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字狱十分残酷。动辄有杀身之祸，还株连家人朋友。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文字狱罪人钱名世因“罪大恶极”。却受特殊处理。被御笔亲题为“名教罪人”，在雍正皇帝手中侥幸逃过一命。那原因不是为了宽大，而是为了羞辱。所有在朝为官的文人奉命做大批判诗。加上圣谕后汇编成集．成为难得的“文化运动”教材。
8明清两代统治者的共同嗜好是大兴文字狱，尤其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是制造文字狱的高手。三人特点各不相同，雍正皇帝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往往出人意表，其中处理得最别致的是“名教罪人”和“大义觉迷录”两案。
名教罪人指的是清初著名文人钱名世，他是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殿试一甲第三名的“探花”郎，授官翰林院编修，曾协助万斯同修撰《明史》，升任侍读学士，因为急于升官，吹捧雍正初年最有权势的大臣年羹尧而遭厄运。
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帝的贵妃，位属皇亲，升任抚远大将军，雍正二年（1703），因平定青海、西藏部落叛乱有功，加封一等公爵。朝臣中颇有一些人溜须拍马，以附骥尾，钱名世就是其中的一个。钱名世十多年一直担任翰林院侍读的闲散官职，升迁不快，颇感失意。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原本就有交情，想趁年羹尧炙手可热时重叙旧谊。钱名世一共为年羹尧写了八首颂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年羹尧平藏归来后写的吹捧诗：“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勒第二碑。”诗后自注：“公（年羹尧）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康熙）平藏碑之后。”把年羹尧平藏功迹与康熙帝相提并论，完全没有意识到雍正帝已经无法容忍气焰薰天的年羹尧。雍正三年（1725），年羹尧被赐自尽。雍正帝原本不知钱名世奉承拍马的细节，没想到第二年一帮多事的大臣参了一本，说钱名世“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且以平藏之功归美年羹尧，谓当立碑于圣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后。其属悖逆，应革职，交与刑部从重处治。”
雍正帝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惩罚办法，他下旨：“钱名世颂扬奸恶，措词悖谬，自取罪戾。但其所犯尚不至死。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着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于是雍正御笔亲书“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制成匾额挂到钱名世老家门楣上，以羞辱钱名世，诛其心剥其面，使他终身痛苦。
光是用羞辱法，对一般文人的冲击也许不够深，雍正帝在谕旨的最后，命令在京所有科举出身的大小官员，一共三百八十五人，每人写一首批判诗，由皇帝亲任评审官，对每首诗细加评判，以优劣定赏罚。大小官员们搜索枯肠，仍不得要领。这些诗异口同声，称颂圣上英明仁慈，批判钱名世奸佞、不识羞耻。写好批判诗并不容易，即使是桐城派一代文学宗师方苞和著名学者、大学士张廷玉的诗，也同样不堪卒读。以张廷玉诗为例：
虚声盗窃志卑污，又向私门事谄媚。
但识媚人工颂祷，不知行已荡廉隅。
士林耻与衣冠共，宸翰严于斧钺诛。
更许作诗昭讽刺，鉴观从此化顽愚。
更无聊的如吏部尚书蔡埏所作：
工谄媚能竭其力，事奸逆能致其身。
诗文中之下品名士，科甲内之上等罪人。
如同打油小调，已不成诗。因为批判诗作得好受褒赏的有詹事陈万策等人，另一些不合圣意的诗歌作者则倒了大霉，侍读吴孝登被革职发往宁古塔为奴，侍读学土陈邦彦、陈邦直，翰林项维聪被革职遣送回籍，另有六名官员发回重写。
多数官员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一时政治斗争需要的应景之作，因此自选文集时没有收入这首御命奉制诗，方苞就是一例，他的《望溪文集》未收此诗。后世的历史学家也不重视此案，作为正史结尾之作的《清史稿》，为钱名世作传时竟对此案一字不提，钱名世的老家修地方志，如《常州府志》、《武进县志》的钱名世传，同样删去了这段历史，可见雍正帝的诛心手法并未起到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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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将自己关于钱名世案件的谕旨，连同钦定批判诗编成一册，交给钱名世本人，由罪犯出资刊刻，颁发给所有的学校作为大批判教材，可见发行量一定大得惊人。后人将此书命名为《名教罪人》，留存至今，成为回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