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师从曾国藩，打开通往成功的大门
武学讲门派，学术讲渊源。师承关系，从古至今都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因为师承关系既是思想高度的标志，更是人脉实力的代表。
在所有的师承关系当中，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李鸿章之所以能屹立于清朝政坛数十年而不倒，与其师从曾国藩有直接关系。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也就是传说中的“同年”。虽然“同年”在当时来讲是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但真正要发挥作用，还是要看怎么利用。
“乙丙之际”（1845-1846），李鸿章会试落榜，而这次落榜之后，他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李鸿章在跟曾国藩学习期间，颇有收获，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将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虽然此时的李鸿章已经获得曾国藩的赏识，但曾国藩当时还没有后来威震华夏的文治武功，李鸿章当时也还不过是个“刀笔小吏”，不管是在思想还是在现实中，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这时两人之间还只是一般的师承关系。
这段师承关系，虽然短暂，却是开启李鸿章和曾国藩后来辉煌的金钥匙。曾国藩对李鸿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国藩曾对其兄李瀚章说，当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交往，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短暂中断。曾国藩回乡办团练，李鸿章在家乡练兵，与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此时的李鸿章显然还有些青涩稚嫩，没有后来的干练老辣，但也显现出了一定的能力。李鸿章因咸丰五年（1855）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第二年又因为收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李鸿章风光得意之时，有人却屡遭责斥，这个人就是安徽巡抚——福济。1855年，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病死，李鸿章居然还在军中，当时，不为父母守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一时谤言四起，福济趁机报告吏部，于是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也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第二年，太平军再次攻陷庐州，李鸿章出逃，于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开启了他的幕僚生涯。
这是李鸿章第二次跟随曾国藩学习，这次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师承关系，曾国藩对李鸿章既有知遇之恩，又有提携之情。也正是这次经历，才让李鸿章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后来官场上的“常青树”。
曾国藩对李鸿章可谓用心良苦，他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也知道李鸿章有很多毛病，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些毛病，曾国藩费了不少脑筋。曾国藩对属下要求极其严格，李鸿章却不喜欢条款约束。李鸿章爱睡懒觉，刚入湘军大营，有次居然装病不起床。曾国藩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个毛病，规定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曾国藩深知李鸿章才高气盛，还须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有意无意地安排李元度、左宗棠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曾国藩多次耳提面命：待人唯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就大谈“挺”经。这段经历，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潜移默化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这一段经历，让李鸿章慢慢成熟起来。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栽培还远不止如此，李鸿章真正的机会也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曾国藩把李鸿章不仅扶上了马，还送了一程。
1858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已经失去。在太平军猛烈的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派出钱鼎铭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于是，曾国藩命李鸿章招募与组建淮军。
淮军首批四营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查，并亲自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让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十四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也许这时，还没有人想到就是这支淮军后来成为李鸿章最终驰骋天下的资本。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这个政坛“不倒翁”的传奇。虽然，李鸿章和曾国藩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有很大差别，甚至在很多事情上意见相左，但这都不能否认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襄助之情。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改变了李鸿章很多自身缺陷，曾国藩“忠信笃敬”的经世理念，也让李鸿章收获甚大。他曾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却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在办理对外事务上，曾国藩也曾悉心提点，嘱托“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对洋人“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其中原因是“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是不中用的”。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教诲牢记于心，并且付诸实践，这也是其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苦苦支撑而不倒，在内忧外患中支撑着大清的危局的重要原因。
一八七八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
对于曾国藩的逝去，李鸿章的悲哀之情表露无遗，他写给曾国藩的挽联赞扬了曾国藩的功业，这种悲哀也是对曾国藩师恩之情的最好表达：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说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曾国藩助李鸿章青云直上，也是曾国藩对李鸿章在官场上不遗余力地扶持，而这一切，都是李鸿章以后屹立于官场不倒的深厚基础。
2.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关键
在官场上，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前提。晚清政坛的帮派更为明显。不仅大臣之间有帮派，就连最高统治者之间也一直存在帮派之争，这让李鸿章很为难。
有人曾经嘲讽李鸿章只会打内战。李喟然叹曰：“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这妇人和孺子偏偏又不是一般人，孺子是皇帝，是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而妇人则是太后，而且是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同样是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而且这两个人还不和，经常明里暗里地互相掐。
一个人有两个相互掐架的老板，确实够难为人的。和稀泥，不行！因为作为清王朝的忠臣，在关键的问题上必须要表明态度和立场。提出正确的意见，不行！因为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百出的朝廷上，正确的意见往往会遭到错误的反对。
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李鸿章却能够巧妙地周旋于官场中，令皇帝和太后对自己都很满意，以至于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这或许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李鸿章的成功之处。
李鸿章在满清为官有先天的不利条件：李鸿章是汉人。而汉人在满清的朝廷上是受到排挤的。
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三洋（北海、东海、南海）一统、分建合操。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海军衙门本来是非李鸿章莫属的。但自视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亲贵，对此肥差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大“肥缺”。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也正是在这时，慈安忽于光绪七年（1881）离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为敬畏的正宫娘娘。慈安一死，这个姨太太出身、个性又泼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开始大权独揽。
李鸿章知道慈禧想要满人掌管海军，而且醇亲王奕，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既然知道自己无望掌管海军衙门，也知道朝廷已经内定了人选，李鸿章虽然哑巴吃黄连，还是抢先保举醇亲王奕。
光绪十一年（1885），醇亲王奕就正式受命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了。
这个安排让亲贵皆大欢喜——慈禧太后也心满意足。而李鸿章也因极力推荐醇亲王而成为太后以及亲贵的心腹。
如果李鸿章只知道巴结和迎合慈禧，那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李鸿章站位的技巧在于在不同的时候，选择不同的站位。
慈禧对颐和园有很深的情结，她原是那豪华的圆明园内一位得宠的姨太太。据说同治初年两宫垂帘之时，她跟慈安曾往劫后的圆明园废墟凭吊一番。慈禧睹物伤情，曾对之垂泪，并有意加以修复。但为恭亲王奕所阻。
迨同治崩（1874），慈安逝（1881），恭亲王见黜（1884），50岁的西太后大权独揽，在新任海军大臣醇亲王奕为首的王公大臣的一片阿谀声中，她就坤纲独断，决定重修圆明园为郊外游玩之所了。
1894年，恰逢慈禧的六十岁万寿庆典，慈禧也以重修颐和园来考验朝野各界对自己的忠诚度。李鸿章跟翁同龢是死敌，北洋海军发展的关键时期，户部尚书翁同龢管理着国家金库的钥匙。而翁同龢又是皇帝最亲密的老师。
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时，户部翁同龢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为由，海军停购舰艇两年！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该多买点吧？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两，购快炮二十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部和海军衙门两处，竟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购次等快炮十二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李鸿章想要发展海军，需要高层的支持，显然，来自皇帝的支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态度基本就是：“你所提倡的，就是我反对的。”而翁同龢直接决定了皇帝的态度。
在四面楚歌的压力下，李鸿章要想继续维持他的洋务事业，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治声望，继续让北洋海军发展下去，只能取得慈禧的信任。
而重修颐和园，是李鸿章表明自己立场的一个机会。于是，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来补缺修建颐和园工程的漏洞。也只有获得了最有权力的慈禧的认可，李鸿章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朝廷中有形无形的重峦叠嶂。
李鸿章这步棋走得很无奈。因为他很明白，不管理想多么宏伟，没有当权者的支持，照样不能获得执行。
站好队，不仅是李鸿章办海军、做洋务所必需的，也是其在官场上生存的必需。
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暗中保护着一些维新人士。
这时，准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慈禧想趁机敲打一下李鸿章，于是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想敲打李鸿章，没想到反而被李鸿章呛了回来。李鸿章其实比较含混地指出了一个事实：戊戌变法其实是帝后之争，而不是变法和不变法的争执。而慈禧太后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李鸿章也比较隐晦地说明了自己的站位：在政治上是跟慈禧一起的。
其实，李鸿章既不是维新派也不是顽固派，或者说既不是纯正的帝派，也不是纯正的后派，他在帝后的政治斗争中处于比较超然的位置。也正是他这种周旋，不仅让自己不倒，也在艰难的时局中扶持着腐烂的王朝不倒。
3.定位准确，才知道努力的方向
人生譬如走路，要先确定方向，如果方向错了，不论怎么走都不会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准方向，必须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李鸿章年轻的时候人生定位并不准确，那时的李鸿章是颇有点书生意气的。
他所能够做的，就是遵照家传的书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847年，李鸿章高中皇榜，喜讯传到家乡，父亲李文安心潮澎湃，赋诗曰：
年少许交天下士，书香聊慰阿翁期。
天恩高厚臣家渥，不愧科名要慎思。
而李鸿章，虽然此时只是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但他已经很满足了。他渴望成为李太白，所以，他当时还在跟京城的一帮子知识青年诗文唱和，吟诗作赋，到处卖弄自己的文笔。
正在这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李鸿章虽然身在北京，对此却一无所知。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日甚，简直是不堪一击；相反，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组建的湘军这种“民间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
此后，李鸿章被派往家乡淮上做团练，抵抗太平军。此时的他已经31岁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现在却必须从头学习战场上的杀戮技巧，李鸿章一时茫然无措。
但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一定是有值得寻味的故事的。乱世出英雄，因为乱世才能给人非比寻常的磨炼，乱世才能让人在生存的压力中，在磨难的不断打击中，最终确定自己的定位。
李鸿章带兵之初，完全还是一个书生，毫无征战经验。当地士绅们嘲讽他：翰林变作绿林。还有人讥笑他：专以浪战为能。所谓浪战，就是不顾性命地厮杀，总之是豁出去的意思。李鸿章知道自己没有经验，此时他总想找一个捷径，找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然后跟随着他飞黄腾达。此时的李鸿章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或者说其天性当中的懒惰让他不愿担负这样的责任（后来曾国藩治好了他懒惰的毛病）。所以，他的定位就是一个帮忙的人。但他能帮谁呢？
他先是帮周天爵，稍后追随李嘉端，再后来追随安徽巡抚福济。后来，进援庐州的太平军与清军在柘皋展开激战，李鸿章惊慌失措，带勇先溃，受到和春的讥讽和谴责。
随后，李鸿章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时刻：1857年2月，陈玉成与李秀成，双双入淮。淮上清军彻底崩溃，陈玉成则饶有趣味地追杀李鸿章，李鸿章携带着母亲弃军而走，陈玉成追他到李家圩，将李鸿章的祖宅焚毁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