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善于经商是从回族先民时期就开始谱写的一段史话。以唐宋始，回族先民便已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的开拓者和践行者。唐代以其发达的经济和商业繁荣，吸引了大批包括大食等国或地区的穆斯林商人来华经商，进行着一种具有国家政府间性质的易货贸易，中国史书中称其为“朝贡”。阿拉伯人从红海、波斯湾等地绕印度半岛、马来半岛以达中国东南沿海各城市的“香料之路”和联接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国，从新疆直达长安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从事商业贸易。
唐王朝的都城长安，是沟通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同时也是阿拉伯、波斯商人来华经商的中心地区。当时长安的东市和西市，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商业区。东南沿海的广州、扬州、泉州等城市，是回族先民——阿拉伯、波斯等国商人经商的主要地区。由于广州穆斯林商人的聚居，—成了广州蕃坊。阿拉伯、波斯人大多行商生贾，开设胡店和“波斯邸”（经营货物存放批发和贮藏金银财宝，以及银钱拨兑的货栈），从事香药、珠宝、象牙、犀角等生意。而后又从中国运回丝绸、药材、铜器、陶瓷等。
宋代，在对外贸易方面，政府实行鼓励通商的政策。宋初曾经派遣专门的代表团前往西拉夫，招徕穆斯林商人，允许保护他们，并给以进出口的便利。由于宋政府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执行对来华经商者给予优厚待遇的政策，使阿拉伯、波斯等国的商人，来中国经商的较之唐代更盛，尤其是从海上香料之路来中国的更多。宋政府为促进对外贸易，增加政府税收，在广州、泉州、杭州等重要的通商口岸设立市舶司，其职能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回族先民们当时到中国经营的商品主要为香药、犀象、珍宝三大类。在宋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中，通过海上香料之路的贸易而所得者，占有很大的比例。
到南宋末年，市舶收入甚至已占到政府一年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以“朝贡”形式进行的贸易，宋代比唐代更盛，有记载者为49次。南宋初年，政府固有的财源大半丧失，新的财源尚未开辟。这时，全年国库收入1000万，而从大食及各国商品所得到的，就有200万，占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这就是说，回族先民们以经商缴纳的巨额捐税，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南宋政府的统治。在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里，商业活动能产生如此重大的作用，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实属罕见，这不能不归功于回族先民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元代是回族先民商业经济发展和普及的时期，回族商业经济的基础和定型也始于这一时期，并为回族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经济条件。到了元代，陆上的“丝绸之路”在回回人的商业活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回回人的商业活动随着他们落居全国各地而分布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元朝的“例献”与“关税”收入，很多是依靠回回商人，他们在中国对外贸易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元政府支持和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对于穆斯林商人给予优厚的待遇。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元政府命东南沿海各地的市舶司，每年招集舶商，发展对外贸易。元初，中央政府也多用善于理财的回回人管理国家财政。一些王室成员也让回回人做他（她）们的经商代理人。在泉州的对外贸易中，回回人蒲寿庚及其家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元朝的海外贸易的发展与蒲寿庚是分不开的。南方的回回商人非常多，杭州、泉州、扬州、镇江都有富甲当地的回回商人。在北方和内地的一些重要城市及交通便利之处，回回人的商业活动也很普遍。在丝绸之路的中枢地带甘肃，不少回回商人在河西地区（今武威、张掖、酒泉）与中国商人进行丝绸、茶叶、瓷器与马、皮毛的交易。在肃州城东关，还有回回人集中经商的一条街，其繁荣程度丝毫不亚于城内。宁夏的原州和灵川也是回回人在西北的商贸汇聚点。
元代回回人经营的商品，首先是珠宝，服务对象主要是皇室和官府成员及显贵，有些回回商人因经营珠宝生意而富甲一方。香料仍是元代回回人经营的主要商品之一，多从东南沿海各港口进入中国各地，除作为奢侈品供达官贵人享用外，部分还用于手工业的原料和药品的配制。元代是回回医药学在中国发展的最盛时期，至元七年（1270），元政府建立了阿拉伯式的医院“广惠司”，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设“回回药物院”，均由回回人来主持，用回回医生，配制回回药物，因此，经营药材也成为回回商人一项重要的商业活动。此外，元代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粮食、盐、牲口等商品，回回商人也经营。
到了明代初期，回族已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商业经济在回族中也更为普遍，但已由元代的外向型向内向型的以国内商品流通为主转变，回族商业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不像元以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只能影响本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是经营内容的变化。由于明代海禁政策时紧时松，回族商人经营的辉煌的海上贸易从此走向衰落，回族商业的主要内容从经营贩销外国的香料、珠宝、药材，转移到经销国内的农业、手工业产品，但更多的是经营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如茶、马、牛、羊、盐、皮张、粮食、手工艺品等。其次是回族商业活跃区域发生变化。由于海上贸易的衰落，回族商人活动的重点被迫由沿海向内地村镇和边远地区转移。元代，回族商人主要活动于京城以及沿海城市，而在明代，由于已形成的云南和陕甘宁青以及沿运河几条带状的大块回族聚居区，所以回族商人活跃的区域比元代要广阔得多。再者，回族商业服务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元代，回族商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朝廷和各级官府，主要为大官僚、大地主等提供奢侈品。而明代回族商业经营的内容和商人活动地区的改变决定它服务的对象绝大多数是一般中小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和一般城市居民、农民。
在西北地区的回族商业经济中，茶马贸易和同邻近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交易十分活跃。明朝洪武年间，在秦川（今天水）、河州（今临夏）、洮州（今临潭）设立“茶马司”，专管以四川、汉中和湖南等地出产的茶，交换西北各游牧部落产的马，主要是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以后，为了进一步从青藏高原的藏区换取良马，将远离甘、青牧区的泰州茶马司撤销，改设西宁、河州、甘州（今武威）、洮州四个茶马司。回族在茶马互市的贸易活动中，将茶、粮食等生活用品，贩运到甘、青牧区，与藏族牧民进行交易，一时茶马贸易在西北相当盛行。河州、西宁地区成为当时西北地区茶马贸易中心，农牧产品的贸易集散地。
在云南回族中，根据云南地形特点而进行长短途运输的回族马帮，来往于老挝、泰国、缅甸及印度等国，在省内运载货品贩卖于各府县之间。回族马帮还运载商品到贵州、广西、西藏。
清代的回族商业经济，其发展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清政府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并严厉地实行闭关锁国式的“海禁”，使得回族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困难重重。特别是清代中后期，清政府实行反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使得回族的政治地位十分低下，极大地限制了回族商业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清代的回族商业更多得表现在与回族群众的生活相关联以及社会需要的一些行业上，如饮食业、皮货业、牛羊业、屠宰业、制革业、贩马业、贩卖山货及油盐米炭业等。在经营皮毛生意方面，西北和中原地区的回民很活跃，甘肃的河州、张家川龙山镇、平凉，河南的周口、朱仙镇、桑坡，山东的济宁，宁夏的石嘴山等地，形成为皮毛集散地。
清代，西北地区的回藏贸易仍然是民间主要的商业活动，回族商人以茶叶、红糖、白米、面粉、布匹等日用商品，从藏区换取鹿茸、麝香、冬虫草、野牲皮、羊毛、沙金等，转而出售到中原各地，从中获利。兰州在清代成为茶商结集的重要茶叶转口市场和集散地，陕甘回族在这项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对藏蒙地区和陕甘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贸易交往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回藏贸易中，甘肃河州、洮州和青海循化、西宁、湟中等地都是这种贸易的商品集散地和交易中心。
到了民国时期，回族商业经济发展的地域更为广阔，遍及城乡各地，经营的商品内容更为丰富，商业经营的地域特色更为突出，乃至出现用商业资本来兴办实业，使商业经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就经营者而言，既有资本雄厚的富商大贾开设大型商号，更多的是本小利微或亦农亦商的小商小贩。回族商业的行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为扩展，有面粉业、酱园业、旅馆业、饭庄业、果店业、皮货业、古玩业、牧言行业、洋货业、杂货业、影剧院业、中药业、卷烟业、碎货业、煤业、转运业、花生业、粮业、鞋业、帽业、新药业、杆业、渔业等。即便是回族传统的饮食业，在发展中门类也越来越细，并派生出与此业相关的手工工业或是小工厂。地处藏区的临潭回族伊斯兰宗教社团西道堂，在从事回藏商业贸易中颇具代表性。西道堂组织的商队，足迹遍及西藏、青海、四川、西康及甘肃等藏族牧区，对外的商业活动区域，近则甘肃、青海、四川的主要商业区，远到西安、内蒙、张家口、北平、上海等全国主要商业城市。由西道堂创办的“天兴隆”商号，在甘肃、四川、青海、张家口等地设有分号，并经营林场、牧场。西道堂具有鲜明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商业经济，当时不但在甘肃、西北，乃至全国回族商业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回族积极地参与国家经济的建设，除了对传统行业进行继承和发扬以外，经营领域有所拓展，在发展餐饮、零售、兴办经济实体等方面都走在各民族的前列，还出现了一批在全国都比较知名的企业。
回族传统的清真饮食、皮毛加工等行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长足稳定的发展，尤其是清真餐饮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消费，在某些地方还成为发展旅游业的支柱。例如西安城内回坊的回族餐饮，成为前来西安旅游者的必经之地。除此之外，回族在还开发矿产资源、成立商贸公司、参与旅游服务、拓展海外市场等，如陕西西安、河南水南关和桑坡、甘肃张家川、宁夏同心、云南昭通和通海、河北大厂、福建陈埭等地的回族都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我国回族的商业经济，从其先民最早来华开展贸易活动算起，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其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商业经济也在适应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迁。尽管在有的时期，这种变迁不是促进回族商业经济的发展，而是削弱和降低了回族商业经济的社会作用和自身发展，但它始终伴随着回族社会经济的历史脉膊，并同回族的荣辱成败密切相连。在当代和来来回族整体发展的进程中，商业经济仍在或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回族走向中国和世界优势民族之林的重要经济手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