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了发刊词，他指出：“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要赞扬民族抵抗主义者
1月17日，毛泽东就关于研究民族史给陕北公学何干之教授信。他在信中说：“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137页）
苏轼有句名言
春天，毛泽东在延安与抗大参谋训练队作报告。他说：“就说大家现在都很关心的问题，‘抗日必亡’和‘中国很快地胜利’这两个论点，究竟谁是谁非？我们现在来分析分析。中国宋代大诗人苏轼有句名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以上两种说法，都是站在不同的侧面所得出的结论，同他们没有从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去全面分析，各说各的理，结论必然是片面的。”（程国瑶《烽火岁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我们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
4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的演讲中谈到项羽：项羽是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也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从前有个人作了一首诗，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接着又说：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还是威武不能屈。但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带路杀人，什么都做。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文天祥、项羽、岳飞，决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头，所以平素讲得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240页）
“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
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他说：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子。由此，毛泽东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吃。（《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57页）
“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
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了《永久奋斗》的讲话。他说：“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191页）
与郭化若谈《孙子兵法》
8月，毛泽东要郭化若研究《孙子》。
郭化若开始把学习研究古兵法的重点集中到了《孙子兵法》上，并打算写作研究《孙子兵法》的文章。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很为高兴。他对郭化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研究孙子，就是要反对和批判那些曲解孙子和贻误中国抗战的人。毛泽东还说，首先要深刻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再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才能深刻理解《孙子兵法》。（沈毅民《一代儒将——郭化若传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59页）
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无使亲痛仇快”
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说：“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页）
李林甫是个“口蜜腹剑”的人
12月20日，12月21日是斯大林60岁生日，毛泽东特地撰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内称：“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一类所谓朋友，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7页）
谈中国农民战争
冬，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内称：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白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