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变得成熟起来，从政事到立身处世均有长足进步。从李鸿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曾国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鸿章来沪后更爱洋枪洋炮；曾国藩上马杀敌，下马讲学，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十位名儒，李鸿章来沪后也效其技，并与上海势力中的商绅打成一片；曾国藩处理军政大事虽征询幕友，然决断善断一由己意，李鸿章更青出于蓝，来沪后不容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李鸿章终其有生之年感谢曾的“积年训植”，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述曾国藩之恩：“我跟从的师辈多了，没有一位像这老翁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李鸿章成名后朝野舆论也说他“果毅坚贞，克绍曾门衣钵”；他自己则说：别的弟子多不愿遵从师门成法，但“鸿章笃守”。无疑，李鸿章保持谨守师法的形象对自己最有利；而曾国藩心传于李鸿章，也有其明哲保身的深意。
成大事箴言：
良善可为而不可为，国藩涉世多年，盖亦深明其旨。然如左公之强梁，乃由禀诸天赋，而人事又足以济之。鄙人本无子路好强之资，又恐云气不济，每讼辄输，用是敛手而退。阁下刚劲之质，度越时贤，而世乱言庞，讼端方多，运气之或济或否，究不敢必。其惟处于一张一弛、一龙—蛇之间乎？
————同治四年七月
7．交友分清忠与奸
曾国藩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深怕兄弟、儿子们认识不到朋友好坏对一生成败的影响。因此有关朋友与择交的问题是他家教中一个经常性的内容。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日，他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说：
每个人都必须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产生敬畏之心……韩愈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不好的人来拉拢我，我要断然拒绝他。”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都与朋友的好坏密切相关，不可不慎重对待啊！
在谈到交了好朋友对自己的益处，他对弟弟们说：我小的时候天分不甚低，后来每日与庸鄙者混在一起，全无所闻，心窍被茅塞很长时间了。及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学诗古文并学作字的方法，但也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道有所说的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
因此曾国藩说，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不仅曾国藩个人得益于良师益友，其儿子曾纪泽的成长也说明了这一道理。
深受曾国藩推崇的清朝宰相张英的家训《聪训斋语》也曾提到了择交的重要，其中说：
我立家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尝将四语律身训子，也不用烦言多说了。虽是至为寒苦之人，但能读书为文，必使人钦敬，不敢忽视。其人德行，也必温和，行事决不颠倒，不在功名的得失，机运的早晚也。守田之说，详见于《恒产琐言》中。积德之语，六经、语孟、诸史百家，无非都是阐发此义，不须赘说。择交之说，我亲眼所见亲身所历，感受最为深切。那些品质败坏之人如毒酒之入口，蛇蝎之螫肤，绝对不能改变，也绝对没有纠正的说法，因此，它更是四者的纲领也。
曾纪泽少年时的生活，基本在北京渡过，自幼就对读书学习产生兴趣，同父亲及其友人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以他在读书养望之地的京城“游接名士”，访求前辈所结交的不少师友来影响自己的儿子纪泽。湖南同乡刘蓉、陈源兖、郭嵩焘、袁漱六等人，都是早年知交，品行端谨，学风正派；名士吴廷栋、欧阳兆熊、邵懿辰、何桂珍，国学造诣深，倡经世致用之说，与曾国藩交往频繁；后学之士如江忠源，是曾国藩引为自豪的门生。许多江南寒士门生也常去探望他。他们来到曾家，从治学路径到修身养性，无所不涉，谈经论道的气氛相当浓厚。曾纪泽潜移默化，从中受到了不少熏陶。
到曾纪泽稍微长大后，曾国藩有意识地培养他与大人交往，与那些有作为的人交往。在家书和日记中，经常看到曾国藩令曾纪泽设宴招待宾客的记载，这是给他与自己的幕僚、友人相结交的机会。因此之故，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人与曾家少辈交往仍很多，而曾纪泽成为英法等国大使，就是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提名的结果。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有许多是靠朋友的一臂之力而别开生面，也有许多人在好朋友的感染下而走入人生正途。
人与人的交往不能是无功利的，但又不能是全功利的，尤其是交友。古人讲“友道”列为“五伦”之一，说明它像伦常一样，要讲究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不以势相交。有的人往往“有用时是朋友，无用时如路人”，此非“友道”。还有的人当朋友“盛”时就往前靠拢，当朋友“衰”时就全当没有这个人，这其实都是欠厚重，亦非君子之交。
曾国藩与贺长龄既是同乡、校友又有师友之谊，贺比曾国藩年长二十四岁，曾国藩在京城赶考的时候，贺长龄曾寄过银钱给予资助。曾国藩在信中感谢这位同乡前辈对他的帮助，后来贺家衰败时曾国藩的儿子却娶了贺的女儿。于是两人成为了儿女亲家。婚事未定之前，贺长龄因故被革职回籍，家道衰落。曾纪泽与贺的女儿成婚之后贺长龄已不在人世。贺氏命苦，结婚不到一年半，又因难产身亡。
穆彰阿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有提拔之恩，咸丰即位后，穆彰阿受到打击，举朝不与他来往，但曾国藩一如既往认这个师门。穆彰阿死后，曾国藩每次进京都要看望他的家人，儿子纪泽进京，也以此致嘱。曾纪泽称穆彰阿之子为“萨廉世叔”。
人生贵有恒，交朋友更贵长久之道。深受曾国藩影响的彭玉麟在致弟信中援引曾国藩的话说：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惟道义之交乃足与共患难，共安乐。
然而怎样才能使道义之交的朋友保持长久的情谊呢？这里有一个在交往过程中主动与被动、亲近与疏远的关系问题。
曾国藩一再说，友先贫贱而后富贵者，我当察其情，恐我欲亲而友欲疏也；友先富贵而后贫贱，我当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处其疏也。
曾国藩的好友朱尧阶虽然不能算是典型的“先贵而后贱”，但他与曾国藩相比，两人的地位确实在他们相交甚厚的40年间发生了悬殊的变化，但曾国藩仍能“加其敬”。
曾国藩在京师时，他的几个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等，都先后当过朱尧阶的学生。当时朱尧阶家境因他的父亲善于经营生意而渐趋富裕，但曾国藩家由于人口众多，相比之下要比朱家经济紧张一些。为了尽朋友之情，朱尧阶时常慷慨资助曾国藩钱财，以使好友能安心科举之业而无后顾之忧。据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难为报，今年必当辞却。”到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作朱尧阶的学生时，曾国藩已是翰林院侍讲官。这段时间里，朱尧阶与曾氏交往极其频繁，情同手足。曾国藩的书信集中，第一篇就是他于1841年写给朱尧阶的信。在该信中，他首先感谢这位友人为督教曾国荃等人而费尽心血，紧接着，曾国藩深切寄望于朱尧阶好好读书做人。也就在这一年，曾国藩为朱的父亲写了一篇充满情意的寿序。
朱尧阶与曾国藩之间的交情，并未因俩人后来地位悬殊而淡化，始终保持一种谆朴深厚的色彩。1863年3月，朱尧阶60岁的时候，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老友的寿辰，特地从南京寄回寿联一副说：
“铁杖寄怀二千余里，金兰结契三十五年。”
并在此联旁边加上跋语：
“某某仁兄亲家与余交三十余年矣，顷闻其六十寿辰，仿东坡寿乐全之例，寄铁界尺等物祝之。”
1871年时，适逢曾国藩60大寿，朱尧阶也写了一副寿联祝贺说：
“祝寿于四千里外，挺生在五百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