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1893～1941年）作家、学者。福建龙溪人，生于台湾台南。燕京大学教授，后赴香港任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著有《中国道教史》、《国粹与国学》等。
许地山是以笔名“落华生”知名于世的。
他写过一篇散文《落花生》，朴素，简洁，又富于生活气息。自它发表以来的七十年里，中小学课本常选它为范文，让代代少年儿童们诵读。
这就是他笔名的来源。许地山很喜欢这个笔名，郑振铎问他取这个笔名是什么意思？许地山说，不是落花生嘛？花不美丽，但结的果实却用处很大、很有益。
落花生又俗称长生果。
许地山虽离开这个世界已有六十个春秋了，但留下的著作和思想，包括读书和读书方法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有知识就不会产生糊涂的行为
许地山是学者型作家，也是作家型学者。这在他同时代的人群里是不多的。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他的成就源起于爱好读书，善于读书。早在童年时代，随父自台湾东渡福建的许地山，就养成了读书求知的习惯。早年所读的书，使他印象很深。若干年后，他在谈论明末洪应明《菜根谭》一书时，就提及1907年，即十四岁那年，初读《菜根谭通解》时的情景。他说，这是一本由日本人编注的《菜根谭》，到现在还有好些教训盘踞在心中。并就读书的目的，向读者介绍了《菜根谭》的有关格言，如：读书不希圣贤如铅椠佣；居官不爱子民如衣冠盗；讲学不尚躬行如口头禅；立业不思种德如眼前花。
许地山很注重读书的目的。他曾说过，读书目的有三：一是生活；二是求知；三是修养。读书为生活，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可行的。但所学非所用，或所用非所学，因“谋生”而无形中浪费许多人的大好时光、精力。他说，这是读书人执持“敲门砖”的态度，事一混得来，书本也扔了。它正是读书人的误区，也是社会的误区。
许地山提出，读书为用，生活是靠知识培养、丰富的，读书求知识求修养也是人生不可缺的。
有一天，许地山和同学李勋刚闲谈。李勋刚告诉许地山，他有一个朋友，不学无术，很骄傲，最看不起读书，反对进学校求知识。那朋友说：我从来没有进过学校，可以月月赚钱，读书尤其是进大学，是没有用处的。李勋刚回答说：当然像你家有万贯，做事与否都没啥关系，可是读书并不仅是为做事；读书，获得知识，叫人不糊涂，岂不是也很重要嘛？像我进过大学，虽然没能像你那样连小学都未读完的人赚钱多，但如果我的孩子病了，我决不会教他吃下四只蝎子。他说这话是因那朋友愚昧，在不久前，为给儿子生病求药，竟听信巫医处方，把四只蝎子烧成灰当药吃，不幸却加重了病。
许地山听了不胜感叹，就此发表了一通读书求知的感想。他说，从这件事很可以看出知识与人生的密切关系。有知识，便不会产生糊涂的行为；而知识大半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许地山是很欣赏、赞同宋末文天祥死后衣带留下的诗句中的这八个字。这就是读书为求强化文化素质，有修养，有理智。他说读书求知识，读书求修养，读书求应用，三者是合一的，串连在一起，只为一个目的而读书，是读不好的，也难以取得个中三昧。因此读书求知识，要辨利害；读书求应用，要审时宜；读书求修养，为完备理智。
读好一部书，要走三步路
许地山爱读书。
少年时代，有家学渊源的许地山博览群书，求知的战线拉得很开。若干年后他追忆这段读书生涯，觉得很有意思，并认真作了梳理，认为一个人常要经过乱读书的时期，才能进入挑拣书读的境地；乱读书只是寻求知识的初步，拣书读，才能算上了知识的轨道。
这也是大清康熙皇帝所说的读书必走之路：书不贵多而贵精，学必由博而守约。
许地山的读书面是非常宽广的，他读书很注意选择，不在前人的道路上爬行。
他有相当高的梵文知识。据说早年在缅甸求学时，为能掌握梵文，特地赶到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古庙，向一位精通梵文的和尚求教，为此足足面壁了两年。这是因为当时中国通梵文的学者如凤毛麟角。
许地山很欣赏北宋画家米芾所说的话：一日不读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他自己也是坚持日日读书。还说过：应是读一日书当获一日之益；读一日书，有一日之用。
早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几年里，许地山就日日泡在图书馆里，北平的各家图书馆和博物院，都留下他的足迹。他是很善于抓紧时间的。
许地山知识面广，于文学创作和研究、宗教学、史学、文化社会学（习俗、服饰）都有相当高的造诣，功底很深。察其原因，还在于完善完美的读书法。
其实，他的读书方法也很朴实。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许地山认为，为达到读书的目的，“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但是个人性质不同，研究材料的多少难易，使他采取一种适合的方法。”那就是读书要因人制宜，因书制宜，要在读书实践中积累、总结出适合自己读书的方法。
他曾对传统文化提倡的读书法进行梳理，说过去的读书人做学问的读书法，“是注重在修养与力行方面，知而不行，便是学还没得到方法的表征”，表现在：
一知的方法，就是读书，不慌不忙，日积月累，终有成功的一天；
二不怕困难，不作中间停滞；“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是要不得的；
三读书要有信心，如《中庸》说：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四读书要有信和疑两种认识，不懂则疑，不疑就不能了悟，“读书要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牟行中《庸行编》卷二）；否则没有己见，一诺百诺，有如屠儿礼物，倡家谈礼；
五少年读书在装知识，有如进账；老年却把所知应用，有如销账。
他以为这是关在书斋里，终日不闻窗外事的封闭读书法，它可借鉴，但不能照搬。
30年代，作为燕京大学教授的许地山也谈了自己的读书法。他说，读好一部书，要走三步路：
第一步，读书首先得检阅图书目录（图书馆、书局出版部门等），要找最靠得住的本子来读，如果有靠得住的书评，也当读一下。他说：“近代书贾多为赚钱，宣扬文化不是他们的目的，有时看见书名很好，内容却是乱七八糟，以致读者对于书的选择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依着靠得住的评书家指导，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事也就可以避免了。”
第二步，读书的过程要作记录，用笔记法、签条法、纸片法都行，各人以习惯和需要去做。他说：在所学还没有得系统的时候，应当用纸片将书中所要用的文句抄下来，放在一定的地方，自己分出类部来，这就是做学问颇流行的一种方法；签条法，便是用纸签一条一条抄录，依着部类钉在一起成“条”；若要强化自己读书方法，还不妨就书籍里的若干问题，另外提出来存疑，以便日后探讨、注解和校勘。
第三步，读书便到应用的程序，即将所得的文字梳理，排列次序，便于查阅和使用。
许地山说，这是他多年读书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治学基本功。
在许地山的书斋里，四面墙壁有三面都紧靠着书架；书架上很少有工具书之类书籍，倒有两面排列的书架，全摆着的是他日日夜夜抄录的笔记本和卡片、纸签；有的是利用打字纸、信签写的，有的是用统一规格的卡片写的，也有的用大小不一的纸签装订成册的，字体虽不甚清晰，但排列得井井有条，有的甚至连章节、字数行列都仍保持原来的格式体例。许地山常对朋友和学生介绍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海外留学，尤其是在英国读书时，在当地图书馆或博物馆里手抄来的。
读书，好似开矿，要发现那些不为人注意的富矿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许地山读书起点是很高的。
有一段时间，他精研印度文化，凡属印度人文科学，均在搜集、阅读之列，并根据读书所得，编译了《印度文学》、《二十夜间》和《孟加拉民间故事》；还热衷于编制一部《汉英梵文大辞典》，这是前人从未做过的，是为世界语言文化作出的大贡献。
读书，好似开矿，许地山就是善于发现那些从不为他人注意，而自己又能胜任开掘富矿的读书人。
许地山还能化腐朽为神奇。他在香港为一般读者写的《扶箕迷信的研究》，就是从宋元以来的笔记、方志，如《夷坚志》、《梦溪笔谈》、《明斋小识》、《咫闻录》、《子不语》和《江西通志》、《宁波府志》中，分别摘录了有关鬼神迷信的一百多个故事，来说明所谓扶箕不过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现，这对当时破除洋迷信，即所谓“一切类似扶箕的各种‘灵物崇拜’，如何靠洋鬼子，或‘英美必胜论’之类”是一个批判和揭露，也正如胡愈之所说，“中国民族真想活下去，就只有相信自己，相信活的人”。
许地山读书面广，起点高，还在于读书在书外。他提出：我们要读有字的书，也要读无字的书。他把大千世界万物也当作书来读。
早在学生时期，他就对金石、器物、服饰等都怀有浓厚兴趣。在大学时代，自己就能裁衣制衣，设计服装。30年代，还写了一部洋洋万余言的图文并茂的《中国三百年来的妇女服装》。他说，“衣服直接影响到礼俗。”除了从方志、家谱寻找图像，还多次到北平齐化门东岳庙观摹，恳请学生帮他为那些所谓东岳七十二司泥塑神像写真。许地山说，这些神塑虽然制作在元朝，但服饰却是用宋朝的穿戴，而宋以前的服饰是与宋朝相距不大的；东岳庙的神像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们大部分是当时庶民的打扮；这种打扮，不像帝王将相那样可见于书本，他们是缺乏文字记载的。
在北平教书期间，他常同朋友或学生参观城内外寺庙，不论有人问的是某神像的帽子或是某菩萨所着鞋子，他都能给予满意的回答。许地山还常逛故宫后门，在那鳞次栉比的旧地摊，搜集别人所不注意的东西。他曾一度大量搜罗“压胜钱”，计划编一册《压胜钱谱》。他还搜集了各地的门神绘像，用作比较研究。此外还对钮扣的起源，古画像、金石等作过考察研究。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