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阵法：“圆而方之”（《吴子兵法·治兵》），既教以圆阵，又教以圆阵如何变成方阵。圆阵方阵互变。
单兵动作：“坐而起之”（《吴子兵法·治兵》），既练习坐姿又练习起立，由立姿再变成坐姿。蓝永蔚在《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中说：“《司马法》和《孙膑兵法》都说，步兵的战斗队形只有采取坐姿时才是最坚固的。所以坐是战士的防御姿态，部队转入防御时，圆阵前行的步卒即以坐姿迎敌。”（第216-21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队列动作：“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吴子兵法·治兵》）既教如何行进，又教如何停止；既教如何向左，又教如何向右；既教如何向前，又教如何向后；既教如何集合，又教如何散开。
阵法、单兵动作和队列动作，都要反复练习。等到徒手教练达到纯熟的程度后，才进行持弓弩、矛戟、旌旗、金鼓的教练。
行军宿营：由营舍出发分五步——第一次击鼓先行小集结，第二次击鼓训练布阵，第三次击鼓开饭，第四次击鼓进行检查。第五次击鼓，各单位进入大军的行列。众鼓声合之后，军队就举旗依次出发前进了。在行军途中，部队要遵照行止的劳逸调节，要掌握好避免饥渴失宜的分寸，不要使人马过度疲劳。深谷口、高山顶不能宿营。宿营时左边置旗，右边置旗，后面置旗，中间置中军之旗。
保养马匹：马的生活环境要舒适，水草要丰足，注意节制马的饮食。马厩要冬暖夏凉。要时常给马刷洗，蹄铁要及时更换。要耐心调教战马，使之不发生惊惶骇怪，奔腾发狂，要使马习于驰逐，并加控驭使之进止有度。“人马相亲，然后可使。”给马以间歇的休息，使马保有余力，“备敌覆我”（《吴子兵法·治兵》）。另外，驭马与骑马的各种套具要完好牢固。
吴起治理的军队，令行禁止，战斗力很强，大有“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气势（《吴子兵法·治兵》）。魏之“武卒”和楚之“强兵”迭挫强敌，名噪诸侯，便是佐证。
（四）重视将领作用，严格要求将领。
吴起十分重视将领的作用。他把良将誉之为“得之国强，去之国亡”的人（《吴子兵法·论将》）。吴起夸大了将领个人的作用，这是唯心史观的反映。但是，吴起重视将才的选拔，仍然给我们以启迪。
吴起任用将领，条件苛刻，要求严格。他要求将领具备文经武纬的资质，用兵时不惟以杀伐为主，而要做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因势制宜。吴起要求将领必须具备威、德、仁、勇的素质和“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吴子兵法·论将》）的“大礼”、“大节”。将领能足以率领部下安抚群众，能使敌人畏惧，能裁断所有的疑难问题，发布了命令部下无人敢于违反，所到之处敌寇不敢前来挑战。将领必须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一作参机），要慎重把握理、备、果、戒、约五件事。所谓理，就是治众如治寡；所谓备，就是出门如见敌；所谓果，就是临敌而不疑；所谓戒，就是胜而不骄，谨慎如初；所谓约，就是军令简明。吴起要求将领掌握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等用兵原则，并善于重赏重罚，行之以信。
（五）重赏重罚，行之以信。
《吴子兵法·论将》：“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心威于刑，不可不严。”《吴子兵法·治兵》：“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吴起把重赏重罚的实行，看成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做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 《吴子兵法·励士》），吴起建议魏武侯对建立战功的将领予以宴飨慰劳，让未曾建功的将领也来参加宴飨慰劳活动而予以激励，使之以图立功。
奖赏的方法大致有四种：
军功爵：对于那些巧于使用各种兵器、身手骄健轻捷、有生吞敌人决心的人，吴起主张提高这些人的“爵列”（爵位等级）（《吴子兵法·料敌》）。这样，作战时就可歼敌取胜。吴起在西河做郡守时，曾给先攻下秦亭的人赐上田上宅，赐给国大夫。在楚国事楚悼王时，吴起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削官吏的俸禄（《韩非子·和氏》），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战国策·秦策三》），节省开支用来赏赐和供养“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这为商鞅在秦国实行完善的军功爵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例。
进飨：进飨就是予以宴会慰问。宴会由国君亲自举行，在宗庙的大廷设置席位，列成前、中、后三排，来宴飨有功和无功的士大夫。无功人员进飨并不是奖赏，而是用这种方法激励他们建功立业。建立上等功绩的人员坐于前排，肴席的品质兼有贵重器皿和兼具牛羊豕三牲的上牢食物。次等功绩的人员坐于中排，肴席的品质和器皿依次减等。未曾建功的人员坐于后排，肴席上无贵重器皿。
颁赐：进飨结束以后，依功劳大小分别等级，又在庙门外对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子都有所颁赐，使有功人员的家属共同蒙受光荣。
劳赐：凡是家中父兄子弟有死于国事的，政府每年都依时节派专人慰问，赏赐给这些家庭实物或钱财，表明政府和国君没有忘记这些殉国死难的人们。
重罚的情形不可考。但是，从旁证材料看，罚重莫过于斩首。《尉缭子·武议第八》载：吴起率军与秦国作战，两军尚未交锋，一个士卒求战心切，擅自出阵斩获两个敌人的首级。吴起立刻下令杀掉了这个士卒。军吏说：“这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士卒，不要杀掉。”吴起回答：“这是个有才能的士卒，但他违反我的命令，应该杀掉。”
赏罚要真正起作用，关键在于“行之以信”，即严格执行既定的法规，不能随便废止。魏武侯将吴起“奖有功，激无功，”（《吴子兵法·励士》）罚有罪的主张实施了三年，结果军队战斗力大增。五十万秦军逼近魏国西河边境，魏国的军人自动着甲戴胄，有一万多人向秦军进攻。吴起率五万无功者组成的大 军，加上构造精良的战车五百乘，骑兵三千，共同讨伐秦军。结果，五十万秦军被 六万多名魏军击败了。这就是励士有方的功效。
二、作战思想
（一）安国之道，先戒为宝。
吴起在魏国为将和任郡守时，魏国西面受秦的威胁，南面被楚牵制，北面为赵虎视，东面临靠强齐，后路为燕断绝，前面有韩阻滞。魏处在六国中央，四面临敌，魏武侯深为国家的艰难处境担忧。因此，魏武侯向吴起询问使国家安全的办法。吴起说：“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吴子兵法·料敌》）吴起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一个国家即使四面临敌，只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战备不懈，就能有备无患，远避战祸。
（二）掌握“四机”。
《吴子兵法·论将》强调指出：“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这是吴起作战指导的基本点。
机，其本义为弩上发矢的机，引申为机宜、关键等。吴起所说的“四机”，即是指导战争的四种成败得失所系的关键。得其机宜则成，失其机宜则败。“气机”，指的是将领的所作所为对士气盛衰的影响。吴起说：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全赖于主帅的决断与处置。主帅的决断和处置，与士气的盛衰关系极大。“地机”，是指对地形险阻能否认识并利用它。吴起说：地形，或者是路途险狭，或者有名山大塞，这些地方如果利用得当，部署得宜，就可以使敌军不得通过。“事机”，是指破坏离间敌人之事。吴起说：一方面善于使用间谍，一方面又以轻兵往来于战线前后左右之间，以分散敌人的部众，使其君臣互相怨恨，上下级之间互相憎恶，陷入不战自乱、未战先败的境地。“力机”，是指一切有关作战器具的机械力、与人马方面的实际战斗能力。吴起说：车上的管龠和辖键制造得十分牢固，装设得十分妥贴，船上的大桨小桨也极合乎实用而便利，士卒经过训练而战阵如同运用耳目手足一样，战马久经调教而娴习于战场上的驰逐行动。
（三）因形用权，随机应变。
与不同类型的将领作战，要运用不同的作战方法。吴起指出：“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吴子兵法·论将》）这就是说，一切作战的要诀，是先行判断敌方将领的智愚巧拙，然后运用我方将领的权谋，就能费小力而获大功。
吴起认为，智将不可与之勉强决战，应另谋它策。如何“因形用权”，吴起提出了许多方法：如果敌将是一个孤陋寡闻、愚昧无知、因胸无成竹而轻信别人的人，就可以用各种诈术引诱他。如果敌将是一个贪图财利而轻视名节的人，就可以用美人、良马、宝物等收买他。如果敌将是一个轻率变更决心而无一定谋划的人，就用疲劳政策来摆布他，使其陷入困顿不堪的境地。如果敌人上级将领富足而骄奢，下级 官佐贫穷而怨恨，就用各种手段离间他。
与处于不同状态的敌人作战，要采取不同战法。如果敌人进退犹豫不决，部众对将领丧失信赖而无所依从，可予以震憾性打击而使其溃败。如果敌方下级官佐鄙视他们的将领而心存归志、无意作战，那就要阻断平坦地形的交通，开放艰难崎岖的道路。这样，就可以邀截敌人于中途而击灭之。如果敌人在一地驻扎过久而不移动，惰气充塞，将士均有懈怠之意，麻痹不备，就可秘匿地奇袭之，将敌击灭。
与处于不同地理条件的敌人作战，要采取不同战法。如果敌人前进容易，退后困难，就可以引诱敌人前进。如果敌人进道险，退道易，就要尽量与敌接近，强迫敌人与我决战。如果敌人处在低下湿洼之地，所积之水不能外泄，又淫雨连绵，可以水淹敌军。如果敌人处在荒野沼泽之中，杂草遍地，荆棘丛生，既幽僻又污秽，又狂风大作，就可以用火攻歼灭敌人。假如敌众武勇，且居险要，右有山，左有水，深沟高垒，以强弩固守，退如山移，进如雨袭，粮食又多。对付这样的强敌，要具备千乘、万骑，还要有相应的步兵，并把我方人员编成五军，多路行动，必使敌困惑而不知如何与我周旋。如敌企图坚守，则派间谍渗透敌人内部，摸清敌人动向。如敌为我瓦解，解兵而走，应适可而止。如敌不听我政治攻势，就斩敌来使，发动攻击。如战胜不必穷追，以防中计；如不利就迅速撤回，以防为敌所乘。如与敌相遇于溪谷中，附近地形多险阻，而且敌众我寡，就迅速脱离敌人；假如条件不允许退走，就坚决鼓噪向敌进攻，乘敌混乱而破之。
因不同性质的军队和不同原因而发起的战争，制胜的办法也有所不同。吴起指出：大凡战争之所以发起的原因可分为五种：一是为争名位，二是为争利益，三是因为有积恨深怨，四是因己国或敌国发生了内乱，五是因为己国或敌国发生了饥荒。其进行战争的军队也有五种：一称为义兵，二称为强兵，三称为刚兵，四称为暴兵，五称为逆兵。这五种性质的军队，对它作战应分别采取不同的战法。如果是义兵，就要用礼来折服它；如果是强兵，就要用谦来折服它；如果是刚兵，就要用辞来折服它；如果是暴兵，就要用诈来折服它；如果是逆兵，就要用权来折服它。
吴起将军队性质分为五种，这在先秦兵书中尚不多见。这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当然，吴起对于军队性质的归纳并不是精确的。吴起把战争起因分为五种，则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掩盖了战争的实质。这是不足取的，应该批判的。
因不同国家的战阵，而采取不同的战法。
吴起的破阵之谋是很精深的。他把齐、秦、楚、韩、赵、燕六国的战阵，与这六国的民俗风情、政情结合起来考察。吴起首先指出了六国战阵的特点：“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指韩、赵）阵治而不用。”（《吴子兵法·料敌》）原文“阵”作“陈”，因为“陈”通“阵”。接着，吴起分析了六国战阵的弱点，指出了破六国战阵的办法。
齐国人心性刚烈，其国富饶，君臣骄奢而傲慢百姓，俸禄上厚下薄，因而上下离心。战阵前重而后轻，其阵虽有纵深但不坚固。破齐阵的办法是：三分我军，袭击齐阵之左右，迫使他撤退而追击之，即可为我所破。
秦国的民性是好勇斗狠，政令严肃，赏罚分明，国人互不逊让，都有争斗之心，秦地形险阻，故阵散而各自为战。破秦阵的办法是：先以小利引诱其士卒，敌必贪利出阵，我则乘其散乱而击，其将领可获。
楚国民性懦弱，政令烦忧，百姓疲惫。其军阵虽整齐，但缺乏韧性。我方打击楚军的方法是：袭扰敌驻所，先夺其军心；速进速退，使敌疲困劳顿。如此，楚军就会疲于奔命而败北。
燕国民性诚朴，习于拘谨，好勇尚义，但缺少诈谋奇计，其军能固守阵地而不轻易败走。我方打击燕军的方法是：或接近而压迫之，或凌辱又远引他去，或在其背后往来驰逐，使其将领满腹疑虑，使其下级惶恐震动。
韩、赵二国民性和顺，但其民为战事疲惫，并谙熟兵事，轻视将领，对俸禄不甚关心，士卒缺乏敢打硬拼精神，紧要关头不愿效命。我方破韩、赵战阵的方法是：用强大的兵力恐吓它，压迫它。如前来就与之对战，如引去就立即追击。
（四）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吴子兵法·料敌》：“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只有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发动攻击，才能胜敌。吴起列举了十三种可击的时机：敌人由远方而来，作战部署尚未就绪，如此，可击；敌军饭已吃完，一切戒备尚未着手，如此，可击；部众奔驰狂走，秩序混乱，如此，可击；勤务烦劳，精疲力倦，如此，可击；未得地形之利，部署失宜，如此，可击；有良好机会未能把握，无所作为，如此，可击；长途跋涉，后尾尚未休息，如此，可击；涉水之际，前半已过，后半未来，如此，可击；道路陕隘，敌军不便发挥威力，如此，可击；各类旗帜混乱不整，决心不定，部署纷更，如此 ，可击；阵线前移后，左移右，屡次变动，如此，可击；将领脱离士卒，军中无主，如此，可击；军队精神困惑，惶恐震骇，如此，可击。凡此十三种情况，均属敌方之危机所在，必须趁此时机，以我精锐部队向敌冲击，先将敌击溃，再迅速扩张战果，连续进击，不得迟疑。
（五）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吴子兵法·料敌》），是吴起作战指导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吴起认为，向敌进击的有利情况有八种：一，风大天寒的时候，夜晚还行止不定，冒险破冰渡过湖沼河川。二，正值盛暑酷热之时，休息与行动都没有调节，驱使饥渴的士众进行远距离行进。三，军队在外旷日持久，粮已食尽，百姓怨怒，谣言屡起，将领无法加以制止。四，军需物资匮乏，又多阴雨，企图四出掠夺以济困难，但无物资丰足的地方。五，部队很少，水源缺少，地形不利，人马疾病流行，四邻国家又不来相助。六，路途遥远，尚在途中而日已近暮，士众又疲劳恐惧，饥饿不堪，卸下衣甲正在休息。七，将领不学无术，无领导统驭能力，士卒心里动摇，三军惊惶，又没有其他部队增援。八，布阵尚未就绪，宿营尚未完毕，在崎岖的道路上趑趄行进。
吴起认为，避免与敌人作战的因素有六种：一，领土广大，人民富足而又众多。二，政府爱护百姓，恩惠所施遍及各层。三，有功必赏，赏能守信，有罪必罚，刑能明察，而且赏刑适时。四，有功的必依功定其序列，任用的人德才兼备。五，军队数量众多，装备精良。六，四邻的国家均与之合作而予以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