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莉娅简直不认识弟弟了。他完全变了样。谢廖沙让姐姐坐下，便说：
“你参加共青团吗。不明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不信？喏，给你看这个！”
瓦莉娅半信半疑。
“我能干什么呢？”
谢廖沙笑了。
“什么？干什么？姐姐！要干的事儿可多了。必须发动群众。得把大家召集起来，谈谈苏维埃政权问题，我也得讲话。可是，你知道的，我讲不好。唉，对了，你入团好吗？”
“我不知道。妈妈会生气的。”
“别管她了，瓦莉娅，她不懂。她光想看到孩子们围在身边。她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只是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打仗，这不公平。你还记得朱赫来是怎么说的吗？想想保尔吧，现在我们可以做主人。怎样呢？瓦莉娅，你应该入团的！你发动姑娘们，我做小伙子们的工作。克利姆卡那个红毛熊，我今天就把他拉进来。瓦莉娅，你参加不参加呀？瞧，我这儿有本小册子，就是讲这事儿的。”
他拿出小册子，递给姐姐。瓦莉娅望着弟弟，轻声地问：
“万一彼得留拉匪兵又来了，那怎么办？”
谢廖沙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
“我当然是跟大家一块儿撤走。可你怎么办呢？妈妈会伤心到极点的。”他不说话了。
“你替我报名吧。谢廖沙，不要告诉妈妈，也别告诉任何人，你知我知就行。我来帮你，这样妥当些。”
“可以，瓦莉娅。”
伊格纳季耶娃走了进来。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姐姐瓦莉娅。她要加入共青团，不过不要让我妈妈知道，行不行？万一咱们得撤退，那我当然扛起枪就走，可她舍不得扔下妈妈。”
伊格纳季耶娃仔细听着，回答说：
“行。这样比较妥当。”
剧院里挤满了说个不停的年轻人，大部分是中学和高小的学生。制糖厂的工人管乐队在演奏乐曲。
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开大会，不如说是看演出。
幕布拉开了。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金同志登上讲台。
他身体瘦小，长着尖鼻子。大家挺感兴趣地听他演讲。他俨然是位演说家，使用了那么多的诸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这一类术语，听众似懂非懂。他讲完，全场热烈鼓掌。下面轮到谢廖沙了。
谢廖沙脑子里一片空白。“讲什么呢？怎么讲？”
伊格纳季耶娃从桌后小声提示：
“你谈谈组织支部的事情。”
谢廖沙立即谈具体的工作：
“同志们，你们已经全听到了，现在咱们必须成立支部。你们谁赞成？”
全场静悄悄的。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过来帮忙了。她给大家讲述莫斯科青年建立组织的情况。谢廖沙站在旁边，很是尴尬。大家的冷淡态度，使他心里挺不痛快。
人们并没有认真地听丽达讲话。几位前排的高年级女生，鼻子扑着粉，正交头接耳地讲话。在角落里，坐着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发现，自己认识的那个机枪手也在那里。他正瞪着打扮入时的莉莎和安娜，她们正毫无顾忌地说笑。
丽达发现没人在听，便很快结束讲话，让伊格纳季耶娃接上来。伊格纳季耶娃讲得沉着从容，使听众们安静下来了。
“青年同志们，”她说，“你们每个人都认真想一想。我相信，你们当中会有一些同志积极地投身革命，而不是作旁观者。大门为你们敞开，希望你们进来。希望你们自己也来谈谈。想发言的就请讲吧。”
又是一阵沉默。
不多时，后排有人喊了起来：
“我要说说！”
米石卡·列夫丘们夫两眼微斜，像头小熊似的挤上台来。
“我报名参加共青团，谢廖沙了解我的。我要加入。”
谢廖沙眉开眼笑了。
“同志们，这下看见了吧！”他立刻冲到台中央，“米石卡是自己人，他爸爸被火车轧死了，米石卡是自己人。他虽然没念完中学，但是很快就理解了我们的事业。”
场子里议论纷纷。中学生奥库舍夫要求发言。这个药房老板的儿子精细地梳着高耸的飞机头。他说：
“同志们，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将来要干什么。搞政治吗？我们什么时候读书呢？我们得念完中学吧。搞政治，弄不好会杀头的。我想，还是算了吧。”
场内一阵哄笑。奥库舍夫跳下台。下面发言的是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他用愤怒的目光扫视一下全场，使劲地喝问：
“你们笑什么？”
他的眼睛几乎冒出火来，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
“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是个孤儿，要饭长大的，活着不如一条狗，跟他们这些少爷小姐不一样。红军收留我，把我当成亲生的孩子，给我衣穿，教我识字，让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我成了布尔什维克，死也不变心。我知道它是为了我们，为了穷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而战斗。你们不知道，就在这座城下，有两百个同志牺牲了……”扎尔基的声音响亮有力。“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献出了生命……在所有的战场上，都有人在牺牲，可你们却在起哄。同志们，”他突然一转身，冲着主席台说，“找他们来有什么用，他们知道什么？不！饱汉不知饿汉饥。刚才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他冲台下怒喊，“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我们不会求你们的！”他吼出这句话，冲下台，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主席台上的人没有一个留下来参加晚会。当他们返回的时候，谢廖沙沮丧地说：
“糟透了！扎尔基讲得有理。咱们找这帮中学生只会惹一肚子气。”
“很正常。”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他们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必须在工人中间入手。你要特别注意锯木厂和制糖厂。不过群众大会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学生当中也有优秀的同志。”
丽达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宣传我们的思想与口号。我们要继续努力。我们将召开一系列大会。宣传列车近日到达，我们将把工作全面铺开。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
深夜，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临别，谢廖沙紧紧握住她的手，丽达浅浅一笑。
谢廖沙返回市区，顺路回家一趟。
任凭母亲怎样责骂，他都不作声，不反驳。但是父亲参加进来，他就积极地反攻：
“爸爸，你听我说，德国人在的时候，你们罢工，还打死押车的德国兵，你想到家了吗？想到的。但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使你这样。我知道万一我们撤退，那么为了我，你们会受迫害。可要是我们胜利了呢？那就翻身了。爸爸，你理解我吗？咱们讲和吧，妈妈也会好起来的。”他看着父亲，充满了期待。
扎哈尔·勃鲁扎克坐在凳子上局促不安。终于，他微笑了。
“小滑头，你来教育我吗？你以为挎上了手枪，我就不能抽你了。”
不过这语气并不严厉。他犹豫片刻，握住儿子的手，说：
“谢廖史卡，你继续干吧！我们不会拖你后腿的。只是别忘了我们，常来看看。”
夜晚，门半掩着，透出一道光亮，照在台阶上。大房间里正在开会。屋里有五个人：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羊皮帽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外两个革命委员会委员——铁路工人、身体魁梧的舒季克，机车库工人、鼻子扁扁的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盯着伊格纳季耶娃，嗓音嘶哑，一字一顿地说：
“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吃饭，可是投机商哄抬物价，他们不接受苏维埃纸币，只要旧币。今天咱们就规定一些价格。我们知道，他们不会甘心的，他们会把货藏起来。那样咱们就搜，征购吸血鬼们的全部货物。我们绝不能手软，我们不能让工人挨饿。伊格纳季耶娃同志 警告我们别干得太过火，我说这正是她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别生气。今天我得到一个消息，饭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家里有个秘密地窖，有些大商人藏了大批货物在地窖里边。”他露出嘲讽的微笑，瞧瞧季莫申科。
“你打哪儿知道的？”季莫申科吃惊地问。
他感到懊丧，这本是他的职责，却被多林尼克抢了先。
“嘻嘻！”多林尼克笑了，“老弟，我不仅知道这个地窖，还知道昨天你和师长的司机一道喝了半瓶私酒。”
季莫申科的脸涨红了。
“我是听谢廖沙讲的。他有个朋友，好像在车站食堂干过活儿。这个朋友听厨师们说起，以前食堂的所有需要，全由佐恩供应。昨天谢廖沙搞到了可靠的情报：肯定有个地窖，在一个不具体的位置。季莫申科，你带上几个小伙子，跟谢廖沙一同去吧。一定要在今天就搞个水落石出！成功了，我们就有物资了。”
半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了那个酒馆老板的家，两人留在外面看守。
矮胖的老板活像一只大酒桶，一条木头腿橐橐地响。他迎接进来的人，问：
“同志们。这么晚了有事儿吗？”
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女儿们。隔壁房间里，一身肥肉的老板娘在一边穿衣，一边叹气。
季莫申科只说了两个字：
“搜查。”
搜遍了所有的地方，就是没有发现秘密地窖的影子。
厨房旁边狭小的屋子里，饭馆老板家的一个女佣人正在酣睡，她睡得那么熟，有人进屋也没听见。谢廖沙小心地叫醒了她。
“你是谁？是这儿的佣人吧？”他问道。
她拉起被子，用手遮住电筒光，惊疑地回答：
“是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谢廖沙解释了一下就退出去，让她穿好衣服。
宽敞的饭厅里，季莫申科正在盘问老板。他喘着粗气激动地说话：
“你们别浪费时间了，我没有别的地窖了。相信我吧，我是开过饭馆，可我现在一无所有了。那群匪兵抢光了我的财产，还差点儿打死我。我拥护苏维埃政权，可是我真的没什么东西了。”说着，他很无奈地摆摆手。
季莫申科烦躁地咬着嘴唇。
“看看季莫申科烦躁了！你还是讲出来吧？”
“哎呀，军官同志，您干什么呀？”老板娘插嘴，“我们自己也很惨呀！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哭一场，可是挤不出眼泪来。
“饿着肚子，却雇着佣人。”谢廖沙插了一句。
“嗨，算什么佣人！不过是个住在我们家的穷姑娘。她没地方落脚。让赫丽斯季娜自己告诉你们好了。”
“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了，大声喊，“继续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