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政治里的策略抉择——政治生活中的博弈 (1)
不管是宫廷斗争还是朝廷内的权力斗争，不管是民 主与集权的冲突，还是全民与统治核心的协调，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在政治生活中，博弈的理念无处不在，因为政治里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集体行动的悲剧
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群体行动的悲剧。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在集体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冲突悖论，我们每个个人是自私的，当我们每个个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原则来行动的时候，整个集体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无序的状态，无论你个人怎么努力，集体的无序状态也会破坏你的劳动成果，因为每个人的利益偏好是不一样的。如果存在群体行动的话，那么群体性行动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一定是悲剧的。
什么是悲剧？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描述希腊戏剧时说：“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中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群体行动的悲剧也是这样：它不是群体偶然性的不幸，而是具有必然性，每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悲剧，但无法摆脱。
群体悲剧是群体的灾难，这种灾难是不可抗力的。而且这种灾难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指群体受一个无情规律支配的。一定意义上，这种悲剧是社会的规律造成的——当然我们这里使用规律一词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规律意味着与人的自由相对抗，人绝对不可避免。
让我们看一下哈定悲剧，这是关于群体行动悲剧的一个著名的公共资源悲剧问题。该问题是经济学中的经典问题，也是博弈论教科书中必定要讨论的问题。
公共资源悲剧最初由哈定提出。哈定(GarritHadin)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TheTragedyoftheCommons。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将之译成《公共地悲剧》，但哈定那里的thecommons不仅仅指公共的土地，而且指公共的水域、空间等等；武汉大学的朱志方教授将TheTragedyofthCommons译成《大锅饭悲剧》，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全确切是哈定所表达的意思。将thecommons译成“公共资源”似乎更确切些。哈定描述的TheTragedyoftheCommons，我们可称为哈定悲剧。
哈定举了这样一个具体事例：有一群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合算的，尽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可能使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每个牧民都可能多增加一头牛，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均饿死。这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
对公共资源的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定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哈定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我们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
哈定说，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解决途径，是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
对公共资源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共地的拥有即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第二种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
在实际中也是可以避免这种悲剧的。当悲剧未发生时，如果建立起来一套价值观或者一个中心化的权力机构，这种权力机构就可以控制悲剧的发生，所以社群出现的地方一般而言，我们都有一个管理中心。用于协调、管理群体以防止悲剧的发生。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规矩是一种约束，更是一种保障。它在约束我们的同时，为我们造就了一个难得的发展平台，使我们更加成熟、完美和成功。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古语很好地说明了规矩的重要性。军队的战斗力来自于铁的纪律，企业的战斗力和生命力来源于各级人员良好的精神面貌、崇高的职业道德和严格的规章制度。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流程，工作中就非常容易产生混乱，如果有令不行、有章不循，按个人意愿行事造成的无序浪费，更是非常糟糕的事。
在企业里有些员工以为规章、制度等规范都只是企业的需要，却没有认识到更重要的一面：规则和制度更是我们个人成长的平台，即每一个员工希望在企业发展，不仅要学会在制度的约束下成长，更要学会利用制度给予的资源发展自己，提高能力并增加业绩。
企业好比是一个舞台，我们如果不在舞台上表演，那么我们纵有再好的演技，也难以表现出来。员工应习惯在制度下工作，这是一种职业纪律，更是一种职业技巧，因为公司常常会通过“制度”把资源和荣誉给予员工，如果你与“制度”格格不入，那些资源和荣誉只会与你无缘。
吉尔是一位比较有个性的销售员。他的自信与能力使他能够很快地从一线队伍中脱颖而出，在他所工作过的一些企业，他都能够取得不错的业绩。但是在工作中，吉尔特别讨厌填写各式“申请”、“报表”，特别厌恶企业提倡的“数据分析”、“流程表”等，他认为，销售业绩决定一切，客户第一，自己第二，公司排行第三。吉尔也不喜欢参加各种会议，实在脱不开时，也是坐在最后一排想自己的事，他不愿意总结自己业务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不屑于学习别人好的经验。对领导安排的事情，或不做或忘记，企业要他回复，需打电话才有回音，而杜邦偏偏是一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军工出身”的企业，作风严谨得近乎死板，注重流程，强调汇报，希望每一个部分都是可控的，希望每一个销售员的每一天也是可控的。
吉尔的个人风格与企业的管理制度大相径庭，当同期进入企业的同事不断被提拔的时候，他只好选择了离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结果的出现完全都是吉尔自己轻视规则所造成的。
目前，在许多企业中，像吉尔这种类型的员工有很多。但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仅有个性和能力是不够的，企业需要的是能与企业文化相融的员工，员工只有以企业文化、制度为前提，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方能茁壮成长，顺利到达成功的彼岸。
上帝率领的天使足球队与撒旦率领的魔鬼足球队踢了一场球赛。经过90分钟的大战，比赛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实力明显占优的天使队大比分败北。上帝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询问撒旦。撒旦一语道破天机：“我请的是瞎眼裁判。”上帝恍然大悟。
竞赛需要规则就如同生命需要空气，脱离了规则的限制，上帝也不一定能赢。
法规、校规、交通规则、游戏规则、文明公约、道德规范、考试规定……哪一个规则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呢？既然有“规则”，我们就得按“规则”办事。“规则”是我们人类自己制定的信条。
孔宾塞法则
每一人在投票时，首先要想到的是给谁投票，其次要想到的是哪个候选人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最高，最先应该给谁投，哪个候选人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较低，这些候选人在自己心目中有一个顺序，这个顺序就是投票的排序。
孔多塞法则就是最早的排序式投票方法。在博弈论名著《策略思维》中举过这样一个孔多塞法则的案例。这个例子以法国大革 命为背景，当时的革 命者们攻陷巴士底狱之后，要从三个候选人种选出一个新平民 主义领导者，这三个候选人分别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丹东（Danton）和拉法日（Lafarge）夫人（后面我们不妨简称为R、D、L）。革 命者们分为三个同等的集团，分别代表左 派、中间派和右派，若是R对D的选举，那么前者会以2：1的比分获胜；如果是L对R的选举，那么前者也会以2：1的比分获胜；如果是D对L的选举，那么前者仍然是2：1的比分获胜。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三个人的实力是相等的。哪一个也不能保证绝对胜出，最后的胜利者取决于谁的选举是最后举行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例子中所选举出的人，并不是完全代表民意的，这种选举的胜利是随机的。
但从最后结果我们看到，不管哪个政党当选，其政策都是接近的，因而对于大多数中下层的民众来说，无论谁当选，老百姓的日子还是照常地过，选举孰胜孰败意义并不大。
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发生过这样一个真实的诉讼判决故事。从古代罗马的法律传统来说，一般是根据正义的原则，判定罪犯的罪责，并根据罪责的大小，依据正义原则进行惩罚，这种思路是现代社会偶美法系的思路。欧美国家的人一般信封自由平等的原则，所以在诉讼里，公正就是意味着一个天平式的证据衡量。而政府对个人决不是平等的，必须严格对证据提出要求，以限制政府利用权势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因为他们认为，权势是靠不住的，警察是靠不住的，联邦调查局是靠不住的，司法部的检察官是靠不住的，他们的大总管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都是靠不住的。他们都需要有力量与之平衡，他们都需要制度予以制约。因此，欧美国家的人在对嫌疑犯的判决首先都是假想他没有罪，之后再用证据来一步一步证明这个人是否有罪；而一旦判定有罪之后，就要根据罗马法体系，听取证词，然后从最严厉的惩罚开始，一路下寻找合适的惩罚。首先要考虑要不要判处死刑，加入不要，考虑要不要判处终身监禁。依此类推，如果没有一种刑罚合适，那么该名被告就将无罪释放；假设有三名法官处理一个案件。
三名罗马法官对一个嫌疑犯的判决意见分别是：
1．A法官认为被告有罪，应该被判处死刑，其次是终身囚禁；
2．B法官认为被告有罪，应该终身囚禁，其次是无罪释放，并坚决反对判处死刑；
3．C法官认为该被告无罪，应该被释放，其次是死刑，绝对不能赞同终身囚禁的判决；
这名嫌疑犯生与死的命运无疑掌握在这三个法官手中。由此，我们得到下图。
如果三个法官能够应用倒推法，正确地预料到如果被告证明有罪，投票结果是以2：1决定判处死刑。这意味着，原本的投票其实就是要决定判处无罪释放或死刑。投票结果是以2：1决定判处无罪释放，这里B法官的宝贵一票决定了被告的判决结果。
然而，当法官们采用罗马法时，首先决定要不要判处死刑，如果死刑不成立，法官们通过倒推法意识到终身监禁将成为第二阶段的投票结果，由此投票结果是A和B法官决定判处死刑，而C法官投反对票，被告被判死刑。
如果是首先决定本案的合适惩罚，情况又有不同，仍然采用倒推法的思路，我们可以推断出该被告会被判处终身囚禁。由此看来，法庭运作方式或法律体系的不同，即使法官们都是非常公正廉洁的人，相同的案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在数学上，人们已经证明出，只要存在两个或三个以上的选择，少数服从多数的任何投票方法都会出现循环，投票的人数越多，选择的候选人越多，就越容易出现多数循环。
由于少数服从多数规则的这些缺陷，一些人又寻找到一些新的投票方法。最著名的就是两个世纪以前法国大革 命时期，伯达提出的新方法，一般被称之为Borda法则。
与多数规则不同的是，Borda法则不依赖于一系列两两投票对决。每个投票人递交一张选票，上面的内容包括他对所有方案的完整的排序。
比如有几本待选的书本，《活着》、《史记》、《流言蜚语》三本书，一次根据投票人的偏好，比如笔者本人就比较喜欢看《活着》，其次是《史记》，而《流言蜚语》则目不忍睹。
如果用数学符号来表示，则为《活着》＞《史记》＞《流言蜚语》。每个人排在最末尾的方案或候选人得到1票，每个人排在倒数第二的得到2票，依此类推。最后得票总和最多的方案获胜。
以投票的多数规则来确定集体的选择会产生循环的结果，这就好像一只狗在追自己的尾巴，会没完没了地循环下去。结果，在这些选择方案中，没有一个能够获得多数票而通过，这又被称作“投票悖论”，它对所有的公共选择问题都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的公共选择规则都难以避开这种两难境地。除了Borda法则以外，在我们的身边还有一些其它的投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