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渴望报仇，也渴望能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给予回报。这时候正赶上魏王派须贾出使秦国求和，范雎故意装作落魄状，须贾问范雎有没有熟人认识张禄，他哪里知道张禄也就是范雎，范雎也就是张禄。范雎说当然可以引见，随即带他到府中。当须贾明白过来之时，范雎的羞辱逐渐退色，而须贾的羞辱则刚刚开始。他这次出使秦国不仅没有得到范雎的帮助，反而让对方得以报仇，当年这位侮辱范雎的士大夫没有落什么好下场。当然，仅报私仇不能证明范雎的能力，他还不至于因为私怨而误大事。在六国打算联手之时，他派名士唐雎携带大量财物前往邯郸，贿赂各国谋臣并挑拨其关系，终于使得“天下之士，大相斗矣”。
成功后，范雎又看到了急流勇退的必要，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他对秦王盛赞蔡泽：“臣不如也。”后称病逊去相位，不久寿终正寝。终究是有智慧之人，没有把运筹的结果无限膨胀，历史的长河总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成功人士的最大特点是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识“势”。用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去观察身处的环境和形势，明白自己什么时候该一展身手，什么时候需要韬光养晦，什么时候是一鸣惊人的好时机，而什么时候又是功成身退的时刻。这样，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才能把握得恰到好处，才能成就大事。
5.顺势制宜，把该做的事做好
顺势制宜，就是按照突发事件的势头、情形，顺同发展，将不利情况逐渐诱导使之向有利方向发展。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办事，免不了磕磕碰碰，对于那些做法失当、让人厌烦的人或事，运用顺势制宜的处理方法，往往会避免冲突，化解矛盾。
有这么一件事：一位妇女抱着小孩上火车。车上位子已经坐满，而这位妇女旁边，一位小伙子却躺着睡觉，占了两个人的位子。孩子哭闹着要座位，并指着要他让座。小青年假装没听见。这时，小孩的妈妈说话了：“这位叔叔太累了，等他睡一会儿，他就会让给你的。”几分钟后，青年人起来客气地让了座。
这位妇女之所以能成功，妙就妙在她顺势制宜，对那位年轻人采取了尊重礼让的方法，给他设计了一个“高尚”的角色：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只是由于过度劳累，而无法施善行。趋善心理使小伙子无法拒绝扮演这个善良的角色——确切地说，他也是乐意接受这种方式的。
春节前，上门到各家各户推销“对联”、“财神”画像的人一拨接一拨，扰得人心烦。有人对朋友说出这一烦心事，不料，朋友哈哈一笑：“这好拒绝，管保让他痛快走，还不得罪他。”那人一愣，问他：“什么高招？”他说：“你就说你也是推销这东西的，他一听，保证回头就走。”
可见，顺势制宜有许多好处，它能恰当地因势利导，委婉地拒绝，于己于对方都自然和谐。运用这种方法的办事成功率往往很高。
顺势制宜，把该做的事做好、做巧！
6.逆势制宜，让他人自食其果
做什么事都要灵活把握，深谋远虑，见什么人做什么事，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逆势制宜，就是在交际、办事过程中，因对方的有意刁难，或恶意相向，使我们自己处于了窘迫、尴尬、受辱、不利的地位，这时候，就应该逆势而行，针锋相对，以牙还牙。
周恩来是世界公认的卓越的雄辩家、外交家。1954年，瑞士日内瓦会议，周恩来碰到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周恩来落落大方，不记前仇，伸出手去跟杜勒斯握手，不料杜勒斯心胸狭窄，把手缩了回去。
谁料周恩来一点儿也不在乎，笑着说：“在朝鲜，我们志愿军一伸手，你们美国兵就一个劲地往后退！这个毛病，今天怎么传染给国务卿先生啦！”经周恩来这么一说，杜勒斯难堪极了！
第二天，有个仇视中国的西方记者，假惺惺地走到周恩来面前，伸出手主动与周恩来握手，握了以后故意大声嚷嚷：“我太糊涂了！我怎么与东方的好战分子握手了！”说罢，便从口袋里取出手帕，擦自己的手。一边擦，一边说：“Too dirty！Too dirty！”（太脏！太脏！）擦了后，又把手帕塞回自己的口袋里。
周恩来皱皱眉，也摸出一方手帕，把自己的手擦了又擦，擦后，随即把手帕扔进痰盂，说：“这块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这么一来，那记者真可谓手足无措了。
以上这个故事说的都是这样一个道理：在自己受辱失利的窘态中，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针锋相对，就可以反败为胜。人世间事情纷纭复杂，变化莫测，让人难以捉摸，而且更有许多怪脑袋的人想尽办法耍小聪明。
对于这种人，心地宽广者一笑了之，然而大多数人认为还是惩治他一下，让他自食其果的好。
做事做得巧，一定程度上就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走了捷径！
7.变通做事，后路畅通
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处境是不断变化的，有些变化可以预见，但更高深莫测的变化并非事事都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因此，人在考虑问题时就应该多做几手准备，为自己留下后路。
在行事之前，我们要明白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但该做的事不要做“绝”，不该做的事也许另有玄机，凡事都要懂得灵活变通，为自己留下后路。
清代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特别明白此理。事物之间总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且总是互用互变的。胡雪岩有着非常灵活的手腕，并且长于变通，懂得给自己留一手。
胡雪岩与一个叫张胖子的人合作做钱庄生意（类似现在的银行）。当时正处于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清军“收复”原来太平军的地盘，以前太平军兵将或逃亡兵将存入钱庄的私财被清政府视为“逆产”，应上缴朝廷。
钱庄做的本来就是以钱生钱的生意，不用说，胡雪岩筹划的这桩吸收太平军逃亡兵将的私财，向得补升迁的官员和逃难到上海的乡绅放款的“买卖”，的确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得来的存款不需付利息，而放出去的款子却一定会有进账，岂不就是无本万利？
可是张胖子不敢做这笔生意。张胖子有张胖子的道理，他认为，按胡雪岩的做法，虽不害人，但却违法，因为太平军兵将的私财，按朝廷的说法无论如何应该算是“逆产”，本来是在朝廷追缴之列，接受“逆产”代为隐匿，可不就是公然违法？
然而胡雪岩却不这样看。胡雪岩也有胡雪岩的道理，在他看来，犯法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做的，但做生意要知道灵活变通，要能在可以利用的地方待机腾挪。比如朝廷的王法本来是有板有眼的东西，朝廷律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越雷池一步，这就是守法。而朝廷律例没有说的，我也可以按我的意思去做，王法上没有规定我不能做，我做了也不能算我违法。他的意思很清楚，不能替“逆贼”隐匿私产，自然有律例定规，做了就是违法。但太平军逃亡兵将决不会明目张胆以真名实姓来存款，必然是化名存款的。朝廷律例并没有规定钱庄不能接受别人的化名存款，谁又能知道他的身份？既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又哪里谈得上违法不违法呢？
人的认识过程是无限的，但是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正因为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才使得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有限，使得人们考虑问题难以周全。
掌握与运用机变与权变之理，在任何时候都注意给自己留下退路，这是一个做事高明的人每一次出击之前都深思熟虑的问题。
生意场上瞬息万变，许多事情都难以预料，因此，再有本事、实力再强的人，都不敢说自己做生意从不会失手。生意场上几乎没有生意是可以不冒任何风险的，获利多少与所冒风险的大小成正比，生意规模越大，获利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承担着风险，就要做好“万一出事”的思想准备，因此，一桩生意投入运作之前，要想着为自己留下退路。
胡雪岩在他的生意由创业而至鼎盛的过程中，每桩生意的运作，都既敢于冒险，也特别注意为自己留“后路”。
比如钱庄生意主要是通过兑进兑出来赚钱。兑进自然是吸收存款以作资本，而兑出则是放款。兑出是赚借贷人的利息，自然是利息越高越好，兑进要付出利息，自然是越低越好，最好是不要利息。表面看来这种生意只要把握时机，随银价的起落浮动调整好兑进兑出的利率，就可以稳稳当当坐收渔利。这种将本求利、平平淡淡的运作方式当然也可以，但终归不是做钱庄生意的“大手笔”。而要做出“大手笔”，兑进兑出都会有风险。
从兑出说，放出的款要高利收回，就要找大主顾。大主顾做大生意要大本钱，能有大利润也就不在乎借款利率的高低，向这样的主顾放款，自然收回的利也就高。
但借贷者的生意获利越大，所担风险也大，款放给他们，自己也要担风险。万一对方生意失手，血本无归，自己放出去的款也就可能无法收回，一笔放款也就等于放“倒”了。比如在朝廷与太平军交战的兵荒马乱年月米商借款贩运粮食，获利就极大。获利极大，风险也极大，放款给他们就不能不考虑考虑。
从兑进说，当然最好是有储户存款不要利息。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但有些可以不担太大的风险，比如胡雪岩代理官库，有些则会担很大风险，比如太平天国失败之际，接受太平军逃亡兵将隐匿私财的存款，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朝廷自然要追捕“逆贼”，按惯例也必要抄没他们的家产。万一追查“逆产”到钱庄，钱庄不能够不报不缴，不说还有可能被以“助逆”治罪，如果被捕的太平军遇赦开释，来钱庄要取回自己的存款，按规矩钱庄必须照付，这样一来也就必然要鸡飞蛋打吃“倒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