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写作，写作知青”，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黑龙江省是中国知青文学的发源地之一，大约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有梁晓声写的反映黑龙江知青生活的小说《这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震动中国文坛，而后又有张抗抗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和肖复兴诸多关于知青的散文，别具一格地展示了一代人的苦难和风流。而之后梁晓声的《雪城》又以他特有的人文情怀，述说了返城知青“从头再来”的动人故事，让世人再次关注这一代人的命运。到了2008年和2009年，当有近两千万中学生卷入的知青运动过去40周年的时候，知青文学又出现了从“专业写作”到“群体写作”的新高潮，就要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的老知青们纷纷拿起笔来，各种回忆录层出不穷，散文、小说、纪实文学为主，知青诗歌、知青日记也有多种版本问世。我也身在其中地写了纪实文学《我们的故事》（后来又写了《我们的故事2》）。我的老朋友梁晓声给我的信中说：“我对你此书的评价那就是——无一等情怀，断无这样的一本书问世。无这样一本书问世，关于知青的历史，则不能是真实的历史。”他还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之从前，是有告之下一代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中你我这样的人，对于中国之从前，尤有以字纸记录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尽这一种责任，我们不仅愧对‘我们’，亦愧对我们的下一代。进而言之，愧对中国对于中国之文化积压的知识分子的理所当然的要求。”
看来，以字纸记录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以存正历史，启迪后人为责任的人绝非只有梁晓声和我，我面前放着的这部大书的作者张荣斌一点也不比我们差。这位功成名就可以颐养天年的老知青“却往往内心里并不自在”，因为“总有一种声音在呼唤着我，让我重新拿起笔来，潜心构思，伏案挥笔，往往又深更半夜耕耘起来，我有时苦苦寻找着这种声音，原来它就是从少年时起，根植于内心深处——‘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懊悔，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的那种信念。通过反思和提炼下乡知青成长的人生经历，重新回味当年的情谊和感慨，思索着挽回些什么，做些什么，并留下什么。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应该尽己所能有意义有价值地活着，而不管结果是否如己所愿。只要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有这个自己所追求的过程，就可以仰天大笑，告慰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心灵，甚至青睐自己的亲朋和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了”。
他还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写作时的心境：“花甲再寻苦作舟，寑食俱轻思畅游。投笔耕耘孤月晓，青灯笑我欲何求。从政求索苦心志，退位仍难忘国忧。匆匆过客尽情后，自有世人道绸缪。”
真是“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只是看了荣斌这部书的前言和他写给我的这首诗，我已被他的情怀所感动。
和我这些年看到的知青回忆往昔的文本不同，他写的是一部电视剧的剧本，而且是一部长达36集的电视剧的剧本。张荣斌是1968年下乡的老知青，后来当过中学教师、企业领导、街道干部，一直干到区司法局长、区政法委常务书记这样的职位。他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并无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但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回首昨日那些跌宕起伏的难忘岁月，审视那些熟悉或陌生的人物，竟浮想联翩，食寑不安，突发奇想地想用一种形式，把自己心中的故事和感受记录下来。而电视剧这种最为大众接受的形式便成了他向往的装下他的心愿的“容器”。开始他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尝试，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一写就是几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首先，张荣斌的这种强烈的创作愿望和无畏的创作精神感动了我征服了我。敢想敢为是一切成功的前提，如果你连想都不敢想，还谈什么做，当然更无所谓成功了。他缺少文学创作的经验，但不缺少生活的经验，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最朴素的道理。而张荣斌所写的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说：“我从小生活在居民复杂、住房拥挤的大杂院，熟悉那既嘈杂又温馨的生活习俗，了解那里孩子们为改变命运，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状况，他们的喜怒哀乐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而同一个大院同龄的人最后命运为什么又不尽相同呢？”这样，张荣斌就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入手，用他所看到的听到的大院里孩子们的故事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样就拉开了一代人人生戏剧的大幕。也许他对电视剧这种形式还有些陌生的，但其内容却是鲜活的。鲜活的生活细节、鲜活的人物，总是有魅力的。无论什么创作体裁，内容为王，形式是第二位的。
你看，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典型的老哈尔滨贫民区的“圈楼”，方形的大院，二层的危楼，颤抖的木制楼梯，鸽子笼式的一家挤一家的住房，院中间是臭气熏天的脏水窖，旁边就是孩子们厮闹的天地了。鸡犬相闻，气息相通。一家炒菜全院闻味，一家吵架全院听戏，就是这样大院的特色。荣斌笔下大院里的人，都是社会下层的住户，最大的官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副科长，而孩子们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淘小子和疯姑娘。荣斌着笔于在这个大院里成长的男生和女生，在文革、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中的人生经历。在中国现代历史中，也许只有文革这样的全民运动才能充分展现人性的善与恶，于是风暴卷过，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好人受冤，坏人得道，平静宁和的大院突然成了“生死场”。而接踵而来的上山下乡又让在文革中狂热的孩子们掉进冰海一样的“炼狱”，在“城——乡——城”的几度沉浮中分化成社会的各色人等，上至省市级高官下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后来在改革开放这场前所未有的改变国家命运调整社会利益的历史变革中，每个人都在极度的兴奋和纠结中发生化蛹为蝶的蜕变，大院的孩子们也不能幸免，只不过是又一次更深刻的“涅槃”。在这样的社会动荡中，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无论你是勇往直前，还是随波逐流，甚至消沉沦落。我们钦佩从小扎实忠厚的高大众，下乡后因劳动好被推荐上大学，毕业后再回农场工作，返城后从小工做起，最后成为受百姓爱戴的好干部。而那个院里最出众的孩子袁道铭，从小学习好，下乡进步快，又当官儿，又上大学，返城后春风得意，直至升任副市长，却因经济犯罪成了阶下囚，实在令人痛惜。当然，院里那个最漂亮的女孩邵晓娟，无论下乡还是到南方经商，都不乏追求者，但却终身未嫁，其悲剧命运让人同情。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折射出社会这片巨镜的光影。
诚然，这样的故事在别的电视剧也并不罕见，而张荣斌追索的是决定这些人物命运的“密码”，他说：“我经常想一个人的成败得失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往往有它的偶然性，其实更蕴含着他必然的人生轨迹和结果。这种必然性就是一个人的理想追求下的性格使然，以及社会大背景下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我在作品中着重刻画了人物周边环境对其潜移默化影响养成的处世哲学，描绘了相关社会制度对其规范制约的微观效应。”我以为，在当下的电视剧日益庸俗化浅薄化的情况下，荣斌先生有这样的追求是十分可贵的。他在党政机关和基层任职多年，深感我们的制度公开透明不够，严细不够，使个别领导干部利用其中的漏洞擅自专权，弄权勒卡，特别在用人和干部提拔上不公正、不廉洁的现象层出不穷。他说：“我试图用文学形式揭示反腐倡廉的紧迫性和可行途径，以唤起我们的社会、家庭和有关组织的注意，让青少年乃至整个社会成员更加健康地成长发展。”一个党政干部的深切呼唤和一个严肃作家的社会良知，在荣斌的剧本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当前，评论界对电视剧批评较多的，一是“一窝风”：看到谍战片上座了，大家都拍谍战片，越拍越离奇，越拍越不着调，既歪曲了历史又嘲弄了观众；看着家庭伦理片吃香，又蜂拥而上，演了婆婆演公公，然后再拍丈母娘，又是打又是哭，看着挺热闹，过后索然无味。二是“类型化”“程式化”：“生旦净末丑”，都是老一套，“小花旦”的嘻嘻哈哈，“大青衣”的哭哭啼啼，千篇一律，许多人物让人似曾相识。作为“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初学者张荣斌，没有清规戒律，又更接近地气，所以他笔下的故事，不是人云亦云。因为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独特的、“唯一的”，必然引人入胜。当然，荣斌的文学才能，发掘细节，编织故事的能力，也是值得称道的。
对电视剧创作，我完全是外行，对荣斌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难以做出准确的评介。但作为一个读者来说，这个剧本是可看的，好看的。此刻正是伦敦奥运会进入高潮之际，我能在电视机的喧嚣声中，把这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剧本看下去，说明它还是有吸引力的。张荣斌还在对自己的这部作品进行仔细的修改和精心的打磨，肯定会越改越好。我曾建议荣斌把这个剧本改成长篇小说出版，但仔细一想，剧本也是一种文学形式，好的剧本的文学审美一点也不比小说差，而且可以增加读者的想象力，共同参与创作。这不是也很好吗？因此我乐于支持张荣斌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早日出版这部厚重的电视剧本。当然有眼光的影视公司能把这部电视剧搬上屏幕，更是我求之不得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许这部书是可以当作“关于一代人命运的备忘录”的。我们经历苦难，又逢盛世，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的岁月，是否可以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
人，应该怎样生？
路，应该怎样行？
2012年 8月于阿城鸽子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