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阳光灿烂的秋日，坐在这间舒适的客厅里，听着这个可爱的老妇人唠叨，竟然会把自己，自己的父亲和目前对他展开批判的批判者全搅和在一起，生活真是沉重得够呛！
他必须跳出来想一想。
当那天队长打发你带着你的一班犯人跟他去北边的墓地收拾死人骨头的时候，你绝没有想到骨头——曾默默地在暗中支撑过某个人，使之成为人的一种毫无美感的物质——对某些活着的人竟那么重要。人死了，骨头居然有收藏价值。那时如果有人想到收藏你的骨头的话，你情愿把你整副骨骼换五个面包。你更想不到若干年后你坐在异国他乡，眼看着云影遮住绿草地上的秋阳，一个可爱的老妇人会向你索取她情人的骨头。如果你想到了，那时你就会随手拣起几根来准备好。在那片荒地上，骨头就像烂柴一样俯拾即是，能够满足全世界人骨爱好者的需要。
现在，“太太”还在怪罪你没有把她情人的骨头保管好。这位坐在高背椅上的法老王后，给你的感觉是她坐在那张白色的吊椅上如钟摆似地摇晃着。她始终是在超时空的梦中过日子，你怎么能跟她讲清楚在中国大陆劳改农场不只一处，并且在过去随时随地都能枪毙人，就像中国人有随地吐痰的习惯一样。天知道你父亲，也就是她的情人是在哪一处劳改农场的哪一小片土地上被枪毙的！即使你知道的话你那时也要和他“划清界线”，装作不知道。而装聋作哑的时间一长，便会弄假成真，最后真的变成了聋哑人。
你想，你与“太太”之间缺乏共同的语言比你与她之间缺乏共同的语言更甚。你把真话告诉她她反倒会以为你在说梦话。也许最好是把她从南美唤回来，让她和她对话？现在，同样是操华语并且还是亲戚之间的谈话，也需要一名翻译。世界愈来愈小，却又愈来愈复杂。
“太太”又从叙述过去变为对过去的想象，她说：“他的骨头应该是好认的呐！要是我，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的右腿小腿骨上肯定有伤疤，就是那次在毕节翻车的时候压断的。是粉碎性的骨折呢！”
是的，人的骨头你见过不少，可是那时候你的确没有注意哪一根小腿骨上带有伤疤。那时候你为了完成收集人骨的定额，只一个劲儿埋头往塑料袋里装。
今天你写下这样的语言，让读者看来很像是一篇神话，但在当时却地地道道是人间顺理成章的事。去挖坟，去刨死人骨头，对你们这些劳改犯人来说就如同去挖渠，去收割庄稼一样不过是一种体力劳动而已。那天，和队长一同带你们去墓地的还有一个神情严肃的陌生人。在劳改农场，凡是面孔陌生的干部肯定都是“上面”来的，因为这个最低层不可能再有“下面”。走在路上，你支起耳朵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原来这个干部比你的队长地位高得多，是从省上来的。据他说，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死在这个劳改队的犯人的家属，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就不断向北京的公安部控告这个劳改队的领导。“我们的亲属死了，东西丢了，那么他们的尸骨呢？”(这种声音多么像“太太”的声音！)那些在劳改队外面的公民思想还一点也没有得到改造，反而不如他们亲属的思想进步。在这里死去的犯人，没有一个给领导添麻烦的，他们都没有留下遗言怎么处理自己的遗体和财物，乖乖地死去了。为了应付这些活着的但还没有改造好的公民，领导上只好让每一个告状的人都得到一袋骨头。
你还听到队长有点为难地问：
“现在还弄得清楚谁是谁呀？”
“只要是人骨头就行！”陌生人说，“先拉到仓库里堆起来，以后通知他们来领。谁来领了就在口袋上写上谁的亲属的名字。骨头嘛，你搞不清楚是谁他能搞清楚是谁？重要的是不能少一根骨头。要是有谁拉回去一检查，发现少了一个手指头或者脚趾头，那些家伙又会跑到北京去告你们在死人生前施了体罚了。”
文章这样顺下来，读者就可以看出来这不是在讲神话了，这完全符合我们政治生活的逻辑。
你们跟着队长和陌生人走向墓地。这条土路是你在第一次劳改时差点走过的，而只要一走过就回不来了。那时幸亏你没有走，所以你才有机会活着再走这条路。那天天上的云也特别怪，你看到它从你们离开场部直到墓地都毫无变化地横陈在天际：云也死了！灰溜溜的。你经常会把一些没有意义的图像记在脑子里，譬如那把白色的吊椅和那片灰色的云，而重要的情节却多半忘记了，所以你永远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孩子。没有经验的孩子便会时常挨打，挨批判。
墓地是一片开阔的荒地，好大好大，即使全世界的人死了也能埋得下。你们一队十三人惊起了无数土蜥蜴，横七竖八地在黄沙上乱爬。这些土蜥蜴大约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生活得不错，一条条又肥又壮。你们十三个犯人列队走进墓地，由于它的无边无际，你们茫茫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挖。好在队长不像你们犯人这样糊涂，他指着一处突起的沙包命令道：
“停下！就先从这里开始吧。”
后来你为了搜集写小说的素材，你回忆这段经历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你挖出的第一副死人骨头时有何感想。你失望了，你觉得你白白地干了一次非常规的体力劳动。挖墓的经历可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有的。如果你当时有所感想，这部小说肯定会更具有文采，不像被剥去皮肉的白森森的人骨头那样可怕。遗憾的是：没有！当时你感兴趣的只是完成劳动定额，你一点也不想当个哲学家。
现在“太太”不断地追问你那副骨头的下落。她的思想当然也没有得到改造。你是经常不去留意你自己的骨头的；你的父亲临死时大约已经改造好了，不然他就会留下遗言麻烦“组织上”。可是这位“太太”依然是一个人骨爱好者，并且指定她要的骨头是右腿的胫骨和腓骨上带有伤痕的，即使那个省里来的陌生人也骗不了她。那么那副骨头在哪里？看来世界上的确应该有过那样一副骨头。可是现在你一想起骨头便想起自己的骨头，以空前的关注投向自己的骨头。这是一个奇怪的变化，大约也是因为你看别人的骨头看得多了的缘故。所以“太太”的话逐渐使你感到你自己的骨头在尚存的肉里烧得滚烫。
你清楚地记得那天队长布置你们犯人挖死人骨头也和布置你们挖土豆一样，是有定额的。一人一天要挖出十副，挖不够定额不许吃饭。不许吃饭是可怕的惩罚！但十副的定额不知是凭什么制定的。队长站在沙包上(那下面肯定有土豆似的死人骨头)大声说：
“你们听好了，一副骨头架子上的每一块骨头都不能少，哪怕是一根脚趾头也要给我刨出来装到袋子里去。谁少了一根骨头谁负责！”
因为你是犯人组长，你就问：
“队长，怎么做记号呢？怎么能知道是谁挖的骨头少了一根呢？”
“谁装的口袋谁打上记号。你们看到没有，”他哗啦哗啦地展开你们背来的空塑料袋，“每一个塑料袋上都系了一片布条条，谁装的口袋就在那布条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接着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根铅笔头扬了扬。
塑料袋是崭新的。那时这种像玻璃一样透明而又像棉布一样柔软的口袋还是一种奢侈品。队长还教育你们说：“看到没有？用这样漂亮的家什给你们装骨头，是咱们毛主席对你们犯人的恩典。”后来在收工回场的路上，你亲眼看见队长从剩下的口袋中抽出了两条折好，塞进自己的衣服里。你也随手偷了一条，回到号子里把它铺在褥子底下。塑料制品最能隔潮，你一直睡在它上面睡到第二次释放。
许多年后你第一次出国，在斯德哥尔摩街头你发现了那种大塑料口袋原来是用来收集城市垃圾的容器。陪同你游览市容的主人感慨地说：“在我们这里，城市清洁工作都由外来的移民干了。”你却说：“我注意的不是由谁来干这种工作，而是对他们用什么容器来干这种工作感兴趣。”主人更加感慨了，他万分佩服中国人细腻的观察力。
你仍然执拗地要寻找你挖出第一副死人骨头时的感觉。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今后死人骨头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的景色你可能已再见不到了。如果那时你有所感，那种感觉或是感想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为了节省土地，印度人处理尸体的方法已经在中国大陆推广。据说这还是毛主席亲笔签名率先提倡的。但他老人家如今却睡在一间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而你们肯定将来是会被一把火烧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坐在“太太”面前会感到骨头发烫的原因。你这一堆肉和骨头，经过脱水、焦化，你一生经历的痕迹——被镣铐磨损的痕迹和被女人抓挠的痕迹——会通统彻底消灭掉。你的灵魂脱颖而出，将不知飞向哪里。
灵魂没有肉，里面也不会有骨头，那么它的外面肯定也不能穿衣服了。于是裸裎的灵魂就以这种随时随地都能做爱的姿态飘逸在宇宙空间。
也许这也是你如此热爱死亡的一个原因吧。
以上这些都是你现在想的，那时你真正什么也没有想。再加上你的记忆力对某些事物奇好而对另外某些事物又奇差。对恶臭，对屎克螂，对像腐朽的纤维似的筋肉，对簇拥在有些尸体上的蛆虫，你似乎早已淡忘。你认为这不怪你，这是人类天生的享乐主义倾向在作祟。正因如此，世界才在艺术家的创造中美丽得和它的真实面貌迥然不同。
队长训完了话，十三个劳改犯——包括你——在墓地纷纷散开，往一个丘冢中去寻找自己的收获。现在你们每人想的都是如何完成定额，定额意味着中饭和晚饭，干得好，还可能加上点休息的时间。为此，你们希望人死得多一点，每一个坑里埋的尸体多一些，就像长得繁密的土豆一样，一锹下去便能挖出一筐。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有个犯人唱起歌来了。节奏跳荡，调子欢快。这是一首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流行歌曲。那个家伙一定找到了一个死人埋得很多的坑，骨头成排成排地躺着等他去拾。这样，他一上午就能完成一天的定额。
那次在亚特兰蒂斯城的亚特兰蒂斯旅馆，当她说你站在她面前有一种哈姆雷特的神情时，你蓦然微妙地觉得体内窜动着一股温煦的气流，那是一种复活的感觉。原来，若干年前，哈姆雷特曾看见过你如何掘墓。当时，他是这样说的：“这家伙难道对于他的工作一点没有什么感觉，在掘坟的时候还会唱歌吗？”接下去，霍拉旭不用改变他的台词，说：“他做惯了这种事，所以不以为然。”哈姆雷特又说道：“正是，不大劳动的手，它的感觉比较灵敏一些。”
是的，哈姆雷特说得对，你的手已经磨砺成一双劳动的手，所以你的神经已不那么灵敏了。他是王子，他有一双“不大劳动的手”。他才会百感交集，发出“从这种变化上，我们大可看透生命的无常。难道这些枯骨生前受了那么多教养，死后却只好给人家当木块一般抛着玩吗”之类的感叹。
哈姆雷特分明是个死鬼，可是在你像哈姆雷特的时候你却感到自己复活了！
可是那时你丝毫没有哈姆雷特的心情，你最大的好奇是想知道黄土和骨头之间的肉跑到哪里去了。一个人的外表难道就这样容易地消失掉了？以致队长和那个陌生的干部可以把张三骨头塞给李四的家属，把李四的骨头扔给张三的家属，使他们在悲痛中还能得到些许满足。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两个面貌绝对相同的人，一副面孔不能重复使用，每出生一个人就要有另一种设计图纸。如此说来，制造人的人(或是魔鬼或是上帝)面对着这样浩繁的工程，真要活活累死！
但要消灭一个人的面孔极为容易！所以还是不要做制造人的人为好，等着别人来设计自己倒省事省心。
你当时是这样想。于是你非常乐意于缺乏自己的主见。掩埋尸体的时候并没有挖墓穴，把死人们头对脚地叠起来放在凹地上，上面草草撂几锹土捂严就行了。而且，所有的尸体都恢复到他刚从母体中出生的状态，一丝不挂，正应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句佛家禅语。几年以后，你们来了。你们为没有料到这样轻易就能完成定额而高兴。死人们睡着了又都极其老实，平平地脸朝天躺着，一直没有改变姿式。即使是当时休克的人，也接受了死的任务而真正死去了。于是，你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装骨头的工作程序：先从骷髅头开始，然后颈椎、锁骨、肩胛骨，然后肱骨、肋骨、胸骨……依次往下直到趾骨，一根碎骨也丢不下。通过这项劳动，你们人人都被改造成为解剖学家。
如果是筋肉还相连的骨头就更容易装了，你们拾人骨就像在涸泽中拾死鱼一样。
大多数尸体被野兽飞禽啮食了，零零散散的骨头像一盒翻落在地上的火柴梗。这样的骨头你们都懒得去收拾，只作为零件使用。倘若哪一幅较完整的人骨缺少了一根趾骨或胫骨什么的，就随便在荒地上拣一根相似的骨头将它配上。所以当她在中国南方那个大城市的一个宾馆里说我们都是“被搞乱了的一代”时，你又立即想起了那一袋袋骨头。
当时你微微一笑。可是糟糕的是不论你的微笑有什么含义而在面部却只能表现出一种笑容，那便是嘲讽。其实你并没有一点嘲讽任何人或嘲讽这个世界的意思。你的微笑使她以为你不同意她的结论。她的大眼睛向你自了一眼。“不，不，”你连忙声明，“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真是连骨头都被搞乱了！谁知道我们身体里支撑着肉体的骨头是不是我们原来的骨头！”同时，你暗自思量：面部只能展现出一种笑容大约也和颜面神经瘫痪一样是一种病症。你细细回忆，这种“笑容单一症”可能就是在收集死人骨头时落下的。后来，当你搂着这个美丽的女人或那个美丽的女人，你把脸埋在她或她美丽的脖项上，这时你会暗暗地想起《红楼梦》中贾瑞照风月宝鉴那一回文章。你认为那不过是曹雪芹想当然的描写，与生活的实际毫不相干。没有一个男人会因为看透了女人美丽的胴体之中赫然是一副枯骨而对外表的美感到恐惧，更不会怕得把命送掉。相反，你正是因为看枯骨看得太多，才不停地追求包裹在骨头外面的美丽的肉体。
你爱着一个身材瘦削的女人。当你抚摸她乳房时你分明感觉到了她胸骨的柔软，稍一用力，就听到她的肋骨如沙发中的弹簧般沙沙发响，但是你仍然陶醉如故。因为你在劳改队从事过的那种不平凡的工作，培养你既能看风月宝鉴的正面也能看它的反面的本领。勇敢，正因为把事情看得太透。
但你总不能忘怀的是一副留着长辫子的骷髅。
那是在将近中午的时候，一个中年劳改犯突然惊叫起来：“快来看快来看，这儿有个女的！”在这片干燥的荒漠上，仅仅“女人”这个词的发音就给人以滋润。于是长年看不到女人的犯人们从各自占领的坟头蜂拥而至。看不到女人看看女人的骨头也是好的，况且这个女人赤裸得已经不能再赤裸。
你最后一个赶到那个坑旁边。女人整副骨头架子已经被犯人们七手八脚地刨露了出来，以一种如痴如醉的姿态无所顾忌地睡在小小的坑穴里面。
她肯定死得很早，可能是一九五八年这个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开始成批成批死亡时她便死了。她肉体消失得是那样干净，好像刚刚沐浴了一般。拂去黄土，一身窕窈的骨头洁白得可爱。一根足足有三尺长的黑黝黝的发辫一丝不乱地从头骨蜿蜒而下，恰恰终在两腿之间。略带鬈曲的辫梢上，俏皮地系了根蓝色的布条。
头皮消失了，发辫却独自留了下来。这彻底违背了毛主席引用的那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名言。她似乎要借助这条整齐的辫子表现她生前的幻想或抗议，但黄土盖住了她沉默的呼喊，最终被你们刨了出来只表现了她是个女性而已。队长和那个陌生人也被惊动了，走了过来。陌生人捂着鼻子说了声“很好”，含含糊糊地也不知是称赞她还是称赞这副骨头。陌生人向队长说，控告人当中正有几个寻找女尸的。这副骷髅的头骨上有这么一头头发便是女尸的有力证明。物以稀为贵。他吩咐你们一定要仔细把它装好，塑料口袋上标明一个“女”字，如果以后有人来找他的母亲、姐妹或女儿，这副骨头就能顶替了。
有这样一头秀发，并且直到死还梳拢得如此整齐的女人是可敬的。陌生人和队长走后，你们十三个犯人围成一圈一齐向他低头默哀，同时向她已经消失了的胸部和阴部投去惋惜的目光。她用两眼黄土含情地望着你，以致你对她的眼睛永志不忘。以后每当你和你爱的女人分别的时候你都从她或她的脸上看到那对眼睛，是那么茫然又那么绝望。
因为你曾见过这样一副枯骨，由此你死后才发现女人最美的不是她的肉体而是她的骨头。中国古代一向就有赞美女人的妩媚说“她媚到骨头里去了”的句子，创造这个句子的人一定是个鬼才。肉体已经定型并且还会衰老，不变的骨头上却可以产生出无尽的想象，你想象那副骨头上的肉体有多美她便有多美。所以，你真正的彻悟是在你死后，你死了以后才不爱女人的肉体而爱女人的骨头。这样，才使你死了以后仍然保持着做爱的激情。那时你看见整个宇宙空间翩翩地飞舞着洁白可爱的骨头，你在陨星间捕捉她们的骨头犹如在花丛中捕捉蝴蝶。正当你和那女人的枯骨眉来眼去的时候，一个犯人突然连声喊叫开肚子疼，同时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脸色青白。这是一个膀大腰圆的盗窃犯，偷了公社的一头牛判了五年。死人‘骨头的沉默并不令人害怕，活人的嚎叫倒吓得人心惊胆战。犯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个盗窃犯一定是因为刚才刨这女人骨头时说了亵渎她的话(一个犯人想重复一遍那句话才说了半句便吓得赶紧捂住嘴，还连连吐唾沫)，所以遭到了报应。这时恰巧有一阵风擦着地皮刮来，将坑边的沙土哗哗地撒到她的枯骨上。天啦！太阳虽然在头顶高照，天边的那块云也复活了，正向头顶的太阳急驰而来，还有不知从哪里传来烦躁的鸟叫声，但你们这堆男人却在风中个个毛骨悚然。
于是你趁机装神弄鬼。“不好了！”你对十二个同伴说，“这一定是她阴魂不散，现在到咱们跟前显灵来了。咱们赶紧给她磕头吧，不然她不是要缠上咱们中间的谁呢！缠得人一辈子倒霉！”
十三条大汉一齐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她脚下。无神论的队长和陌生人在远处看了哈哈大笑。当你拜下去的那一刹那，你看见她躺在你面前宛如拉雪兹神父墓里那面公社社员墙上的浮雕，不过是这面浮雕是平躺着的，而且已经被残酷地剥去了皮肉而已。
有一次，在巴黎，你果然去了拉雪兹神父墓，果然见到了公社社员墙上的那个女人，你又一次想拜下去，可是纳塔丽却拉住了你。“你发疯了！”她叫道。
然而，在这十三个犯人当中，却恰恰只有最虔诚的你被那条辫子的幽灵缠住了。它越来越光洁夺目，时间涤荡尽它上面的尘土。有时它像鹿蹄草的茎一样匍匐在草地上，辫子上开着钟形的小白花，静悄悄地散发出提神的芳香。那条发辫也和鹿蹄草相同，都是从已死的有机体中获取养料的，因而它越长越长。有时它像夜空中的闪电，瞬息间便不见了踪影，待你再在人群中环顾左右，它又缩回到你的记忆深处。这一年你在巴黎看到四处都生长着高大的栗树，你从栗树长长的花束上又看到她的发辫。你惊异于它已经变成了白色。你想了一想方才知道你和它都接近了老年。
遗憾的是到了八十年代，辫子这种发型已经过时，在街上在社交场合你根本见不到它。所以，在以后的日子，你一定要你钟爱的一个女人每到夜晚都将她的一头披肩的秀发编成辫子。你说你已经决定将你的余生托付给她，只有她编起辫子后你和她做爱你才有快感。她果真每晚都照你的要求做了，她编辫子就是向你发出要和你做爱的信号。她一面对着镜子编辫子一面唱歌。她虽然是著名的歌唱演员但她的歌声没有把你引向舞台却把你引向了墓地。编完辫子她全身赤裸地向你的床边走来。每一夜你都惊叹她有新的美丽掩盖住她修长洁白的骨头。这使你简直认为那墓地其实就是再生之地。这样想你便会感到这个世界上并无什么罪恶可言，所有的罪恶都功德无量。一会儿，你就心安理得地与她做爱了。你把玩着她的辫子沉浸于做爱的快感。有一夜，她终于和你一样地复活了，你终于看见了她的微笑。那蓝色的布条在灰色的宇宙空间飘扬得像一面自由的旗帜。
你应该向她忏悔应该向她道歉：你被“搞乱了”你也“搞乱了”别人。虽然你看见她像太空人一般在宇宙空间行走时并没有一瘸一拐，举手投足间还有少女羞怯的风韵，这说明你率领你的一班犯人在收拾她的骨头时是尽心尽意的，哪怕是一片准备抓挠性伙伴的指甲也从土里筛了出来，通统装进了塑料口袋。但问题出在那个塑料口袋上，实际上你和那个陌生人与队长是同案犯，那个口袋的布条上只标明了一个“女”字，她究竟姓什名谁却“搞乱了”。天知道后来她当了谁的母亲或是女儿或是妻子！这整个儿，搞乱了”她历史的清白，把她生前沉默的抗议也玷污了。
于是她无所归宿地在空间乱飘。由于太空中没有风，她又苦于无所依托。
你向她飞去向她求爱。她却会用两眼黄土瞪着你说：“去你的！你是一个胆小鬼，一个同谋犯！”同时，你惊骇地发现你爱过的第一个女人的影子附着在那副白骨上。她也梳着辫子，并永远把她的背影对着你。
是的，即使你捏着笔在写所谓的小说时你也看到你指甲缝里还充填有死人的筋肉。那时你将人的骨头乱扔，天知道你“搞乱了”多少人的骨头！
现在你看着“太太”。“太太”的眼眶中不是黄土而是一对水汪汪的眼珠。这一对眼睛你在多少具女人的面孔上看到过。你想你父亲真是选对了：有这样一对眼睛的女人一定是个善良痴情的女人。你父亲精于选女人却不善于保护自己的骨头。那么，面对这个善良痴情的女人，你是不是能和那个陌生人一样，随便塞一副骨头给她？那胫骨和腓骨上的伤疤，在一个世纪中总消失了吧？
你想最好还是将你的骨头赔偿给她。
可是你又怀疑自己的骨头是不是完整。难道就没有别人把什么无主的骨头或更可怕的是什么狗腿骨狼肋骨装配在你的骨头架子上？
只要你见到或听到“旧世界崩溃了”以及类似的句子，你立即会联想到你母亲肩上的头皮屑。
但是“太太”却说：“不，你母亲根本不知道你父亲的事情。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连话都不说，她怎么能代表你父亲？你母亲就知道一天到晚打麻将，能在牌桌上坐三天三夜，腿坐肿了都不下来。”
你父亲和你母亲有很长一段时间连话都不说，你年幼时还没有觉察，今天听了这个旧闻感到无比新鲜。美国真是个奇妙的地方，这里隐藏着无数个家庭秘密的家史。几百年前世界各地的闺房细节，一条一条像冻在冰层下的鱼，稍一化冻便又活蹦乱跳地跃出水面。但那是为什么？为了谁？
你坐在“太太”面前打量着她，暗暗地替你父亲衡量：值得不值得这样做？值得不值得为了这个女人把家庭气氛弄得冰凉？
大西洋上空的太阳不知向哪个方向移动了多少度，“太太”的影子静悄悄地投射到你的脚下。她的影子同高背椅的影子叠在一起酷似一个中文的“凸”字，毛茸茸地躺在米黄色的地毯上，又像一只被阉了的老公猫，偷偷地向你脚背上爬。你下意识地收回脚，生恐你的脚承受不住它的重量。你母亲当时是个美丽的女子(强盗的后代总是挑选名门淑女)，而“太太”那时想必更有小家碧玉的风姿，你作为你的父亲，或是你父亲的继续，委实一时也难以取舍，分辨不出她们的高下。
但是，一别十年，你第二次劳改被释放，从聋子医生所住的那个城市掉头北上，风尘仆仆地潜入红色的首都见到她老人家，她老人家毕竟老了一百岁。正如她自己说的她也“经过了改造”。你看见她老人家的头皮屑如雪似的覆盖在瘦削的肩膀上。
今天，仍然具有魅力的“太太”趾高气扬地坐在大西洋岸边这幢华丽的大房子里，坐在你面前向你索取她情人的骨头，同时你看见了你母亲一头枯干的白发。你深感到命运的不公正和历史的可笑。但麦蒿菊已然凋谢，花园里再没有耐寒的植物了。
可是“太太”仍然要指责你的母亲。她说：“她根本就不关心你父亲。你父亲腿压断了，她在哪里？她在重庆的麻将桌上！那晚上，我好不容易把你父亲连背带拖弄到一家老百姓家里。你父亲失去了知觉，嘴里还叫着她的名字……”“太太”又哭了。
事后乔笑着说：“一百年的老陈醋，真够酸的！”然而你却羡慕你父亲被人爱得长久，佩服她爱人爱得长久。现在人造卫星成群结队地在天上飞，据报载，航天飞机在卡纳维拉尔角又要再次发射，而这位老“太太”还在惦记着远在毕节的那辆破烂卡车，以及在那辆破烂卡车里演出的爱情故事。这“一百年的老陈醋”价值连城，而你，经过了数不清的“革命”，你是觉得连嫉妒的力气也没有了，更失去了被人爱得那么长久的资格。
救你命的聋子医生为了什么“东方红”丢了性命，你一路北上，看到无数火红的标语和无数燃烧的旗帜，看到无数中国人胸前悬挂着用大幅镜框镶着的毛主席像，看到在商店里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先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不然售货员就会以为你使用的人民币是伪钞……你刚从一座坟墓里爬出来，抬眼窥望，以为这便是一片新世界。但它毕竟和书本里许诺给你的“新世界”迥然不同，倒和历史中描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欧的某一个国家相似。你一时弄不明白究竟是理论死了还是历史和你一样又重新复活。
就在这样的背景中你搀扶着足足有一百岁的母亲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走。她挎着竹编的菜篮子。菜篮子里有两根青菜和一根萝卜。你母亲高兴地说她今天分外地走运：“你回来了，买菜的队伍又不长！”每天由厨师给她报账到每天她提着竹篮上街买菜，她欣喜地投入这种“改造”。你还看见她把这种转变写进“改造心得”里，交给街道居民委员会贴在墙报上。既然每一个中国人直到刚出生的婴儿都被定了阶级属性并贴上了标签，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也无不具有不同的政治色彩了。你看见旧世界破败的太阳无力地照着新世界破败的房舍，胡同里上个世纪的颓垣残壁刷上了无数火红的或雪白的标语也一下子变得既辉煌灿烂又咄咄逼人。
你总记得在巨大的标语牌前(所有的标语口号都在祈求永生，祈求万岁，它们是那么害怕死亡)你母亲用生疏的眼光盯着你看。“十年了，不知你改造成什么样子了？”她不无担心地问。那时，小胡同的上空居然有鸽子在飞翔，当然它们的巡航半径也是被“革命委员会”规定了的。你听着鸽哨的嗡嗡声一时竟不知道你母亲是希望你改造“好”还是希望你没有改造“好”。
你母亲说：“我也在改造，我已经成了自食其力的人了。”说着，她举起她布满青筋的手像若干年后“太太”那样看了看。但接着又说：
“我知道，你在劳改队生活困难，可是我在外面更困难。给人织毛衣，一月才挣十几块钱。那时候，我真想到哪里偷点吃的东西给你寄去。”
你母亲一边说一边喘气，同时胆怯地斜睨着巨幅标语。这么说来，她既改造“好”了又没有改造“好”。
这时你看到你母亲肩上的头发屑在破败的阳光中闪烁着眩目的银光。
你也猛然听见旧世界稀里哗啦地从你母亲头上崩溃了，碎瓦乱砖纷纷坠落在她老人家的肩膀上。
可是你却说，“别担心，妈妈，我相信中国人不会让人这样搞下去。”
说这话时你的嘴唇发抖。因为多少年来不是人在教你说话而是鹦鹉教授你语言课，你已不可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或者直感。为什么不会这样搞下去？这样搞下去又有什么不好？鹦鹉没有教会你怎样说：它们自己也掌握不了更为复杂的语言。你的嘴要越过深渊，可是眼睛却看不到彼岸。
后来你积多少年的经验方才明白，不是什么别人喜欢搞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喜欢别人这样搞他们，就像孩子喜欢有人把他们陡地抛到空中，又陡地悠到胯下。
然而，事后人人又都成了先知。可是你认为只有你母亲才能称为先知。她选择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死的时机。
她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数不清的干部夹着公文包从“祖国各地”跑来，由派出所的民警领到她家，向她调查死了十几年的丈夫的问题。她诧异“文化大革命”不像她在书本上电影上以及她亲身经历过的那些革命。把贵族吊在路灯柱上和抄没反革命分子的家产是革命的常规，但对一个死去了十几年的犯人还如此感兴趣却超出了她的想象。到后来，她才逐渐觉察到对她丈夫的调查实际上是要拉扯进一个个还活在中国大陆的老朋友。一个沦落在街道上替人编织毛衣的穷老太婆，突然成了一部旧世界的活人名录。对她丈夫，她说：“反正他已经死了，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从来不跟他们争辩。”她毕竟在革命政权下生活了十几年，已经不像“太太”那样执拗地认为死人的骨头也可爱，但是对于活人，她还顽固地保持着旧世界遗留下来的道德。她告诉夹着公文包的外调干部：“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对他们的问题我必须好好想一想。想好了一定原原本本写下来。”
等那些外调干部在约定的日子兴冲冲地赶到她住的那间破旧的小屋，她却冷冰冰而又安详地辞去了人世。
这位先知最后的遗言是：“不知道！”
然而正因为她经历得太多。
可是“太太”却说她真的不知道什么。
“对你父亲，对你父亲的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怎么做‘十三不搭’！”“太太”一提到你母亲便醋劲大发，尽管事情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两个当事人都死了。由此你看到女人的可怕：被女人爱得太深或恨得太深都是莫大的不幸。
在“太太”和你母亲之间你当然站在你母亲这一边，你气愤地想当时那些外调人员真应该横渡太平来找她！你想象夹着公文包、穿着绿军装、享受着公费旅游的外调干部出现在这间客厅里“太太”会是一副什么表情。你想象不出来，但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世界现在已经热闹的够戗，“五洲震荡风雷激”，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国内又发表了批判你的文章。但更可能的是“太太”与你母亲易地而处。如果一九四八年横渡太平洋的不是“太太”而是你母亲，你母亲今天也会像“太太”这样维护公猫的生殖器官，像“太太”这样说些不近情理的话和提出索取人骨的非分要求。总之，“太太”就是你母亲的继续；你和你母亲之间也会“缺乏共同的语言”。只有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思维和判断才合情合理，没有非分之想。离开大陆太久的中国人都迹近癫狂。
如此想来，你母亲还是死在大陆为好，直到她临终她的神经都很正常。
十五年后你又一次回到那间小屋。你惊奇小屋丝毫没有改变模样，只是糊窗户的报纸换上了一九八三年的《北京日报》：又是套红印刷，通栏大标题又在欢呼一个什么喜庆的日子。新的住户当然不认识你，一个胡子花白的老头走出来问你你找谁。你说你找曾经在这间屋住的一位老太太，你把你母亲的外貌描述了一番。“您记得吗？”你问。白胡子老头皱起眉头思忖了一会儿，又上下打量了你一遍。“没这么个人！”老头却肯定地说，“我住在这儿十几年了，大人小孩我都认得。先生，你是从外国来的吧？”
“不！”你告诉他，“十五年前我就是从这间屋子里被抓走的。”
为了不使老头对他的判断失望，你送了他一包外国香烟。“没这么一个人”，却有这么一间房！
那时，这小房里充满温馨，你把千里迢迢带来的仅存的一点爱心全埋藏在这里了，尽管它已是碎末。
小屋前的一棵槐树依旧。你母亲说每到春天它便会生长出一树繁花，自得耀眼。“你来得不是时候，早些日子来，我就可以把槐花拌上面粉蒸给你吃了。”你说这种东西你早吃过，这十年来你吃遍了野花野草，成了一个现代的“神农氏”。你还说你能把苦苦菜、蒲公英、猪耳草、芥菜、马齿苋、灰条、青蒿、艾蒿……做出各种可口的菜肴。“不过，通常总是‘凉拌’。”你舐舐嘴唇告诉她。你母亲感兴趣地问，怎么凉拌呢？用什么调料呢？你说，“凉拌”就是从野地里摘起来直接塞进嘴里，连洗都不洗，据说，每洗一遍叶绿素就损失掉一半。
你母亲大笑，夸奖你改造好了。你也笑着建议，可以把你说的这些写进她的“改造心得”，街道居民委员会说不定会早日摘下她“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呢。而母亲却正儿八经地说，不行，你改造的成绩是你的，我改造的成绩是我的，不能替代，更不能羼假，不然这便是“欺骗政府欺骗党”。
你和你母亲交流彼此的“改造心得”，完全有“共同的语言”。你母亲死后，你再也找不到谈话的伴儿了；你写的所有的文字都没有人能够读懂。
那时，小破房的四面墙上都糊着报纸。“革命”用彤红的大字和几个蟑螂包围着你们母子俩，而你们却镇静地熟视无睹。你坐在你母亲面前帮她绕毛线，你母亲的手上下移动，你的两条胳膊左右移动，母子配合无间。尽管你已经三十多岁了但这时仍感到自己是孩子，只要有母亲在，你的童心永远不会泯灭。你的母亲担心你的婚事。你的一切都要你的母亲担心，她的这种担心，在一刹那间养成了你以后一切都要仰仗女人的恶习。你的痛苦，你的快乐，都非要强加在某一个女人身上不可，好似不这样你的情感便没有载体，会悬在空中无所着落。于是你为你母亲编造浪漫故事，编造在劳改队的艳遇。当然你不会谈死亡，不会谈死人骨头，你把中国的劳改农场描绘成类似欧洲的蒙特卡罗式的地方，那里虽然是用生命来赌博，会有风险，却也经常能碰见公主、富婆、女明星和女伯爵。你笑着说：“真正好玩得要死！”你的故事使你母亲忍俊不禁。她把你所有的谎言都当成真话，为有一个沦为囚犯但仍有女人追求的儿子而自豪。她万万想不到那个女人只是一副梳着辫子的骷髅。
有时她老人家停住上下移动的手，放下线球，教导你怎样恋爱。从上个世纪的旧世界中过来的人，熟悉男女间的调情和新世界的某些人物熟悉怎样挑动群众斗群众一样。男女之间调情的艺术比任何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更复杂、更持久，这可是一门真学问。所以，有一次纳塔丽笑着对你说：“你这个人倒很能讨女人喜欢！”(有好几个女人说过这样的话)你却马上热泪盈眶。你将两眼望着窗外，“这是我母亲教会我的。”你说。这时艾菲尔铁塔恰恰燃亮了灯，顿时它通体透明。
于是，你在巴黎的那次酒会上，你下定决心追求纳塔丽。你磨拳擦掌，准备使出你母亲教你的全部解数。你觉得这是你为了你母亲非得去完成的任务。你向你母亲编造了好几个在劳改农场的恋爱故事，却没有一个在巴黎与法国女郎的爱情游戏。这个遗憾会使你母亲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她喜欢她的儿子去一个一个征服女人，至今你犹能记得她绕着线球时那种急切地盼望你去取得胜利的目光。那使她陡然年轻了许多岁，肩上的头皮屑闪着银子般华丽的光泽。旧世界顽强地从它的废墟浮出海面，跳跃出粼粼的波光。在六十五岁你死去的那一天，你才了悟到你在你母亲面前就和公猫在“太太”面前一样，你和公猫担任的是同一个角色，是慈祥的老年寡妇心灵的寄托。
话说，从酒会出来，你不再坐会议指定给你的车却径直向纳塔丽的那辆雪铁龙走去。那一晚，你轻而易举地就留在她那小小的公寓里，而她和你做爱却是因为你的回答引发的。她问：“你怎么知道我在等你？”你答：“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我看到你在酒会上注视我的眼睛。”这当即使她情欲高涨。事后，她掰开你的拳头细细地寻找。她说她从波希米亚人那里学了点手相术。她看了半天，最后把金黄的头发捋到脑后，说：“你这个中国人太复杂！从你的掌纹看，你前面有一个人，后面还有一个人。”
你笑了。你说：“你这句中文说得不准确，你应该说：‘你有两个灵魂’。”
可是，你死的时候你知道了，她说的中文完全正确。
为此，你更感到“太太”不可理喻。她不过是个食利息者，每天坐在白色的吊椅上静静地摇，像钟的摆锤一样，等待股票升值。而股票市场的“黑色的星期一”还是后来的事。如果没有“黑色的星期一”，这世界便没有她担心的事了。
“太太”说她不想回大陆观光，“除非他们把你父亲的骨头找着了”。你耸耸肩膀，你说那是不可能的。“怎么不可能呢？听说大陆的警察制度很严密，要查，总查得出来的！”“太太”捏紧小拳头质问你。“太太”的不可理喻使你都懒得跟她解释：即使她得到一副脚趾手指都齐全的骷髅也肯定是假的。虽然由谁的骨头来冒充你父亲你都不介意，但你知道你已经没有耐心来陪她流泪。
而你的母亲却不然，她是个深明大义的女人。她死得洒脱，死得漂亮，死得一点不拖泥带水；她不吝惜她丈夫的骨头，对自己的骨头如何处理也毫不在意。她丢掉她全身的骨骼就像去赴牌局前在美容院里丢下了修去的手指甲一样。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就听见过你母亲的牌友们赞扬她的“牌风好”，“胜不骄败不馁”，有大将风度，输了十几根“条子”在牌桌上仍然谈笑自若。如今，她明白了“组织上”已“和了满贯”，退出牌局时还有闲心跟外调人员开个小玩笑；我的赌本早就光了，你们把我这副老骨头当筹码拿去吧！
她老人家退出牌局的时候你正在“群专队”。
“九专队”这个新名词和“巴黎公社”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立即取得了广泛的世界性又涂上了古典的革命色彩，但外国人却对其迷惑不解。有一次你给纳塔丽讲“文革”的历史你说你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之间在“群专队”，她睁大了湖蓝色的眼睛还以为你被外星人掳了去，在某一艘神秘的飞碟上。当时她倚在你怀里你搂着她的腰。“不，”你说，“我们中国的革命追根溯源都能追到你们法国人身上！”说到这里你在她乳房上报复性地捏了一把。“譬如说罗伯斯庇尔是怎么死的，你可以想象他是被一群乱七八糟的群众推上的断头台。今天砍这个脑袋，明天砍那个脑袋，砍得兴起一阵乱砍，这便是自发的‘群众专政’。到一八七一年你们巴黎人把这种群众自发的行动发展成暴力革命的一种形式。以后经过了七弯八拐传到中国，但‘革命’却在中途磨损掉了，中国人得到的只剩下一堆‘暴力’。‘群专队’就是有组织的‘暴力’！”“那么，‘群众’为什么要‘专政’你呢？”她似乎明白了却又提出个纯属西方女性的傻问题。你要和任何一个中国姑娘说你曾被“群专”过，中国姑娘决不会问你个“为什么”，只会给你一个会心的微笑。
“为什么为什么！”你烦躁地告诉她，“就为我有一张刑满释放证明书！”
你母亲死的前几天，你眼皮跳得像两只鸟要挣脱你的脸自行飞去，眼睫毛还像弓弦一样不时发出嘣嘣的声响。你把贴在牢房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分子你不打他他便不倒”看成了“反动分子打你一切便不倒”，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看成了“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所以两年以后你遇着那位叫兰兰的小女孩你深深地理解她为什么把“毛主席万岁”喊成“×××万岁”。她的确不是存心犯罪而是她的舌头一时打了结。就在这时“群专队”队长拿了一份电报来，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那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老妈死了！从此你可以彻底地跟她划清界线了。他本来长得很胖你却把他看成瘦得像墓碑一样，还跟在哈哈镜中似的随时会变形。你说死了好死了好，不死她还要多受几年罪。不过她不是什么反动分子，她打心眼儿里拥护毛主席还刻苦地改造自己。队长鄙夷地说资产阶级还会拥护我们伟大的领袖？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你解释说她临解放时没跑去美国便是证明，那时她真虔诚地信仰毛主席，还以为他会封她个“开明人士”呢。队长恍然大悟地说，对了！她不去美国就是想潜伏下来等待变天。
“什么‘开明人士’，做梦吧！她的罪行就是没跑到美国去！”
这样你才真正知道了你母亲犯的是什么罪，为什么一到春天她便要爬到树上去摘槐花当饭吃。
从此你的眼皮再也不跳了，睫毛也恢复了常态，以后不论你遇到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即使枪口对着你的脑袋你的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这就是你和那个替老婆买花布的农场干部同去杀场的路上表现得那么勇敢的原因。但是，同时你的眼睛也变得叫人看了害怕，难怪所有的女人和你做爱时都闭着眼。那位可爱的女演员虽然睁大着眼睛恐惧地等待她的高潮，而她的视线明显地是投向你的脑后，盯着纳塔丽所说的那“后面一个人”。
你想起你母亲看到你列祖列宗的画像时曾惊叫道“你看他们的眼睛”，对了！你后来的眼睛就完全与他们早先的眼睛相同。他们因杀人变得凶狠而你因被杀变得凶狠，历史无孔不入地显示着它不可改变的“殊途同归”的规律。
你认为你母亲死得洒脱，死得漂亮，死得不拖泥带水因为她一点梦的迹象也没有给你留下，不像若干年后那些批判你的人发表批判文章时还可笑地拿个布老虎趁你睡觉时在你眼前一晃。由此你更感到“太太”不可理喻，唠唠叨叨，虽然显得年轻却完全是个饶舌的老太婆，而你母亲尽管满头白发，披着一肩头皮屑却永远青春焕发。她是一个最高级的赌徒，舍得把全部赌本押在一个点上，决不首鼠两端，脚踩两只船。要么去美国，要么留在大陆。既然留在大陆了就一心一意投入“改造”，用摸惯了麻将牌的手高举起“各尽所能”的大旗，创造新生活。最后，知道自己输定了又高高兴兴地退出牌桌，留下一副瘦骨头，不欠一分钱赌债。
于是，你在“太太”面前暗暗地想“太太”幸亏不是你母亲，你幸亏不是你弟弟。这真是生理学上的一次侥幸。“太太”死去的时候至少会给她儿子托一千零二个梦，比《天方夜谭》还多一个：一会儿安顿她的股票，一会儿安顿她这幢被常春藤缠绕的大房子，一会儿要继续寻找她情人的骨头(她找不到它死不瞑目)，一会儿交待怎样处理她自己的尸骨是就地安葬在纽约长岛的公墓还是回归故土成都？这件事就必须有七百多个梦才能交待清楚……罗里罗嗦，会使你在巴黎的“红磨坊”看“秀”时也不能心安。
这里不但有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区别，还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养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习惯。
所以你竟然在“太太”面前毫不掩饰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你觉得你这次来美国一点也没有感受到新的东西，完全被古旧的历史包围了。你在历史的尘埃中穿行得已使你疲倦。幸好有这样一次批判给你一个刺激。
乔一走出常春藤的密林便精神焕发。这时已近深夜。乔早就说过他是“夜间动物”，和猫头鹰蝙蝠属于同一类。“我白天是条虫，晚上是条龙！最近我看了些介绍共产国家内幕的书，才发现斯大林毛泽东和我的习惯一样，都是夜间工作的。所以，即使我通宵不回来你也别管，你睡你的觉。”刚住进乔的寓所乔就这样告诉你。
这时，乔走到自己的车旁边，却不打开车门，叫你转回身来再次欣赏这幢大房子。四盏地灯将柔和的白光从下至上投射到长满绿叶的红墙上。红墙像一个绿色的梦，又像一幅题名为《秋夜之思》的摄影作品。一扇扇深蓝色的窗户闭起眼睛，耽于幻想。在马路上看，整幢房子却不像供人居住的房子，而是一件摆设，一种风景。趟过平整的绿草坪，草坪立刻在你身后变成一滩水，一方池塘。从常春藤上流泻下来的灯光，荡漾在房前的池塘里。
在这样的房子里住的时间长了，一定变成一个人骨爱好者，一定会成为一个猫球保卫派，一定会变成一个认为自己任何超现实的想象都应该能实现的人。
但乔有他现实主义的看法，他说：“这样的房子连地皮，现在要值上百万美金，可是四八年你父亲买的时候没花几个钱，等于是白捡！”
你知道乔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吃晚饭时“太太”仍喋喋不休，但已从法老王后的故事转到二十世纪。虽然你一再说大陆在一九七九年以后确实起了很大变化，你有你自己的房子，有“组织上”给你配的汽车……既然你是个上杀场还对给你挂什么样的牌子都十分在意的人，今天你更不能丢面子，但“太太”远比你母亲精明而固执，她不仅一口咬住你父亲的骨头不撒嘴，还说，有一次她从回大陆观光过的朋友处借了几本《人民画报》来看，那上面有她故乡成都的照片，开始她还兴趣盎然，可是看着看着发现了街头植的树全都被“带刺的铁丝”圈着，心里马上就不舒服了。“你想，树犯了什么罪，都被带刺的铁丝丝围起子(四川方言)！何况人？还有，”她越说越气愤，“那上面还登了好多开会的照片，我看到所有的麦克风都包着红布布。这就是随时提醒人对着它讲话都要讲红色的话，讲革命的话！你还说你们现在讲话自由了，也许是在下面讲悄悄话自由了吧，嘴一对着包了红布布的麦克风，你能自由地讲话么？！”
对着“太太”的不可理喻你只好发笑。如果你跟她解释用铁丝网围着树是为了保护树，用红布包着麦克风是为了保护麦克风，她准会吓得晕厥过去：为什么大陆的树和麦克风需要这样保护？美国的树和麦克风就不需要这种保护？大陆的人现在变得好厉害哟，连无辜的树和麦克风都要去“打倒”！
“你写的什么小说哟！”“太太”不屑地说，“我一看到报上登的那段消息，马上叫人到‘中国城’的书店买了你写的两本书来看，结果，我看了几页就想打瞌睡，要不是你的书，我真没心思看下去。尽是什么饿肚子、割稻子、盖房子、怎么劳动改造……你写劳动神圣为什么还要批判你呢？我真想不通！”总之，大陆就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人死了连骨头也消灭了，幼弱的树禁闭在铁丝网里，嘴对着麦克风必须高呼革命口号，写劳动神圣的书也会挨批判……
“你不要回去了！”“太太”说，“趁这个机会留下，以后慢慢把你太太和孩子搬了来。回去干什么？回去好给他们批判？这么多年没把你整死都是好的！像你父亲，人整死了连骨头都找不着……”
这时你更加感觉到虽然你在“太太”面前已经坐了四个小时，但你在她眼睛里仍然只有十二岁。
我把小说写到这里再一次不知道应该如何写下去。这次不是徘徊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也不是如你所说的想把真实表现得更美更具有个性，而是想着怎样虚构得天衣无缝，使人人满意。中国读者对小说与电影中叙述的故事情节太认真，而把小说与电影当作艺术来看又太不认真。
我前面告诉过你的那部关于美国回来的富有的父亲与留在大陆的受难的儿子的电影放映后，许许多多观众大为不满甚至愤怒：这个儿子为什么不去美国接受遗产？！还有的观众为儿子出谋划策：他可以去拿了遗产再回国，用这笔外汇来“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嘛。同时(至少在两年的时间内)，由这部电影生出的一个公式在社会上几乎深入人心：出国等于不爱国，不出国等于爱国，糟糕的是“组织上”似乎也这么认为。由此使我在谋求移居海外的同胞面前蒙受了不白之冤。
所以，在中国，编故事必须编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如果牵扯到金钱，则一定要把来龙去脉以及尾数都交待得清清楚楚(马克·吐温就没写清楚汤姆·索耶所得到的那笔宝藏的详细情况，所以许多中国的大人并不爱看这本书)。即使错了最后一位数，读者也会推翻你精心编造的全部故事。这就是巴尔扎克的书在中国始终畅销不衰而卡夫卡和福克纳只能在文学小圈子里流行的原因。倘若你招架不住了最后终于坦白：“这本来就是我虚构的嘛，是假的嘛。”那你就触犯了众怒：“你这个骗子！让我们白白地陪着你喜怒哀乐了一番。”中国读者都喜爱描写真人真事的故事，并且习惯把每一个虚构的细节都要落到实处。这很可爱也很可怕。可怕的是如果你的书写得有稍许动人之处，读者便会千方百计地通过你的想象与虚构去找你个人的真实经历，搞得作者完全没有个人的隐私可言，甚至会造成离婚或造成离婚的困难。
同时，在这里我还遇到一个难题：我本来想写一出悲剧，但一写到“出国”和“遗产”马上就会冲淡悲剧气氛甚至变成一出喜剧。“出国”和“遗产”正是现在一些中国人所向往的(后者还是全世界的许多人的向往)，不论书中主人公经历了多么凄惨的事，只要最后既出了国又获得遗产(只实现一项也行)，便皆大欢喜。可是，我如果照这样写，本书便算彻底失败，并且也与事实不符。但倘若我如实道来，又会大大影响这本书的销路。“还是这老一套：出国等于不爱国，不出国等于爱国！“这作者犯贱，被人整得七死八活还死乞白赖呆在这个国家不走。”“这作者的想象力已经枯竭了连故事都重复了：那部电影是他的父亲，这部小说只换了个他父亲的情人而已。”等等等等。他们不理解(也有权不理解)紧跟着我的想象的就是想象的现象化，直到本书主人公的自杀。黑格尔早就说过历史上的事都会出现两次，在人的命运中何尝不是如此？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里都暗藏着作者未来命运的密码，玄妙的是作者并没有自觉地去那样安排。
所以，我没写完这本书就知道了这本书的命运。在“太太”眼里，这本书又是不值一读的：一会儿上床，一会上墓地，并且始终没有交待清楚她情人的骨头在哪里。同时，他写了他怎样劳动改造他母亲怎样劳动改造却仍然要受到批评，这又使她“想不通”。在一般读者眼里，只会看到做爱与死亡，还没有在被窝里焐热就掉进月亮的冰窟窿，很不过瘾。
“完了！”
我并不愿意写完这本书。
在写前一章的时候我总想起我被抓走以前的一个下午，我怎样坐在矮凳上握着我母亲的手。她的手纤弱而干热，像沙漠上的风。她不时地吐痰，吐暗绿色的痰，很浓很浓，吐在一个生了锈的铁罐头盒里。她躺在一张木板搭成的小床上，一条薄薄的褥子衬托得她的身躯更加单薄，仿佛只要有一阵风来便会连她带褥子一起刮跑。她觉得冷，虽然到了夏季，槐树花早已凋谢，但她仍和窗外摇曳的槐树枝的影子同时索索发抖。她似乎还以为她会活得很长很长，还以为她生活得很有趣，有很强的生命力，她的两眼灼灼放光，给我的感觉她的眼睛和手掌一样发烫。她躺在木板床上给我教爱情课和英国上流社会的礼节。爱情课令人神往，而英国上流社会的礼节却是被狄更斯等人讽刺得体无完肤的，但是我必须凑趣。这位民国初期高级外交官的女儿，教会学校的高材生，现在是一星期必须向“组织上”交一份“改造心得”的街头缝穷婆，在“一派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却向她儿子传授着出入欧洲宫廷的仪态，我渐渐地看出了她真的是躺在云端之上，她真的被风刮得飞了起来。
她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遍布西方国家——西欧、北美，有一位甚至在盛产那种什么花的国度，但她穷得即使是想去偷些吃的东西给她远在西北劳改队的儿子寄去，也没想方设法向他们伸手。她始终用微笑回忆他们，但并没有向她儿子提过在他们带走的财产中有多少是应该属于她的，他们是不是还欠着她的赌债，中间，她突然说：
“什么是豪华？豪华其实是一种感觉，一种情调，不是像现在电影里拍的那种大场面。比如说，你深夜从外面回来，汽车进了大门，经过一条长长的半圆形的车道，停在你房子门口。这时，整幢房子所有的灯一下子全亮了。你还坐在汽车里，四周一片漆黑，你看着窗户里透出的灯光，闻着车座散发出的皮革的味道，最好外面还下着细细的小雨，你甚至能听见雨滴的声音，于是，你就感觉到‘豪华’了。”说罢，她又吐了口很浓很浓的暗绿色的痰在生锈的铁罐头盒里，我发现她吐痰的姿态也极为优雅。在劳改队，我好几次去黄河边筑堤防汛。我看见河水是不回头的。一滴水珠经过沿岸的大干世界，它并不因岸边有优美的风景而停顿片刻，尽管明明知道前面有砥柱暗礁，还是不停地向前跑，除非它流入大海，被阳光蒸发成雨云，它并不想返回到它“失去的天堂”里去。，
写到这里，我向我钟爱的女人说，请你激发一下我的想象力，我觉得我有点写不下去了。她问我她应该怎样做，我说你照着你的意思去做，我相信你一定会做的。于是，她在我伏在书桌上绞尽脑汁的时候，在我背后悄悄脱光衣裳，然后叫我调暗台灯的灯光，又轻轻地呼唤了我一声，我猛回头，看见她笔直的亭亭玉立的胴体被她全身的曲线所盘绕犹如竖琴拨奏出波浪的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