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四史”没有说服力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学习，由于“二十四史”基本涵盖了清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历史，因而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价值非常重视，特别爱读其中的本纪和列传部分。他多次教导别人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简介】
“二十四史”是指清朝乾隆年间被乾隆皇帝钦定为“正史”的24部纪传体史书，即西汉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西晋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唐朝房玄龄等人所撰的《晋书》、南朝萧梁时期沈约所撰的《宋书》、南朝萧梁时期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唐朝姚思廉所撰的《梁书》、唐朝姚思廉所撰的《陈书》、北齐魏收所撰的《魏书》、唐朝李百药所撰的《北齐书》、唐朝令狐德棻等人所撰的《周书》、唐朝魏征等人所撰的《隋书》、唐朝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唐朝李延寿所撰的《北史》、五代后晋时期刘晌等人所撰的《旧唐书》、北宋欧阳修和宋祁所撰的《新唐书》、北宋薛居正等人所撰的《旧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所撰的《新五代史》、元朝脱脱等人所撰的《宋史》、元朝脱脱等人所撰的《辽史》、元朝脱脱等人所撰的《金史》、明朝宋濂等人所撰的《元史》、清朝张廷玉等人所撰的《明史》。
二十四史的编辑，起自西汉，迄于清代，前后经过了两千余年。其中，属于个人撰写的有《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等，其余均为官修。
官修正史也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一两人受命于政府而独立撰写的，如《汉书》、《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新唐书》等；一是由政府组织集体力量撰写的，如《晋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
作为纪传体，二十四史中除《三国志》、《梁书》、《陈书》、《南史》、《北齐书》、《周书》、《北史》等7部史书没有“表”、“志”，《隋书》、《旧唐书》等没有“表”，体例不完整之外，其余各部史书的体例都很完整，即包含了“本纪”、“志”、“表”、“列传”这四部分基本体例。《史记》、《新五代史》还有“世家”这种独立的体例。
“本纪”名义上是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记载一朝一代或数代皇帝或皇后事迹的史篇，如《史记》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吕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以及《旧唐书》有《高祖本纪》、《太宗本纪》、《高宗本纪》、《则天武后》、《中宗、睿宗》、《玄宗本纪》等，但实际上除去记叙皇帝或皇后的出身、经历等事迹外，其大量的篇幅记叙的还是某一皇帝在位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要事件。因此，所谓“本纪”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大事记。
“志”是分门别类地记述各个时代典章制度，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天文、地理等制度和现像的史篇。如《隋书》有《礼仪志》、《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经籍志》等。除《史记》这种史篇称为“书”之外，如《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宫书》、《封禅书》、《河渠书》、《平淮书》等，其余各史都把这种史篇称为“志”。
“表”是用表格的形式把本纪、志、列传中适宜作一览性表达、或不容易写清楚、不值得专门写的制度、人物、事情等内容作特殊表述的史篇。如《史记》有《三代世系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等。
“列传”分为人物传记和外国传两大类。外国传记叙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情况。人物传记又分为专传、类传等两类。专传用来记叙重要人物，类传用分门别类的方法来记叙各类人物。如《史记》的70篇列传分为《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列传》等。
“世家”是记叙世袭封国诸侯或割据政权事迹的史篇。如《史记》有《吴世家》、《齐太公世家》、《周公世家》、《燕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世家》、《宋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世家》、《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等，《新五代史》则有《吴世家》、《南唐世家》、《前蜀世家》、《后蜀世家》、《南汉世家》、《楚世家》、《吴越世家》、《闽世家》、《南平世家》、《东汉世家》等。其余各史则将“世家”归并到了“列传”中。
据张志哲先生的统计，二十四史共计3260卷。其总字数约有4000余万，以纪传体的形式系统地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4000余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宝库。过去比较流行的版本主要有清朝乾隆年间官刻的武英殿本以及民国时期上海涵芬楼影印的百纳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中华书局的系统整理，遂有了二十四史的标点本。这部标点本是目前二十四史最好的版本。
而毛泽东当时因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标点本尚未问世，所以他所批注的二十四史是用的武英殿本。
【毛泽东评点】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朱德同志一九六四年在北京机场欢迎周恩来同志出国访问归来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帝纪》里，既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
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
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原载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鉴赏】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学习。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由于二十四史基本涵盖了清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历史，因而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价值非常重视，特别爱读二十四史的本纪和列传部分。他多次教导别人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毛泽东早年就曾阅读过二十四史中的部分篇章，1952年，为了能够系统地阅读二十四史，他特意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从此，直到他逝世，毛泽东在24年间不仅通读了二十四史，而且还对其中的重点篇章进行了反复阅读，作了大量的批注。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极其细致认真而且很有章法。
毛泽东非常赞赏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
因此，对二十四史的许多篇章，毛泽东都作了标点，对书中的错别字或卷数的统计错误也时有改正，还写有不少批注。为了便于查阅，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都标注了传主的名字以及阅读的时间、遍数。例如，在《辽史》的封面上，毛泽东除了标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卷目提要外，还写下了自己对《辽史》卷数的考证：“《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志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改正。
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再如，毛泽东在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有：“一九七五·八”，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月再阅”、“1975．9月再阅”。这时，距毛泽东逝世仅有一年。可见毛泽东在病重期间仍在坚持阅读二十四史。不过，毛泽东怎么会在此时对《晋书》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至今仍是一个谜，令人费解。
由于二十四史是从西汉到清代的近两干年间陆续修成的，既有宫修，也有私撰，面且各史编修时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史家素质都有一定的差异，因而各史的质量自然就显得参差不齐。
毛泽东的史学素养很高，因此他读二十四史，也喜欢从史学的角度对各史以及各家注释的价值进行分析和评判。例如，他认为：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写得更好一些。”对于各家注释，毛泽东则喜欢为《后汉书》作注的李贤、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以及为《后汉书》写按语的刘邠。毛泽东在1964年春所写的《贺新郎·读史》一词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历史观：“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的著名帝王采取的是傲视的态度。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在其《沁园春·雪》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然而，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对中国古代的帝王也不全是否定，对他们的成功之处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例如，他就对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才能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耳”。
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往往便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如对陈桥驿兵变，毛泽东就明确指出：
“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读到《宋史·秦桧传》，毛泽东就能看出：“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1957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冒广生、冒舒湮父子时，曾接着冒广生谈到秦桧的话题，说：“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征明有首词：‘笑区区一桧何所能，逢其欲！’大可一读。”
当然，历史事件是纷繁复杂的，要完全用某一种固定的理论来解释所有的历史问题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因而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所作的诸多批注，往往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在强调理论概括的前提下，既注重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也注重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敢于突破传统的偏见。例如，欧阳修在《新唐书》卷98《马周传》卷末的“赞”中写道：
“（马）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乎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看法，认为马周在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的上奏，是继西汉贾谊的《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文。于是批注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很善于联系实际。例如，据《南史·梁武帝纪》载：“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柘、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喧更直内省，分日帖敕，世所谓‘六贵’。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号为‘八要’，及舍人王臣之等四十余人，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萧衍对萧齐政权的政治弊端有着清楚的认识。
他曾对张弘策说：“政出多门，乱其阶矣。”已决心乘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重视，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在“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和“政出多门，乱其阶矣”两句旁划上了曲线和密圈。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是赞赏萧衍对萧齐政权的政治弊端有着清楚的认识，而且是由萧齐政权的政治弊端而产生了一种政治警惕。再如，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500年）十一月，梁武帝在襄阳起兵反齐时，为了破坏齐军从荆州会合进攻襄阳的计划，他派遣参军王天武等人用反问计离间齐将刘山阳和萧颖胄的关系，取得了成功。《南史·梁武帝纪》中记载了梁武帝在送走王天武后对心腹张弘策所说的一段话：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以表示重视和同感。又如，毛泽东在读《北史·王建传》时，对北魏大将王建主张杀掉后燕军队俘虏的行为批注道：“王建庸人，不懂政治。”
在读《旧五代史·王彦章传》时，对后唐庄宗李存勖杀掉因负伤被俘的后梁大将王彦章极为不满，批注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批注不胜枚举。可以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批注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的真实体现，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永恒的思想光辉和文化魅力。
二、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以求实精神撰写《史记》，终成千古一绝。司马氏“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人生观颇受毛泽东看好，毛泽东对《史记》的真实性也深信不疑，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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