺基本处于拉锯状态。

1913年6月22日，为重选董事会，招商局在上海张园召开股东常年大会。在这次股东会议上，袁、盛双方达成了妥协。在缺席的情况下，袁世凯在招商局的亲信杨士琦被选举为招商局董事会会长。盛宣怀则被选举为副会长，与郑观应、陈猷、傅宗耀等七人组成新的董事会，伍廷芳落选。

从1913年新董事会成立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之间的十多年，是招商局商办的十多年，这期间，袁、盛之间的争夺虽有反复，但基本制度相对稳定，袁世凯的官办阴谋也始终未能得逞。

这一时期，招商局的经营一路坎坷。

从世界范围看，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欧美公司在南洋各埠的航班大减，招商局运费收入奇迹般上升，由1914年的300万两升至1918年的700万两，招商局发了一笔“战争财”。此后，却由于不能应付外轮入侵的竞争而每况愈下。

国内范围看，这十多年恰恰是军阀混战的十多年，招商局航船许多航线被迫中断，或者往往无偿被军阀强行征调用于军需，而其中发生的灾难事故鲜有赔偿，不堪重负之下，招商局甚至在1926年12月8日被迫“罢航”。

而在招商局内部，盛宣怀、李国杰（李鸿章嫡长孙）、傅宗耀（盛宣怀义子，因投机革命而发达）三派势力内斗严重，招商局一些主管与办事人员营私舞弊、贪腐无度、管理混乱，进而导致事故频发，仅1916—1926年间就有大型海损事件十起，招商局损失惨重……

多重灾祸累积，1913年资产净值银711万两的招商局，到了后来却资金严重匮乏，只能靠举债度日。有统计数据显示，1924年之前的十年间，招商局向外国银行借款总计800万两，加上国内各钱庄的借款，累计900万余两。从1921年开始，每年仅利息一项，招商局就需支付40万余两以上。

由于收入锐减，招商局根本无力支付这笔巨额债务，到1926年，招商局已经是经济竭蹶、每况愈下，处于破产的边缘。

官督整理

1927年，北伐战争获得巨大胜利，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招商局的历史由此也进入了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官督整理时期。

作为国民党新兴的统领，蒋介石极力扩充军事与经济实力，招商局这家全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自然不会逃脱他的“重视”。

1927年2月下旬，北伐军尚未抵达上海，蒋介石就委派杨杏佛（杨铨）办理招商局事宜，杨借口“不明办理之权限与内容”，未走马上任。

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就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一天，蒋亲自命令杨杏佛率人到招商局，准备从即日起“接办局务”。这一举动遭到了招商局主管人员的“严词拒绝”，杨杏佛随即在4月中旬力辞办理招商局事务。

4月底，定都南京后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85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组成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张静江、钱永铭、杨杏佛等11人任委员，张静江任委员会主席。

清查整理委员会刚一成立，立即遭到招商局主管人员李国杰、傅宗耀等人的极力抵制。国民政府决定首先除掉实力较为单薄的傅宗耀，以惩一儆百——傅宗耀在北伐军进驻上海之前，就利用身兼中国通商银行行长职务之便，以资金资助军阀孙传芳抵抗北伐，此时，他又利用上海总商会会长之名，鼓动上海商界抵制国民政府法令。

于是，4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宣布上海总商会为非法组织，委派钱永铭等七人前往接收，并改选会长。国长政府又一纸命令，以“挟会营私”、“非法选举”、“供给敌饷”等五项主要罪名，下令缉拿傅宗耀。傅宗耀见大势已去，逃往大连。

傅氏逃亡，上海商界与招商局内部都受到极大震动。招商局董事会会长李国杰被迫宣布辞职，后又被董事会挽留；招商局内50多名股东秉承国民政府旨意，于5月初发起成立股东维持会，请求“当局保护”，为国民政府的清查整理铺平了道路。

5月20日，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十名委员及会计师、律师等来到招商局，正式开始对招商局“清查整理”。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历时四个月，最后完成《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然后宣布解散，将整理招商局的职责移交国民政府交通部。

1927年11月，依据所公布的上述报告书，国民政府设立隶属于交通部的招商局监督办公处，在招商局总局左邻上海四马路5号挂牌办公。该监督处设监督与总办各1人，监督由交通部长王伯群兼任，总办由交通部参事赵铁桥担任。

1928年元月，监督处发布命令，将同床异梦的招商局董事会全体董事“停职查办”，同时下令招商局改设总管理处，赵铁桥任总管理处总办。

赵铁桥（1886—1930）是招商局历史上又一位重要人物，他担任招商局总管理处总办后，着手进行了若干重大改革，一是调整总局管理机构，二是改革会计制度，三是设立各种专业委员会。此外，赵还组织视察团考察各分局船栈业务、清除积弊，大力培养本国航海技术人员，等等。

而他的改革，正是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前奏。

1928年8月11—18日，全国交通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就招商局的体制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决定，招商局以收归国有为原则，以官商合办为过渡。

为了便于直接控制招商局，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二中全会作出决议，将其改隶国民政府，政府拟特派专员整理局务，并组织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指导。赵铁桥本人也数次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称“上策收归国有，中策国家代管，下策官商合办”。

赵的这些建议鉴于当时的形势，暂时未能实施，招商局名义上仍为商办，但实际上已经由国民政府代管，确立了国有的原则。

赵铁桥对招商局的大力整顿，不仅同李国杰的矛盾尖锐对立，与监督王伯群的矛盾也达到了顶点——王本来想借担任监督之机染指招商局，对整顿并不热心，但赵并不理睬王的用心，王想寻机撤掉赵的职务却找不到充足的理由，而赵则逐渐攀附上了蒋介石，对王更不放在眼中。

这让赵铁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30年7月24日，赵铁桥像往常一样到招商局上班，刚刚到达大门口时，旁边突然冲出两名杀手，朝他连开数枪，赵铁桥倒在血泊之中，杀手扬长而去。第二天，赵铁桥在医院不治身亡。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赵铁桥遇刺案”。

值得一提的是，与本书主题直接关联的仁济和保险公司，就在赵铁桥主政招商局期间酝酿、实现了改组，并最终脱离招商局独立经营。

收归国营

赵铁桥遇刺后，招商局一时竟成为险恶之地，虽然国民政府先后任命多位官员到局任职总办，但到任者均无心负责，先是有交通部航政司司长蔡培，不久后是上海电报局局长陈希，之后又是交通部次长李仲公，再之后又派国民党元老张群组建“整理招商局委员会”。

1930年10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作出决定，“招商局应收归国营”，关于股权、债务问题，责成待组建中的“整理委员会”拟订办法，呈请国民政府核准实施。10月28日，行政院发布政令，将招商局收归国营。

但是张群最终没有到任，整理事宜仍由李仲公主持。当时，舆论讽刺招商局体制“似驴非驴，似马非马”，李仲公无所适从，加之又受到盛宣怀家族、李国杰家族几大股阀的排挤，只得于1931年4月提出辞职。5月1日，行政院命郭外峰继任。

1932年年初，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再次作出决议，仍将招商局交还交通部管辖，性质定为“民有国营”，并责成交通部继续整理。郭外峰深感棘手，于3月初提出辞职，李国杰则趁机东山再起，出任董事会会长兼总经理。

李国杰再次入主招商局，与兼任招商局局务监督的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勾结，以弥补招商局巨额营业亏损为名，提出一整套所谓整理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向美商中国营业公司、大来轮船公司和美国债票公司“赊购新船、码头借款、建筑借款”三项。借款协议在1932年9月下旬达成，借款总额2000万两以上，作八五折价实收，利息高达9厘，每方收取2.5%的贷款佣金和5%的经租佣金，赊购的船只必须兼挂美国国旗，雇用美籍船员，各船账目必须由美方监理，且招商局营业计划、整顿方略也必须采纳美方的主张。

国民政府得知这一丧权辱国的消息后大为震惊，责成交通部长陈铭枢立即调查。结果查实，在上述交易中，李国杰、陈孚木得到了70万两回佣酬金，全部中饱私囊。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怒，将陈铭枢撤职，责令参政部长宋子文和新任交通部长朱家骅采取紧急处理措施。事发后，陈孚木畏罪潜逃。

就此，轰动南北的“招商局大借款案”草草收场。

但是此时，经过六年的“监督整顿”，招商局船只有减无增，每年结亏134万多两，合计亏损高达808万银元，创亏损新纪录；而到1933年年底，招商局内外借款已经高达1700多万两，也创下历史最高，招商局已经走到了随时倒闭的悬崖边缘。

于是，招商局收归国营成为最后的选择。

1932年10月，逮捕李国杰不到一个月后，宋子文、朱家骅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详细陈述招商局创办历史、重要地位和腐败情形，提议遵循1930年决议的原则，正式将招商局收归国营。11月8日，行政院召开会议，通过了宋、朱的呈文。

11月11日，经过上述筹备，国民政府煞费心机选定的全体理事、监事及总经理人员悉数就职，招商局正式更名为“国营招商局”。

11月15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招商局收归国营令》：“……着财政部迅筹现款，收回股票。一面由交通部克日派员接收，妥为规划，积极进行。俾我国航权，得以逐渐发展，用培国本而利民生。此令。”

国民政府《招商局收归国营令》的颁布，标志着在组织形式和法律程序上，最后完成了将招商局收归国营的全部过程，招商局就此结束“民有国营”时期，由一家民营企业迅速转变为国营企业。

先是商办，后是官督整理，之后是民有国营，最后是完全国营，这就是招商局在民国时期所经历的体制变革。

而正是这一系列变革，将给招商局所创办的民族金融业带来深刻的影响。

风雨通商银行（上）：白银风潮，增资改组

白银风暴与货币改革，垄断与兼并

延续上节所述，1932年所进行的招商局收归国营，同步进行的是招商局新一次的转制，产生了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制度。宋子文的校友、颇孚众望的实业家刘鸿生（1888—1956）被任命为总经理。

主持招商局期间，刘鸿生大胆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却终究难敌内部顽固势力、局外利益相关的军政要员的阻挠。1936年春，交通部改组，刘鸿生请辞，招商局领导机构再次改组。

在刘鸿生任职的前三年中，招商局已经是债台高筑。1932年他接手时，招商局负债总计1700余万两；1933年，国民政府施行“废两改元”货币改革，招商局债款合计2500万元；1934年，招商局会计科公布的负债总额，已经高达3502万元。刘鸿生（1888—1956）主持招商局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却终因内外势力的阻挠而黯然请辞。

20世纪30年代，债台高筑的招商局将面临一次金融风暴的冲击。

也是在1934年，已经发展为国际汇兑中心的上海发生了影响巨大的“白银风暴”。

1933年，新当选的罗斯福总统为了拯救危机中的美国经济，决定采取美元贬值的手段来保护国家利益，用13亿美元向世界收购金银作为国库储备，引起世界银价上涨，而银本位制根深蒂固的中国首当其冲。当时，将白银运到美国可获20%的利润，于是在华的商行大量套购白银出口。

通货不足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上海的银行、钱庄为保护自己，就紧缩放贷款，而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资金周转失灵，商家则被迫以“大拍卖”、“大减价”的方式倾销商品，回笼资金。据1935年统计，上海受此影响而倒闭的工商企业1065家，银行、钱庄因无法收还已倒闭企业的资本，也跟着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