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初恋 (8)
一想到他要去打仗，厄秀拉就有点儿茫然，说不清有什么感受。这是她从小说里看到的多么熟悉的浪漫场面啊，到了现实中，她却很难理解。欢欣鼓舞的表面下掩盖着消沉、深深的悲凉的失望。不过，她还是把糖果藏在床底下，全都自己吃了，或是上床睡觉吃，或是早晨起床吃。她一直感到很内疚，很不好意思，可是她就是不愿分给别人吃。以后，这盒糖果成了她的一块心病。为什么她要藏起糖果，为什么要自己吃掉每一颗糖果?为什么?她并不感到内疚，只不过是知道应该感到内疚。她还接受不了。这盒糖果令人费解地成为纪念，现在盒子已经空了，又成了她的一个难题。她怎么看这件事?战争使她感到忧虑，心神不安。人们在组织互相开战的时候，她觉得整个世界的支柱似乎都要断裂了，一切都将陷入无底的深渊。她有一种恐怖的毫无着落的感觉。当然，还有一个臆想的战争的浪漫和光荣，甚至还有关于战争的宗教。她被搅得稀里糊涂。
斯克里宾斯基很忙，不能来看她。她并没有要求什么许诺担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会也不可能通过下保证来改变的。她凭直觉懂得了这一点，相信固有的现实。然而，她感觉到了无依无靠的痛苦。没有办法。她模模糊糊地知道，世界的巨大力量在滚滚向前，互相撞击，黑暗，愚蠢，无聊，却极为庞大。因而，一个人被挟在其中几乎就像一粒尘土，无依无靠，随风旋飞。而她又那么强烈地想要反抗，愤怒，战斗。但以什么去反抗去战斗?难道她能用自己的双手与地面战斗，把那些小山打得不敢动弹?她的胸中还是想战斗，向整个世界开战。而这两只小手就是她仅有的一切。过了几个月，到圣诞节了，有雪花莲了。考塞西附近的林子里有一块洼地，长满了雪花莲。她给斯克里宾斯基寄去了一盒子，斯克里宾斯基就给她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谢意，似乎他很感激很怀念。她的眼睛变得孩童般天真又困惑。她一天天地感到困惑不解，无依无靠，被那些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牵着走。
斯克里宾斯基在干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全副身心投入了工作。在他的心底深处，他的自我——那渴望、真心希望实现自我的心灵，流产了，僵死了，成了郁积的一个死结。他是谁?为什么要把个人的关系看得如此重要?就个人而言，一个男人算得上什么?他仅仅是整个庞大的社会组织、整个国家、整个现代人类的一块砖。他个人的运动是渺小的，完全是次要的。整个社会体制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分裂，不管有什么个人的理由都不行，因为任何个人的理由都不足以证明这种破裂是有道理的。个人的情感又算什么?一个人必须在整个社会、在人类详尽的文明大体系中担任一份工作，这才是重要的。
整个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而团体、个人都不重要，除非他代表整个社会。所以斯克里宾斯基不考虑那个姑娘，走自己的路，该服役就服役，该忍受的就忍受，什么也不说。对他自己的内心生活来说，他已经死了。而且他不可能从死亡中复活。他的灵魂已经躺在坟墓里了。他的生命在于确立的制度。他也有五种官能，这五种官能都要满足。除了这些，他代表着伟大的、已确立的、现存的生活理念，而作为理念，毫无疑问，他是重要的。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有人的、整个集体的最大利益就是个人的最大利益。因而，每个人都必须为国家奉献自己，为大家的最大利益工作。也许，有人可以改良国家，但总是以保持原样为目的的。不管怎么说，社会的最高利益不会给斯克里宾斯基的心灵带来勃勃的生机，他明白这一点。可是他并不认为个人的心灵有那么重要。他相信这一点：一个人代表了整个人类，他就是重要的。
他看不到，也没有生就那本事去看透这一点：按照目前的情况，社会的最高利益再也不是一般人的个人最高利益了。他想，因为社会代表了千百万的人民，因而，它一定比任何个人都重要千百万倍。而他忘记了这一点：社会是许许多多人的抽象概念，而不是许许多多个这些人。那么，当这个抽象的社会利益的论述对具有一般理解能力的人来说成了毫无推动力、毫无价值的公式时，“共同的利益”就成了大家讨厌的东西，在一个低层次上代表了保守的庸俗唯物主义。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主要指所有各个阶层的物质财富，斯克里宾斯基并不十分在意他自己的物质财产。如果他变得一文不名，那就是运气不佳。因而，他怎么可能在为了他人的物质财富而放弃自己这样的生活中找到他的最高利益!他把自己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可他并不会认为为了其他人做出牺牲都是值得的。而且，作为个人，他会认为自己非常重要——哦，他说，你不必从这个观点来考虑社会。不，不，我们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它需要的是团结，需要的是优厚的工资、机会均等、优越的生活条件，这些就是社会所需要的。社会并不需要那些微妙的和困难的东西。
责任非常简单——脑子里记着物质，记着每一个人的福利，这就是一切。所以，一种毫无价值的感觉支配着斯克里宾斯基，厄秀拉对这一点越来越害怕。她感到不得不屈从于绝望，有强烈的灾难临头的意识。这灾难意识使得她一天比一天更迟钝。她变得病态地敏感，抑郁，忧心忡忡。看到一只白嘴鸦在天空慢慢地飞行她也会感到苦恼。这是个不祥的兆头。这个预兆在她看来如此不吉利，又对她如此地有影响，她几乎变得心如死灰了。可是，这有什么关系?最坏的情况只不过是斯克里宾斯基离开了。她为什么要操这份心，害怕什么?她不知道。她就是被阴郁和恐惧缠住了。晚上走出去，看到天空闪烁着的星星，她会觉得这些大颗大颗的星星可怕；白天她老是在想着可能受到什么指控。
三月份，斯克里宾斯基写信回来说，他很快就要到南非去。不过在他走以前，会抽一天时间到玛斯庄来。如同在痛苦的梦境中，厄秀拉提心吊胆，不敢肯定地在等待着。这是怎么回事，她不知道，也不可能明白。她只是感觉到她那几根命运之绳全都因挂虑而绷得紧紧的。有时，她一边流泪一边没头没脑地说：“我多么喜欢他，我多么喜欢他。”他来了。可是他为什么要来?厄秀拉看着他，想找到点暗示。他没有示意，甚至连吻都没吻她。他的举止就像是个和蔼可亲的一般的熟人。这只是表面现象。但是这底下掩藏着什么?厄拉秀在等待，想要他示意一下。
因而，整个白天他们俩都迟疑不决，回避接触。到了晚上，斯克里宾斯基笑着说，他要过六个月再回来，到时再告诉他们这次出行的事。他和厄秀拉的母亲握了握手，就走了。厄秀拉陪他走到巷子。这天晚上有风，门前那片紫杉树一会儿哗哗摇动，一会儿沙沙作响。风好像从林立的烟囱和教堂尖塔刮过。天黑乎乎的。风吹着厄秀拉的脸，衣服被吹得紧贴四肢。这是一阵阵的劲风，充满了聚成一团的生命之活力。她好像看不见斯克里宾斯基了。在这刮着急迫的强风的夜晚，她找不到他了。她问：“你在哪儿?”“这儿，”他的声音答道，没有形体。厄秀拉摸索着，碰到了他。一团火焰像闪电窜遍了他们俩。她说：“安东?”
他应了一声：“怎么了?”在黑暗中，她双手抓住斯克里宾斯基，感觉到他们俩的身体又在一起了。她说：“别丢下我，你要回到我身边。”“好的。”他说着，双臂抱住她。然而，他的男子气已经受伤致残了，因为他知道，厄秀拉并没有被他迷住，也不受他的影响。他想离开厄秀拉。他就想着这一点：明天要走了，他就要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了。他生活在另一个地方——他生活在另一个地方——他生活的中心就不是厄秀拉所能企及的了。厄秀拉是另一种人，他们之间有一道缺口。他们是两个敌对世界的人。她又问了一次：“你会回到我身边吗?”他说：“会的。”他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他这么说是答应这个约定，而不是像一个男人回来实现他的承诺。厄秀拉吻了他，然后走进门，消失了。他神不守舍地走回玛斯庄。与厄秀拉的接触刺痛了他，吓坏了他。他退缩了，要摆脱厄秀拉的精灵。不然，厄秀拉会站在他跟前，像贝兰先知面前的天使一样，用一柄剑把他从路上驱赶回来，赶进荒野之中。第二天，厄秀拉到车站去送他。厄秀拉望着他，转脸向着他，可他总是那么冷淡，没有表情，一点儿表情也没有。他很专注，厄秀拉以为他思想集中就没有表情。他很奇怪地变得空虚了。站在他身旁的厄秀拉一言不发，脸色苍白，斯克里宾斯基真愿意没看见她。在生命的源头，他似乎感到羞耻，为她感到冰冷的、死一般的羞耻。
在车站，他们三个人站在一起很引人注目。那姑娘戴着顶皮帽子，披着披肩，一身橄榄绿衣服，年轻而紧绷的脸显得苍白，一副孤独倔强的样子；那一身士兵打扮的年轻人戴着弄皱的帽子，穿一件厚实的大衣，紫色领带上方的脸没有血色，很冷淡；他的身材中等。再就是那位年长一些的男人，一顶时髦的圆顶硬礼帽低低地压在浓黑的眉毛上，面色红润，表情镇静。很奇怪，他的整体形象表现了十足的淡漠。他永远是观众，是在一旁伴唱的合唱队，是戏剧的旁观者。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不会有戏剧性的事件。火车急驰过来了。厄秀拉的心颤动了，然而，她心头结起的冰块太坚硬了。她说着“再见”举起了手，脸上露出她特有的茫然的笑容。斯克里宾斯基俯身吻她时，她还在纳闷他干什么。他应该握握手就走。她又说了一遍：“再见。”斯克里宾斯基拿起了他的小提包，转身背对着她。火车前一阵忙乱。啊，这儿是他的车厢。
他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汤姆?布朗温关上了车门。汽笛一响，两个男人握了握手。布朗温说：“再见，祝你好运。”“谢谢，再见。”火车开了。斯克里宾斯基站在车窗前招着手，实际上他并没有望着那两个人——那姑娘和那面色红润、几乎跟女人一样好打扮的男人。厄秀拉挥动着手帕。火车越开越快，变得越来越小了。火车还在笔直地往前开。白亮的小斑点消失了，远远地还看得见越变越小的车尾。她还站在站台上，觉得周围空空荡荡的。她的嘴巴不由自主地颤抖，她并不想哭，她的心已冷如死灰。她舅舅汤姆走到一台自动售货机前买火柴。他转过身说：“ 你要不要来点儿糖果?”厄秀拉满脸泪痕，一副哭相，撇着嘴，使劲忍着。然而她的心并没有哭泣——已经心灰意冷了。她舅舅还在问：“你喜欢哪一种?要不要来点儿?”“我想要点薄荷糖球。”奇怪，她的脸变形了，发出的声音却是正常的。过了一会儿，她控制住了自己，变得很平静，什么事也没有了。
“我们到城里去，”汤姆边说边推着她上了一列开往镇上去的火车。他们到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厄秀拉坐下来，望着街上的人，心里受了重伤，脑子里却冷静沉着。她精神上的冷静沉着现在还持续着。在她的心头好像凝结着幻灭感和强烈的怀疑。她的心已经有一部分变得冰冷、毫无感觉了。她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可是年纪太轻，受挫太深，她无法理解，甚至不知道这一点。她受的伤害太深，简直无法忍受。她的痛苦是盲目的。斯克里宾斯基不在的时候，她又需要他。但是从他离开的时候起，他就成了厄秀拉想象中的人了。她把自己的烦恼、情感和思念全都对着他发出。她坚持写日记，写下了自己冲动的想法。看到天上的月亮，她心中溢满情感，回去就写道：“如果我是月亮，我就知道该在哪儿落下。”这对她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她在这个句子里倾注了她青春的痛苦、青春的情感和思念。不管到了哪儿，她的心灵都向他呼唤；不管在哪儿，她的四肢都因由他引起的痛苦而颤抖。她心灵放射的力量似乎不停地、无穷无尽地传向了他，在想象中，她找到了他。然而，他是谁?他又在哪儿?他只存在于她的愿望中。
收到了一张斯克里宾斯基的明信片，她把它贴在胸口。实际上这张明信片对她没有那么重要。第二天她就弄丢了。不到以后的某一天，她甚至记不得曾经收到过一张明信片。长长的几个星期过去了。战场上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她觉得，从世界的那一头传来的这些消息都刺痛了她。在她的心灵深处有一部分仍然是冰冷、漠然、没有变化的。这段时间，她的生活总是只有一部分，没有完完整整地生活过。有一部分是冰冷、没有生命的。然而她却非常敏感，不能自持。在街上，一个两眼通红的邋遢老女人向她乞讨，她像躲避脏物一样跑开了。那老女人在后面大骂刻毒的脏话时，她又畏缩了，气得要发疯，四肢颤抖，不能自持。只要她一想起那红眼睛的老女人，全身就燃起了一股疯狂的烈火，差点儿要杀了自己。在这种状态下，她对性生活的热望成了心里的一块病。她那么敏感，那么神经质，以至于触摸到粗羊毛的毛线都会使她神经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