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年）文史学家。广东新会人。晚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有《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大学者。20世纪初，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辛亥革命期间叱咤政坛；“五四”之后又潜心研究中西文化，晚年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地讲学，并写出了一批学贯中西、令人叹服的学术专著。梁启超的博学，源自他勤奋读书。他的一生与书本结缘：读书、编书、写书、用书，为中华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一生又以“著作报国”，“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他一年到头不肯闲着，除睡觉和活动外便是读书写作。晚年，唯以全力从事著述。
梁启超作为近代文化名人，他有自己独特的读书见解和读书方法。
船中五十天，书读一百本
梁启超从小求知欲极强。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一生广泛涉猎了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新闻学、图书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写出了约一千四百万字的学术论著，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位极其罕见的博学之人。他一生的博学多产与其养成的读书习惯分不开。在《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他说：“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他认为“读书的习惯一般在学校时代已经养成，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
梁启超自幼即有“神童”之美誉，少年时代就勤奋好学，他的知识结构仍是以传统国学为主体，除了训诂辞章，他尚不知道世间还有别的学问。1890年，梁启超第一次赴京会试，落第南归。途经上海，购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书。读了此书后，他顿觉眼界大开，对世界上五大洲有了初步的认识。梁启超回到广州后，拜师康有为，从此，他由一个普通的学子，逐渐成为知识界公认的大师。
1891年，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在万木草堂，梁启超苦读了四年，他如饥似渴，千方百计摄取新思想、新知识。在学习中，他很注重学习方法，反对读死书，主张在理解书本要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并形成自己的思想见解。他说：“学者凡读书，必每句深求其故，以自出议论为主，久之触发自多，见地自进，始能贯串群书，自成条理。”他还善于作读书笔记，对于书本所言，仔细推敲，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务必穷其底蕴内涵。此外，还注意到“专精”与“博览”的关系，做到博约结合，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择若干种好书慢嚼细咽，以达于精深。由于学习刻苦勤奋，加之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梁启超的学问长进很快。
梁启超读书甚勤，他一生究竟读过多少书恐怕已难以作出精确的统计。曾经与梁启超有着深交的毛以亨对他读书之多、速度之快深为感佩。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等人乘船前往欧洲游历考察，毛以亨恰好与他同乘一艘轮船，毛以亨惊奇地发现，“在船上五十天，他看完两大箱近百本的日本书”，其中以关于战后建设方面的书为多，另外还包括文学、哲学、经济、政治、社会、生物等各方面书籍。毛以亨说：“依此进度来平均估计，他至少已看过一万册以上日文书了。”
“抄录或做笔记是极必要的读书方法”
梁启超博览群书，他的方法之一就是抄录或做笔记。他说：“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说：“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梁启超在总结他多年读书经验时说：“读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一类是涉览。”这样读书一面可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可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间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精读的书，每日要指定时间读，读时一字不放过，同时可备些小册子或单纸片，感觉这一段资料有用者，立刻抄下，这样随读随抄。短的抄全文，长的可以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随意涉览的书，觉得有趣，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翻次页，遇有想抄录的，读完再抄。这样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自己的眼光来整理分析，便可成为一篇好文章。同时他还觉得：读书首先要眼光敏锐，一般人看来不成问题的，你自己可以发现问题。所有的发明创造，皆由发现问题得来，通过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可以磨练自己眼光快，脑子快的能力。其次要培养善于观察和搜集资料的能力，日积月累，资料就渐渐丰富起来。还要学会甄别的能力，就是指搜集来的资料如何辨别真伪，辨别主要与次要，然后进行归纳整理。就像古人所说：甄别好比绳索，资料好比散钱，用一根绳索把散钱贯穿起来，始可以供我们应用。
读书与为学做人
1920年，梁启超自欧游归来后，潜心于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在南开、清华等院校讲学。在1921年底至1923年初一年多的时间里，其巡回讲学的足迹贯穿整条京沪线。他授课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旁征博引，分析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中，又提出自己的看法，启发大家。在他看来：“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梁启超学识渊博，讲课生动，所以每次授课，教室里都座无虚席，来晚的只能站着听。有些学生是学自然科学的，也宁可牺牲专业课程来听他的讲授，可见他的吸引力之大。《为学与做人》是他在1922年12月底在苏州学生联合会上的演讲题目。当时他向听讲的人提出一个问题：诸君为什么进学校？为的是求学问。接着又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为的是学做人。他说：“你在学校里头学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所以他认为教育最要紧的是让学生在学习专门知识的同时，大量吸收课外的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判断力，还要教育学生有“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的人格和坚强的意志。因此他在清华学校执教时就十分重视学生的能力和修养。
他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的同时，还开设“读书示例”、“古书的真伪和辨别方法”等课程，以帮助学生掌握读书做学问的方法。讲“读书示例”课程时，梁启超把读书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鸟瞰式的”，即要了解原书的大纲；第二步为“解剖式的”，即将原书特别重要的部分提炼出来。第一步贵在总摄其大体，第二步贵在应用精密的眼光、艰苦的工夫，以研究之。然而，这两步皆属于智知一方面，真正的学问尚有修养一方面，这就是第三步，领会学习原书所体现的道德精神。他认为，只有如此由智知而修养，由为学而为人，读书的目的才算全部达到。
刘驱艳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