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唯君先正其身以为天下表”。唐甄援引《尚书·立政篇》所载有关商纣王之所以国破家亡，主要原因在于他性情刚戾强横，以刑杀为虐，因此，下面百官也就随之效法，尽干缺德之事，把国家搞得混乱不堪，最后被周灭亡。而周文王、周武王却与此不同，他们用仁爱、管理、法度等三方面去考察官吏，了解他们的心思和品行，坚持任用有道德的人为官，所以使国家得到大治。因此，唐甄指出：“由是观之，惟君先正其身以为天下表，卿士百职，罔非正人，天下不得其径而缘之。”
君王做得正，百官得其人，国内就再没有歪门邪道让那些奸诈小人有空子可钻了。
实践证明，选人用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把人才选得准确，用得得当就更不容易了。但是只要当政者出于公心，以国家计，以民族计，以事业计，始终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德才兼备的原则，就一定能够选拔出大批有用之才为国为民效力。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凌晨，雍正帝胤祯暴死于圆明园寝宫。其第四子、宝宁王弘历继承皇位，是为乾隆皇帝。
弘历自称“幼读诗书，颇谙治理”。他阅读《贞观政要》一书，十分赞赏唐太宗及其臣僚的“嘉言善行”。他即位时年方25岁，“春秋方富，年力正强，乃励精图治之始”，很想有一番作为。清代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年的经营，封建统治比较稳定。从表面上看，乾隆帝从祖父、父亲手里接过的是太平江山，但是，清王朝这时已经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潜伏着危机。这些矛盾和危机，主要表现在官员腐化日深，吏治日渐松弛。因此，乾隆皇帝为了维持清朝的鼎盛局面，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选拔官吏，整顿吏治。从而建构了他自己的一套选人思想和路线，主要如下：
一是对于人才要严格鉴别的观点。乾隆十年(1745)十月，上谕内阁指出夫人才原属不一，或朴实有余而才情不能肆应，或办事干练而居心未能悫诚，或新任励志可以造就，或年老未衰尚堪驱策，俱当鉴别精详，核实人告，方不负朕封疆委任之寄。今伊所奏属员一折，笼统开载，漫无区别，竟似通省官员并无一人可訾议者。巡抚有察吏之责，留心人才最关紧要，若衡鉴不精，何以克称重任？”意思就是说，人才并不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有的或朴实有余而才情不足；有的或办事干练而居心不诚；或新官上任志行高远前途无量，或年老未衰尚有余热发挥。这些都应该认真鉴别，详细报上来，这样才不负我委以封疆之重任。眼下你们报告的情况非常笼统，没有区别，好像全省官员竟没有一个人有毛病似的。作为一省之巡抚，有考察一省官员的责任，鉴别人才非常重要，如果不认真精细地考察和权衡官员们，他们又怎么能担当如此重任呢？
为了考察鉴别人才，乾隆皇帝召见大臣，往往随手记下观察得来的印象，作为日后用人的参考。他要求臣僚荐贤举能，但对滥举官员者，无论满汉大臣，都要受到严厉谴责或处分。乾隆三十一年（1766)上谕中规定，督抚妄荐人员要判罪。此后，确有督抚因徇私妄荐而坐罪。清代考核官吏，三年一次，京官称为“京察”，外官称为“大计”，经过考核，将不称职的官吏分为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为、不谨、贪、酷八种，同时给予不同处置。乾隆认为，这是荐剡人才、参革衰冗的大典，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连篇累牍地训斥都院堂官和督抚的姑息瞻徇之习，要求在“京察”、“大计”中秉公查核。乾隆十八年（1753)以后，多次对“京察”各官亲自裁定。以后又宣布对过去一向不考核的各省藩臬人员亦须考绩，并传谕京官可以密折奏闻属吏贤否。乾隆四十八年（1783)规定“京察”、“大计”中保举的卓异官员如发现有犯赃行为，原保荐上司要受到议处。有资料统计，乾隆一朝，在考核中因“不谨”、“疲软”而被革职的，因“老”、“疾”被勒令“休致”的，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而被降调的，合计受处分的达6000多人，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是少见的。
乾隆三十年（1657)七月，乾隆皇帝针对新选官员具有不称职者一事对内阁说：“吏部过堂及九卿验看，何以不行举出？看来近日吏部、九卿于验看一事，不能实心任事，如此废弛之渐，殊为可虑。着严饬行。”“不若慎简于铨选之初，量才而授，尚可冀其黾勉策励。是以重铨衡、公验看，无非求尽。所以择吏安民之道，从前谆切训谕，至再至三。而吏部、九卿又复狃于积习，不思澄叙官方，乃吏部职掌果其为官择人，甄别精当，岂得谓之专事权而作威福？今第以次注名漫无可否，乃昔人所一吏可任者，铨衡重寄固如是乎？”这两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对于选任官吏，“吏部进行了考察，九卿也参与了验收工作，为什么没能发现。看来吏部、九卿都没有全力投入、尽心尽职，像这样草率行事，于国堪忧啊！这种状况要严加整顿。”“选择官员应把好关，量才录用，到任他才能勤勉政事、治理主方。所以把好选择官员这道关口是安邦治国的关键啊！对此，我一再谆谆告诫你们，而吏部和九卿却陋习不改，当作耳边风，不加以重视。选择、考察官吏是吏部的职责，吏部如果真能做到慧眼识人，把好关口，又怎会叫做专政逞威呢？现在的状况是说说而巳，对被考核官员不置可否。过去人们常说，一个称职的官员全靠善于选拔啊，的确如此。”乾隆皇帝强调指出：“况秉公纠举，则驽骀不得与骐骥同骖，燕石不得与连城相混。循卓之风必自此始，即在不自量之辈，未必尽能心服。而一人之得失，与一邑之政治孰重孰轻？……嗣后吏部、九卿务体朕拳拳吏治之苦心，其矢公忠，屏除瞻徇，凡遇验看之日，详慎简择，擢拔人才，郑重司牧，毋得任意因循懈忽。”就是说，如果真正秉公考察官员，劣马就不可能同千里马共驾一辆车；石头也不可能同美玉相混。这样，好的风气必然由此而兴起，即使有个别不自量力之辈心有不服，但是你比较一下，究意是一个人的得失重要还是一个地方的政务重要？……今后，无论吏部还是九卿，务必领会我对官员队伍治理的一片苦心，共同秉公办事，不要怕得罪人，除掉从前那种瞻前顾后、怕担责任的不良风气。凡是到了考核官员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审查，把真正的人才选拔出来，决不允许随便因循、苟且应付了事。”
二是题补官员，应当选择“年力精壮，以为地明白者”。乾隆皇帝强调指出，衰庸老官“留一日即多误一日之事”，特制定八旗武职年老休致例和各类衰惫老官休致便。乾隆二十二年（1757)和三十三年（1768)分别规定部院属官五十五岁以上要详细甄别，“京察”二、三等六十五岁以上要带领引见，“候朕鉴裁”。对于边疆办事司员，年过六十岁以上就不许保送。他非常重视文官中的知县、武官中的总兵的年龄结构。因为“知县为亲民之官，一切刑名、钱谷、经手事件，均磁昆要，自不便以年力不衰之人听其滥竽贻误”；“总兵有整饬营伍、训练兵丁之责，岂可任年老衰颓之人因循贻误”。只是漕务职司可以“稍有区别”，其他任何“亲民之官”均不得以任何理由留于原任。
三是慎重挑选官员的观点。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乾隆皇帝上谕内阁，指示要慎重挑选幕僚，强调“着各该督抚实力整饬、稽查，如有恶幕招摇生事及劣员徇纵滥交者，即行严参究治。若督抚袒庇属员，姑容消洱，或经科道参奏，或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乾隆皇帝又上谕内阁指出：“朕简任封疆大臣，委以地方政务，惟视奉职，程其殿最。”同时，对于边地官员的挑选，乾隆皇帝也再三强调做到慎之又慎。他指出守令为亲民之官，最关紧要，而边疆之地，民夷杂处，抚绥化导，职任尤重，更不得不慎选其人以膺牧民之寄。”“嗣后遇有苗疆要缺，应令该督抚慎选贤员，以居其任。三年之后察其汉夷相安，群情爱戴者，保题升迁以示优奖。其有恃才贪功者，虽有才干，不得轻任以滋事端。”
乾隆七年一月，乾隆皇帝上谕内阁，指出“夫州县为亲民之官，若稍存姑息，必致贻误地主，所关非细。”并且强调说：“嗣后务须秉公，详加验看，有庸老不胜任者，或应勒休，或应改补教职等官，即据实具奏，不得仍前因循聊且塞责。”就是说，州县是联系老百姓最为密切的官员，如果稍稍有姑息之念，选择不当，以后必然贻误地方，关系甚大。因此，今后务必秉公认真甄别、验看，有衰老平庸，不能胜任者，或者让其退休，或者另外安排，然后据实际上报，不准因循观望、敷衍塞责。
四是不断整顿吏治的观点。乾隆皇帝为了整顿吏治，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如对自己身边的文臣要求更不例外。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在上谕中指出翰林乃文学侍从之臣，所以备制诏文章之选。朕看近日、詹等官，其中词采可观者固不乏人，而浅陋荒疏者恐亦不少，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他亲自命题、阅卷，命“自少詹讲读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皆要参加，且不许“称病托词”，考试以后按其优劣分别升降。这样的考试曾经举行过多次。
另外，乾隆皇帝坚决反对各级官员授意属员或地方缙绅为自己树立德政碑、去思碑，他认为这是“俗吏不务实政”，是“欺名盗世之长”，“属员藉以适迎上司”，下令一律毁掉。
封建社会的官场，贪赃枉法是难以整治的痼疾。乾隆在即位初期，虽然政祟宽大，但对贪官污吏决不轻纵。他告诫督抚等“务以休养吾民为本，而一切扰累之事速宜摒除”，禁止督抚接受属员礼物。乾隆三年(1738)六月，上谕中把贪官污吏比同恶棍奸民，如果包容便是好坏不分，要严加惩除。随着贪污行贿的恶性发展，乾隆皇帝下决心进行整顿。如他连续处决了一大批不法官僚和贪污犯。其中有的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浙江巡抚在甘肃布政使任内，贪污赈灾款项，此案牵连官吏有60多人，因贪污二万两以上被处以死刑的有22人；陕甘总督勒尔谨也被赐令自尽。与此案相关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查抄家产时，竟敢以银换金，隐藏珠玉等珍品，将搜出的赃物窃归己有，事情败露后，因闽、浙两省亏空钱粮很多，乾隆令陈辉祖自尽。乾隆四十七年(1782)，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等贪黩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各仓库亏空。国泰是军机大臣和砷的心腹，和向国泰通风报信，竭力营救，也未能幸免，国泰等被赐令自尽。其他如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人纳、福建巡抚浦霖、浙江巡抚福崧，都因贪污被处死。乾隆皇帝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希望“经此一番办是，所谓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死，人人奉公洁己，勉为良有司。”
在惩治贪污行贿的同时，乾隆皇帝对于官吏当中不称职者也相继进行处理。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乾隆皇帝上谕指出：“嗣后各督抚题奏改补人员，务于本折内分晰声明，或宜调简，或勒令休致，其才具平常而年未衰老者，或以同知降补，俱着送部引见。有违例仍请改用部曹者，吏部一面将该督抚议处，一面行公离任，毋致贻误地方。”就是说，今后各省督抚要求调整人员务必要在报告中说明，或调用，或勒令退休。对于才干平常、还没有衰老的官员，应以同级别降级任用并且以候补名义送吏部处理，如果违反规定仍然请求本部另外安排职务者，吏部应立即查处该省督抚，同时命令不称职的官员立即离任，不准贻误地方工作。
总之，乾隆在选人用人方面，具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在他执政期间得到了贯彻和实施。但是，其局限性也是在所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