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人之爱，首先应容人爱好。人之爱好，各不相同，有的爱好医学，有的爱好文学；有的爱好钳工，有的爱好电工；有的爱好养花，有的爱好钓鱼；有的爱好琴棋，有的爱好书画；有的爱好西餐，有的爱好中菜；有的爱好交际，有的爱好孤僻；有的爱好热闹，有的爱好清静。可见，人的爱好内容之广、类型之多、距离之大。也正由于人的这种爱好的多样化、广泛化，才奠定了各行各业的基础，提供了钻研各种学问的情趣和条件，而如果“千篇一律”，爱好单一，恐怕会危及这大千世界的存在。
其次，容人之爱应容人爱情。人既有情，则必有所爱，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情爱更是普遍存在，而且情爱的力量之大，有时候竟无可比拟。梁山伯、祝英台相爱情深，但因祝父嫌贫而未成眷属，但死后仍变成双蝶相伴，可见“爱魂”之力。董永、七仙女相爱，为天帝所不容，即使拆散这一对恩爱夫妻，却仍于每年七月初七在“鹊桥”相会，也可见爱情之难拆。《红楼梦》上面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相爱，为贾府所不容，但在林黛玉死后，贾宝玉竟疯颠如痴，潜遁而去，可见爱情之不可失。但是，恰恰有些领导者和为人父母者，却常常干一些“不容人爱”的蠢事。他们或则规定“徒工期间不能恋爱”，或则规定“女工外嫁不享受住房分配”，有的甚至愚蠢地拉大男、女宿舍距离，以免其谈恋爱而“影响工作”。至于父母压抑子女爱情则考是多有发生，有的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的规定不准女子与外族、“敌族”(即宗族斗争的双方）子女相爱，否则就是违反“族规”，有的甚至粗暴干涉子女爱情自由。但其结果，大多不能压倒爱情之力，不是以干涉者的失败而告终，就是以悲剧而告终。其实，爱情于事业，于工作并无坏处，它常常正是进取的助力。
再次，是容人个性。个性和爱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某些方面的个性甚至就是爱好。例如，有些人爱笑，稍遇乐事便大笑不止；有些人爱说，常常健谈不歇和直言不讳。人的个性只要无害工作，无害他人，就应允许其存在。豪爽的尽管让其豪爽，细腻的尽管让其细腻，朴质的尽管让其朴质，机灵的尽管让其机灵。爱笑的尽管让其去笑，爱哭的尽管让其去哭，爱说的尽管让其去说，“一千二百句”尽可让其发展为“二千四百句”，领导者不必多问，如有可能，还可适当地利用一下，让其个性为工作服务，如此容人之爱，岂不两全其美。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人的过错难免，那么，容人之过也就顺理成章了。本段着重探讨怎样容人之错的问题。
怎样容人之错？首先应分清错误的类型而采取相应的态度。第一种类型，过失性错误。过失并非有主观意图，而是未曾想错而终于致错。对这种错误必须宽容。因为，由于人的思维宽度有限，可能考虑不周，过失难免，并非其主观意图所致。对这类错误，容之，则宽其心，去其疑；不容，则使人人谨小慎微，不敢进取。北宋官至枢密的韩琦，为人宽厚大度。他有传世的珍宝玉杯二个，珍惜至极，一次招待贵宾被一小吏不慎碰倒摔碎，坐客惧惊，小吏伏地待罪，他毫不动气地说：“一切物品都有损坏的时候嘛。”还有一次，一个小兵手持蜡烛，不慎烧了韩琦的胡子。古时的人虽很注重“须眉”，但韩琦也未动怒。韩琦对部属过失如此大度，使部属深受感动，无不尽心竭力。第二种类型，主观性错误。这种错误主要是主观认识和主观性行为造成的。因为，他们的认识不对，而自以为很对，才犯了错误。而且，在其没有转为认识之前，愈是要坚持错误，造成的损失也愈来愈大。对这种错误也应予以宽容。但是，在宽容之中必需帮助其总结经验教训，因其能力较低或因其业务不熟还应调整其职，恰当安排。晚清时，有一个叫任谓长的画师，他的画技在当时名声较大。有个叫任伯年的穷画匠为了混饭吃，便经常冒用任谓长的名字画些扇面卖钱。任谓长发现了这些冒牌货后，觉得这个年轻的冒牌者功底还不错，便到任伯年的铺子里订了五把仕女扇面。过了几天，任伯年果真及时交了货。任谓长笑着问：“任谓长老先生画得能有这么快吗？”任伯年胡诌道：“我送得快，他也就画得快，他是我的家叔呀！”任谓长当时并未动怒，觉得他是穷极所致，而且愿望尚好，并无恶意，更无恶果，于是开心地说：“我就是任谓长呀，你既愿意，我就做你的叔叔吧。”从此，他悉心指导，并资助任伯年到苏州去学习。在其栽培下，任伯年青出于蓝，成了当时造诣极高的画师。第三种类型，执行性错误。即由于执行了领导的错误指令而造成的错误。这种错误，根在领导，对执行者更应宽容。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和郑国国君都相继死去，秦穆公想乘晋文公新丧的机会，发兵攻郑。大臣蹇叔和百里奚分析形势，权衡利弊，提出反对攻郑意见，而秦穆公为树秦威，坚持攻郑，于是派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兵车三百辆伐郑，而晋、郑早已获得消息，做好了抵抗准备。秦军在路经晋国崤山时，误中晋军埋伏，全军溃灭。孟、西、白三将也被晋军活捉。当时，晋襄公的后母文赢是秦穆公的女儿，为缓和晋、秦关系，劝晋襄公放回了三员败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回秦以后，秦穆公身穿孝服亲自迎接，引咎自责，再三安慰他们说：“寡人不听蹇叔之言，以至今日之败，这是寡人之错，与你们无关。”仍然让他们掌握兵权，孟明视三人感激得涕泪交流，一心要报仇雪恨，加紧练兵，激励将土，终于公元前624年夏天大败晋军，雪耻荣归。第四种类型，失责性错误。即因不负责任，玩忽职守而造成的错误。对这种错误，应看其“前科”有无、悔改程序和恶果大小。若是前错不改、态度恶劣且恶果较大，则应从严惩处，不予宽容；若是初犯之错，悔改态度较好，而且后果不太严重，则应在教育的同时予以宽容。据报载，某一化工厂副厂长历来夜间值班都认真负责，不离厂区分秒，可有一次，朋友之子结婚，邀其前往喝酒，这个副厂长看厂区生产正常，便暂离一时，前往祝贺。未想到就在这段时间；生产发生事故，因未能得到及时请示，延误了时间，造成严重损失。事后，上级主管部门考虑其系为初犯，且悔过态度较好，在给予恰当的纪律处分的基础上，予以宽容，让其继续留任了副厂长职务。从此，他认真负责，严格律己，生产组织得井井有条，荣获三年无事故，无跑、冒、滴、漏的“文明企业”光荣称号。第五种类型，故意性错误，故意性错误是一种性质恶劣的错误类型，虽未达到犯罪程度，颇似犯罪的初始，或者犯罪的前兆，其特点是明知故犯。例如，明知嫁祸于人为错，可偏偏如此而行；明知“贪天之功”为耻，可偏偏贪部属之功为己有；明知挪用公款不对，可偏偏挪用不止。对于这类错误也如对待失责性错误一样，应视其态度、后果而决其宽容与否。第六种错误，无错误的错误。即平平庸庸，什么事情也不做，还自以为得计，说是自己虽无多大成绩，但也末给人民带来任何损失，虽说能力不强，但也无错误；没有创树，也无过失。听上级话、跟上级走。一手拿着文件，一手对照执行，照章办事，决不走样，“章”外之事，也决不过问。即使是油瓶倒了，也要先请示，后拾扶，因为放倒油瓶，是否是领导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未可知；房子塌了压住八个活人，更要先请示，后救援，因为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只有“高瞻远瞩”的领导者才心中有数。宋朝有一王宰相，在位之时，人言伴君如伴虎，他却伴虎如伴羊，安详自在，好不惬意。其要决不过九个大字而已。每朝呈文，称作“取圣旨”，待皇帝御批，称作“领圣旨”，已有御批谕众官，又说“得圣旨”。他本人决不多插一句嘴，原汁原汤，“煮坏了羊头没咱家的事”。人称“三旨”相公。对这类——538——平庸之人，决不可以宽容。因为宽容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悔过自新，激励其更加努力工作。而平庸之辈，即使是宽容感化，也决无“创造性工作”可言，唯有撤职究处（因为不干工作也是一种错误），才是“正确对待”。根据以上六类错误的分析，容人之错主要是指那些过失性、主观性、执行性错误以及大部分失责性、故意性错误，而对于那些态度恶劣、不思悔改、后果严重的失责性、故意性错误以及不负责任的平庸性错误决不宽容，可见，容人之错决不是空大无边，也不是容忍一切。
当然，容人之错还应掌握其他的一些原则，例如：“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的原则；“忘其前愆，取其后效”，“唯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的原则等等。另外，容人之错不等于容人之罪，对于那些违法乱纪的犯罪行为，决不能予以宽容，必须予以惩处，否则，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古人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兼听”就是容人之浄。因为，容人之浄至少可以获得三方面之益。
一是明己过。明代朱元璋曾说：“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有周知”，但人君深居高位，往往“隔绝聪明，过而不闻其过”，因而必须“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缺”，于是告谕中外诸司“下至编民卒伍，苟有所见，皆得尽言无讳。”朱元障之言确富哲理，作为一代君王，高高在上，难以了解下情；作为一己之识，处事少虑，难免失之偏颇，如若专己、不进臣谏，势必多有失误，而如果虚怀纳谏，势必明了己过。所以，韩非子说：“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怨。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淮南子·说林训》也说：
“目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毗。”可见，人若有过，能自见者很少，必须虚心求“谏”，方能“知迷惑”“正须眉”“以道正己”。
二是疏“言川”。《古文观止·召公谏历王止镑》
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
失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故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人民有意见，部属有意见，必须让他说出来，否则，“川壅而溃”，矛盾激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是辨是非。唐太宗曾对臣下指出：“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意为上疏争谏和在朝廷上互相辩论答难，为的是把事情做得更好，即使是最后服从于他人的正确意见，也不会丢面子的。可见，容人之诤实质上是集思广益的极好办法，是明辨是非的必要条件。
可是，“虚怀纳谏”的高调唱了几千年，为什么仍有不少帝王臣子不能做到呢？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的因为心胸狭窄，表面上求言纳谏，实际上做的是官样文章，最终多流于形式；有的“议事议人则可”，一旦议及自己，则恼羞成怒，风流大度之气一扫而光；有的自尊心太强，谏者态度和缓，则热情纳谏，而一旦态度激昂，则难以接受，而不看其所谏内容是否正确。因而，虚怀纳谏大多难以真正做到。
那么，如何做到容人之诤呢？
第一，近直友。大凡能容人之诤者，必近“直友”。因为，“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宋朝的寇准与张咏是朋友，可是张咏敢于对同僚说身为宰相的寇准是“虽有奇才，但学术不足”。寇准知道朋友的人品与个性，可深知他讲这话的用意，不仅未生怨恨，反而盛情款待张咏。试想，如果寇、张不是朋友，张咏未必直言评其不足，寇也未必深知其意。隋朝画家展子虔的人物、山水、鸟兽画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他听到的只是恭维话，于是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画家，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同时代的另一画家董伯仁则说展子虔不过画些北方的穷山恶水，不会画江南的美景。此语传到展子虔的耳中，当然很为生气，但仔细一想，很有道理，于是找来董伯仁的作品细细揣摩，这才发现自己的不足，认识了董伯仁的价值，主动去见董伯仁，诚恳地向他学习，两人在艺术冲突中认识了对方，不断来往，取长补短，良性迭加，成为极密切的一对朋友。如果展子虔不纳董伯仁直言，必无画技之进步；如果不进而交董为友，也必无良性迭加，互助互进。
第二，容诤言。容人诤言，首先应鼓励进言。只有预作鼓励，才能使部属踊跃“进谏”，无有“后顾”。金王朝金世宗就经常勉励臣下学习古人舍身纳谏的精神。他说：“联治天下，方与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备当面陈，以辅朕之不逮，慎毋阿顺取容。”
并诏谕：“百司官吏，凡上书言事或为有司所抑，许进表以闻，联当亲览，以观人才优劣。”其至把上书言事作为选贤擢良的重要标准。金世宗还常叮嘱臣下：“联年老矣，恐因一时喜怒，处置有所不当，卿等即当执奏，毋为曲从，成朕之失。”可见其纳谏之诚。其次，应使人言无不尽。朱元璋曾说过：“联每思一介之士，于万乘之尊，其势悬绝，平居能言，临时之际，或畏避不能言尽其词，仓卒不能达其意，故尝霁色以纳之，惟恐其不能尽言也。”再次，应诚受“苦药”直言。“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除肤疡，不除症结者，其人必死；称君圣，谪百官过者，其国必仁。”良药虽苦口，但能治病；直言虽逆耳，但能治“过”。所以，领导者容人之浄，必得有服“苦药”之耐心，听直言之诚意。
第三，闻必改。容浄之诚的最终表现应是以能否“闻过必改”为准。闻则改，是为真容；否则，便是假容。朱元璋对待进谏的态度是：“其有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喜；其无实而人言之，则当戒于不喜。但务纳其忠诚，何庸究其差谬？”意即有实益勉，无实益戒。金世宗也曾告谕百官：“联旨虽出，宜审而行，有末便者，即奏改之。”“凡己奏断之事有未当，卿等，勿谓己行，不为奏闻改正，联以万机之繁，岂无一失，卿等但言之，联当更改，必无吝也。”可见，金世宗容人之诤也是以改为先。
第四，置便利。封建帝王高高在上，群臣众吏难得一见，尤其是“草野”之民更是难见“龙颜”。即便是现在，各级领导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时间也毕竟有限。所以，虽能容人之浄，也难以实现。这就必须为“谏诤”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在我国古代，从汉武帝开始，创设了“公车上书”之制，就是为天下吏民上书言事提供方便。武帝为了奖励天下吏民上书言事，特设公车司马一职，属卫尉，秩六百石。武帝这样做，旨在“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于是，一时之间，上书言事者多达千数。朱元璋为鼓励进谏，还规定“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联前”，使臣民上书能够送到御前，不致中途泄密，招致官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