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综述
谋略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富国强兵。同时，也只有在国富兵强的基础上，才能将谋略发挥的更彻底，也才能进一步在激烈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制服敌人、取得胜利。因此，一开始论述的不是具体的战略战术，而是谈论如何治理好国家以达到富国强兵的谋略思想。
吴起指出，要“治国”、“富民”，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对此，吴起提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施行仁政，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主张礼义兴国、仁爱百姓，任用贤能。
吴起所提出的这些“治国”、“富民”谋略极有见地。作为统治者，最高境界是以道德治理国家。统治者如果有深厚的道德修养，那么委任官吏就不会与他的实际能力不相称，大小官员也都能胜任自己的职务。而君主拥有贤明的将相，对内对外都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例如：周初用所谓的“圣人之道”治国，后来行不通，便换用较为严厉的法令，继之用策谋、用权力，仍行不通，最后只好用威势。然而一旦到了以威势迫人的地步，就出现东周末年诸侯国互相争战、兼并的局面。
由此观之，相对于严刑峻法，道德治国方针是值得肯定的。人们向来畏惧政治上的玩弄权术、勾心斗角。在政治上如此，在商业活动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公司的管理为例，虽然管理离不开奖惩，但不可过度依靠严厉的惩罚制度来规范员工。如果员工动辄得咎，将磨损其工作的意愿和主动性。而且管理过于严苛，甚至会侵犯到被管理者的自尊与信心，其结果正与管理过于松散一样，都不能激励起员工的敬业精神。
只有内部稳定，方能放手参与市场竞争。所以，在经营活动中尤其要避免“内耗”与“内讧”。经营者在人员的任用上要尽量做到“人尽其才”，并留心那些喜欢搬弄是非、道人长短的成员，不能让他们有机会煽风点火。
此外，“选贤任能”则是历代统治者都倡导的一种治国的基本策略。虽然各个时代的统治者大多任人唯亲，例如古代的分封制，就是典型的任人唯亲。但也不乏贤明君主在施展其雄才大略时，能够做到“任人唯贤”。
在军事上，由于要应付各种急剧变化的局势，而且战争中确实也需要各种能人，既需要能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将帅，也需要能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臣，同时还需要善于筹备军需的后勤指挥；这三者无论缺乏哪一个，则不能有全胜的把握，有时哪怕是只能力战沙场的勇士，也能对战争的胜负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任能”显得益为重要。
“选贤任能”，其一在“选”，其二在“任”，而“选”要准、“任”要信。楚汉之争时，萧何月下追韩信，就在于萧何知道韩信确实是将才。韩信本在项羽营中，曾多次献计，却都未能引起项羽的重视。后投奔刘邦，刚开始也不得刘邦信任，于是决意离开刘邦。萧何追回韩信，向刘邦举荐韩信的能力，并感慨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后来在楚汉之争中，韩信所建的功勋是所有将领中最卓著的，以此证明萧何识英雄的能力确实非常人能及。
不过萧何之功还仅在于“选”，刘邦称得上是贤良君主，其用人的原则就是“信”。正因如此，才使韩信在历次的战争中能不受任何约束地将其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历史上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大多能做到选贤任能，上举刘邦是这样，后来的汉武帝，更是广求天下人才为己所用，所以汉王朝到武帝时国力达到了颠峰。又如唐太宗李世民，也能任用各种有才能的人，哪怕只有一技之长者。唐玄宗也是如此，自他得知李白是个才气横溢的诗人，就特召入京，拜为翰林，当李白发牢骚之时，要其亲信高力士进履，要其宠妃杨玉环调墨，玄宗也不曾治罪。
当然，“选贤任能”的最终目的，是让有才能的人能各尽其才。例如现代的体育比赛，在训练之前，教练总是费尽心机选出可能发挥特长的人才，而训练时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进行训练，使之在正式比赛中尽可能地发挥所长，以期夺得冠军，甚至打破世界纪录，为国争光。在体育比赛中，不独教练、队员要尽量设法取得最佳成绩，就是本国的人民也都万众一心地盼着队员有超水准的表现，并每每为一些队员失常的表现而称憾不已！
吴起主张任用贤才，自古以来人们都在为做到人尽其才而努力，而真正能做到人尽其才的统治者并不多。形势如此，但未能尽其才的人不能只是感叹生不逢时，应当自觉地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去创造条件，因为条件并不会凭空而降，而机会的得来看似亦属于偶然，然这偶然而来的机会其实往往是人们长期以来努力的结果。就当代的商业领域而言，须尽其才，才能如鱼得水般地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既然现实具备了能使人尽其才的众多有利条件，我们就应当好好把握住时机，因为感慨是无济于事的。
一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原文】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
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起曰：“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奄户，缦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以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注释】
儒服：穿戴儒家学者的衣帽。儒，指儒家学者，后来泛指古代知识分子。
魏文侯：战国时建立魏国的君主，姓姬，名斯，公元前446年~前397年在位。
军旅：周制以1.25万人为军，500人为旅。在此泛指治军打仗。
见：同现。
皮革：古代制造甲、胄、盾以及革车等战争器具的重要材料。
烁以犀象：在人的盔、甲、车身上画上犀牛、大象等图形，以壮军威。烁，光彩耀眼。
戟：古代一种长柄兵器，形状如戈与矛的结合体。长戟长二丈四尺，用于车战；短戟长一丈二尺，用于步战。
革车奄户：车，辎车，装运物资的兵车。战时可用作掩护物，宿营时可供卧息，又叫重车，也泛指战车。奄，通“掩”，覆盖；户，通“护”。革车奄户，即用皮革掩护覆盖重车之意。
缦轮笼毂：缦，没有花纹的丝织品；笼，笼罩。毂，车轮上装轴的孔。本句意谓将战车用铁皮和没有花纹的布幔等物覆盖遮掩。
田：同畋，打猎。
承桑氏：相传是神农氏时东夷族部落之一，又叫穷桑氏。
有扈氏：夏禹时的部落之一，禹传位于子夏启，有扈不服，兴兵讨伐，为启所灭。
社稷：社，土地神；稷，谷神。古代以社稷代指国家。
文德：指仁义礼乐等文教之功，常相对于武功而言。
醮：古代敬神或主人向客人敬酒的仪式。
西河：黄河西岸地区，今陕西东部。
钧解：钧，同均，指胜负不分，打了平局。解，和也，即打和局之意。
【译文】
吴起穿戴儒生的衣冠，带着治军打仗的谋略去谒见魏文侯。
魏文侯说：“我对治军打仗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
吴起说：“臣根据外显的来观察隐藏的，根据过去来推断未来，君王为什么言不由衷呢？现在君王一年四季派人杀兽剥皮以制革，并在革上涂红漆、画色彩，烙上犀牛和大象的图形，这些东西，冬天穿着不暖和，夏天穿着不凉快。君王又派人打造二丈四尺的长戟和一丈二尺的短戟；还用皮布覆盖战车，这样的车看起来并不华丽，用它去打猎也不轻便，不知君王要拿它们做什么？如果是用来准备作战，却又不寻求会使用它们的人，这就好比孵雏的母鸡去和狸猫搏斗，也好比哺乳的母狗去挑衅老虎一样，虽然有拼命的决心，却必然丧生。从前，承桑氏的国君因只讲文德、废弃武备而丧国。有扈氏的国君因仗恃兵多、凶狠好斗、不修文德，也亡了国。英明的君主有鉴于此，必然对内修明文治，对外加强武备。所以，当敌人来战而不敢进击，这说不上是义；看着死伤的将士才哀伤，这也算不上是仁。”
于是魏文侯亲自安排席位，夫人捧着酒杯，在祖庙宴请吴起，任命吴起为大将，防守西河。后来，吴起与各诸侯国大战76次，大获全胜64次，其余12次未分胜负。魏国因此向四面扩张领土达千里之广，这都是吴起的功绩！
【心得】
吴起在论述中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谋略思想。文与武，历来是治国安邦的两大支柱，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偏废。武功不离文治，如果不修礼乐法度，将无法维持社会秩序，造成国力贫乏；文治不离武功，如果没有足以维护统治的武力，国家的稳定和社稷安全也是不可能的。
早在吴起之前，孔子就曾提倡“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主张。孔子在鲁国主政时，鲁国正值多事之秋，孔子于是文武并举，一来重修礼制，使民讲礼义、知廉耻。同时，立纲陈纪、平定内乱，使鲁国一度出现了中兴迹象。
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齐鲁界上的夹谷山前。当时，鲁定公没有考虑采取必要的武力防护措施，孔子遂向定公说明“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武之事不可相离”的道理，并举出宋襄公不修武备而失霸权的例子，请定公命左右司马率兵随行。
到达会盟之地，孔子探知周围驻扎了众多齐国军队，则命左、右司马提高警觉，随时准备迎战，又命大夫率兵车300乘，离会盟地十里之外扎营。
不出孔子所料，齐国大夫犁弥果然对齐景公说：孔子知礼而无勇，不懂战事。明日会盟，可由300莱夷人假扮成乐工，趁其不备拿下鲁侯君臣、鲁国命运便操之在我了。
第二天，齐鲁两国君相4人登坛会盟。齐景公派300莱夷人上前演奏本土之乐。鲁定公吓得变了脸色，而孔子却是面无惧色，请齐王先去夷狄之乐，齐王自知理亏，只好让莱夷人退下；之后孔子又要齐王惩处侮辱鲁侯的乐队领队，齐王不肯，孔子怒不可遏，更对齐王说：两国通好即兄弟，鲁国的执法官也等同于齐国的执法官，于是举袖大呼左、右司马，二将立即飞驰上坛，于男女乐队中各揪出一领队当即斩首，余下众人惊走，齐景公骇然，鲁定公起身下坛。
会盟不欢而散，齐景公谴责出馊主意的大夫犁弥。为挽回颓势，齐王接受晏婴的建议，退还了齐国先前所占的鲁国领土。
据《韩非子·内储说下》记载，孔子用文治武功之策使鲁国道不拾遗、国力日强，使齐景公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后来齐侯送鲁哀公15名美女，使之沉湎声色，不问国政。孔子屡次向哀公劝谏不听，就离开鲁国到楚国去了。
文治武功相得益彰，是历史上各个全盛时期的共同特征。现代社会中，吴起所倡之文武兼备的治国策略，已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无文不足以治国，无武不足以安邦”不管世界局势如何趋于缓和，只要战争形成的因素仍然存在，就不能忽视此一策略。
同时，从整段论述看，吴起特别强调“内修文德”，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就必须以德为本。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谓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被其他星辰所环绕。的确，正如吴起所言，政治上要立于不败之地有诸多因素，而坚持“以德为本”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春秋时，韩起是晋国的正卿，叔向是晋国的大夫。一天，韩起对叔向抱怨说：“我空有正卿之名，却没有正卿的收入，穷得连和其他卿大夫交际往来的费用都没有。”他本想借此博得叔向的同情，想不到叔向却对他拱手道贺。韩起不解其意，便问叔向：“我如此窘迫，也常为此忧虑，你非但不同情，反而恭贺我，这是什么道理？”
叔向并没有直接回答韩起，而是先说两则晋国历史人物的故事：一个是贫而有德的栾书；一个是富而无道的郤至。
栾书曾是晋国的上卿，按规定应享有500顷田的俸禄，不过他却连100顷田都没有，穷得连宗庙中的祭器都购置不起。但他并不介意，反而更加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结果赢得了全国百姓的尊敬和爱戴。郤至则正好相反，他曾是晋国的正卿，家财万贯，相当国家财富的半数，而且晋国三军中的将佐，郤氏家族就占了一半。骄奢淫逸、贪得无厌的郤至，倚仗自己的权势胡作非为、鱼肉百姓，结果不但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还连累宗室亲族被满门抄斩。
讲完这两则故事，叔向接着对韩起说：“现在，您像栾书那样贫穷，相信您也一定能行栾书之德，所以我恭贺您。如果您不致力于品德的修养、而总为自己的财富不多忧虑，那么，我为您悲伤担忧尚犹恐不及，哪还有什么心思恭贺您呢？”
听了叔向的话，韩起恍然大悟，顿时明白德行比财富更加重要，自己不该为贫穷忧心，而应该像栾书那样，在贫穷的时候树立美好的德行，以免步上郤至的后尘。于是韩起跪地叩谢叔向，感激地说：“我只考虑财富的多寡，险些就招致亡身灭族之祸，是您的一席话救了我！现在不单我感谢您，韩氏先祖和后代子孙也感谢您啊！”
以德为本，是政治谋略中最有效的手段，高明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对此莫不重视。正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其中“以正治国”，就是依靠正确的道德观念教育百姓、规范社会、治理国家。而没有正确道德观念为主导的社会和国家，必将混乱失序、恶善不分。因此，以德为本作为昔日社会治国之正道，在今天仍具有其实际的意义。
二教化百姓，亲和万民
【原文】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必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注释】
百姓：本意为
百官族姓，先秦时百姓是贵族的通称。
万民：亦称黎民、庶民。从春秋后期起，百姓与万民为通用词。
陈：同阵。
大事：指战争。
龟：大龟，古人认为龟有神灵，可用来占卜吉凶。【译文】
吴起说：“从前想治理好国家的君主，首先必定教育贵族百官亲近民众，关心人民疾苦。有四种不和的因素需加以注意：国内人心不统一，不可以出兵；军队内部不团结，不可以上阵；临阵部伍不一致，不可以进攻；战斗动作不协调，不可能取胜。所以英明的君主，要征召百姓前，务求内部团结一致才兴师出兵。凡有所谋，还不敢偏信个人的谋划，一定要到祖庙祭告，用大龟占卜吉凶，并观测天时，是吉兆才敢行动。民众知道君主爱护他们的生命，不忍心看他们死亡，竟然周到至此，而且愿同他们共赴急难。所以，他们就会以拼死效命为荣，而以退却偷生为耻。”
【心得】
在这段论述中，吴起提出了两种权谋：一是教化说，二是重民说。在吴起看来，要统治人民，必须教之以礼义，才能维护国家安定。同时，统治者还应“亲民”、“以民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