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九年（1139年），南宋朝廷正式宣布了议和内容：金人归还河南、陕西地区，并送还徽宗梓宫、韦太后和钦宗。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纳贡。“宋、金议和之后，在秦桧的操纵下，对收复的失地既不布置边防，亦不建立战备设施。面对这种状况，南宋的许多臣将颇感忧虑，纷纷上书朝廷，陈述自古讲和未有不变者之道理，请示加强边防，积极备战。
是年，金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8月，金熙宗以谋反罪处死了挞懒，兀术、宗翰掌握了军事大权。
兀术历来反对把河南、陕西两地交给南宋，并主张以武力再次夺回。翌年，即绍兴十年（1140年），金朝撕毁了和约，以兀术为统帅，分4路大军大举侵犯南宋。不足一月，河南、陕西地区重又落人金人之手。
兀术在继续南侵的进军中，受到了岳飞率领的军队的顽强抵抗。岳飞，字鹏举，出身农家。从20岁起，曾先后4次从军。建炎元年，上书反对京师南迁，受到革职；建炎四年（1131年），在清水亭、静安等地区袭击北撤金军，获胜，收复建康，升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
所部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称为“岳家军”，深受人民爱戴。兀术南侵，岳飞挥师大举北伐，连克蔡州、郑州、洛阳等地。尔后，他亲率5万轻骑驻守都城。兀术带领金军最精锐的拐子马来郾城决战。岳飞指挥将士手持刀斧冲入敌阵，上砍敌人，下斩马足，大败金兵，获得大捷。与此同时，张俊克毫州，王胜克海州，韩世忠战胜于加镇，诸将所向皆奏捷。
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对进犯的金军形成了包围之势。本应乘胜追击，大败金军。然而，秦桧却力主班师回兵。这个建议很合乎高宗的心意。高宗本无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之所以下令抗金，完全是害怕落到无有安身之所的境地。如今见宋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保住了偏安的朝廷，足以同金朝讨价还价地议和；另夕卜，高宗又耽心岳飞功高权重，将来难于指挥；所以，高宗不愿继续北伐。于是，下诏让岳飞班师。岳飞不知高宗用意，极力陈奏北伐之利，请求增兵添粮，以便大举北伐收复失士。高宗、秦桧哪里肯听，连发12道金牌，令岳飞退兵。岳飞无奈，只好听命。
金兀术本来己准备撤退，见岳家军不败而走，大喜，重又大肆反攻，夺取了蔡州等地。岳飞等将对退兵之举都怨愤不平。
秦桧看出，岳飞诸将是他议和降金的主要绊脚石，便想收回岳飞诸将的兵权。绍兴十一年（114年）四月，给事中范同向他献上一策，秦桧心领神会地采纳了。于是，秦桧密奏高宗，以论功行赏的名义，召回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员大将，授韩世忠、张俊并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名义上三员大将都被升为高官，实则被剥夺了兵权、夺其兵权，秦桧仍不放心，意欲置其死地而后快。三员大将中唯张俊是个心怀叵测之人，贪功图利，忌贤妒能，他尤其对岳飞嫉妒无比。秦桧决定利用这个矛盾，先陷害韩世忠，尔后再谋害岳飞。三员大将明升暗降不足一个月，秦桧便迫不及待地要向韩世忠一下手了。他派张俊、岳飞去楚州问韩世忠原属部队。行前，秦桧让他俩搜集韩世忠的过错，遭到岳飞痛斥，而张俊却大效犬马之劳。秦桧愈加认定，岳飞不仅是降金议和的绊脚石，更是他施展阴谋的拦路虎，非先置岳飞于死地不可。
谋害岳飞，显然得找个借口。秦桧指使他的同党编织罪状，上奏章弹劾岳飞。秦桧再从中火上浇油，他的其他党羽也争先恐后地上疏弹劾岳飞。岳飞有口难辨，被迫上奏章请求辞职。八月，被革职。秦桧还不罢休。十月，他暗示张俊诬告岳飞旧将张宪谋反，将岳飞及子岳云逮捕入狱。秦桧命御史中丞何铸审讯岳飞父子，“阅实无左验”，“明其无辜”。于是，改由其死党审讯。大理寺丞李苦朴和大理卿薛仁辅说岳飞无罪，其死党便将其弹劾。宗正卿土愿以全家百口之性命担保岳飞无罪，亦遭弹劾，死于建州。有人因为岳飞鸣冤而被赐死。凡替岳飞鸣不平者，皆被贬或被杀。1142年1月28日，岳飞被赐死在临安大理寺的风波亭，时年39岁。临刑前，这位在抗金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在奸臣们炮制的供状上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宇。
岳飞下狱后，韩世忠曾忿忿不平地当而质问过秦桧，让秦桧拿出证据。秦桧说：“（岳）飞子（岳）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意为“这件事也许是有的吧？”韩世忠愤慨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当时，金军对南宋最畏惧的就是岳飞，“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而南宋军民则“天下冤之，闻者流涕”。
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更暴露了他充当内奸、窃权卖国的丑恶嘴脸。
这个大卖国贼杀死了岳飞，罢了韩世忠，赶走了张俊，诛除了异己，权力达到了顶峰。但他并不以把持宋朝朝政为满足，他还想利用权术压制群官，控制髙宗，图谋皇位。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
高宗的起居活动有三个地方，秦桧都严加控制。高宗的一举一动，秦桧不但清清楚楚，而且处处都受到他的控制。
对于处理国家大事，秦桧也是为所欲为。天下州县所上的奏章，先送到尚书省，秦桧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很少给高宗。后来高宗也有所察觉，就责问秦桧：“近日全无事？”秦桧说：“御前者事，奏到可见。”其实却是：御前诸事，奏到少，唯知桧意。秦桧这种欺君罔上的行为，高宗不是不知道，而是已经无能为力了。他曾对执宰大臣说：这是秦桧“任意所为，不让朕知天下事耳”。
正因为秦桧骄横跋扈，欺君罔上，专断独行。在百官面见高宗时，不但他自己不奏事于上，而且还“恶闻人言”事于上。有一次高宗上朝问秦桧处州兵反事。秦桧却有意怠慢他而久久不作回答。执政官章某以为秦桧忘记了此事。因对一句，替分回答。事后秦桧怒斥他说：“桧不能对，参政却好对；桧未对，参政何故便如此”，随即把章贬斥出朝。使得朝臣畏秦桧胜过畏高不。
高宗也不甘心受秦桧的欺罔，也曾力图改变这种处境。他下诏说，今后‘百官应转对而以病告者，并竣疾愈日上殿”。他还特意对秦桧说：“近轮对者，多谒告避免。百官轮对，正欲闻所未闻，可令检举已降指挥，约束施行”。秦桧对于高宗的告诫无动于衷，甚至变本加厉，“秦桧当国，执政官不敢独奏事夂比如枢密院事汤恩退初人枢府时，有一天秦桧想除局务官二人，高宗一时没有批示下来，秦桧就起了疑心，让汤留下奏问，汤思退连说不敢，秦桧就说：“此桧意，无伤也。”到第二天汤就留了下来，高宗见了大吃一惊，汤奏明情由后，高宗就对他说：这是小事，我一时忘记了，没有别的原因。汤思退将下殿时又对高宗说：我今天留下奏事，虽是秦桧的主意，但是此人多疑，必然会说我论及他事，我呆不长了，高宗劝他不要多虑。这为汤思退壮了壮胆，汤又“略言桧专权蒙蔽之状”，但高宗听了也没有办法，只是“颔之”而已。在秦桧的专政下，生杀废置，唯己所欲，高宗反而束手无策，成了一个活木偶。他对秦桧虽然讨厌但也无可奈何。正如朱熹所说：国家的权力落到了秦桧之手以后，“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恶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野心勃勃的秦桧，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图谋皇位。造了不少舆论。当时有一个以拆字为生的先生张九万，秦桧就把他招进相府，在地上写了一个字，然后问张九万如何？张九万见他写的是一个“土”字，就猜测其意而奉承他说：“相公当加官爵”。秦桧故作惊讶地说我位为丞相，爵为国公，复何所加？”张九万说：“土上一画，非工而何，当享真王之贵。”这个拆字先生倒是猜中了秦桧的心事。秦桧还要士大夫为自己歌功颂德，启示臣下作诗文，为自己涂脂抹粉。如高宗亲书“一德格天之阁”赐秦相府后，即有朝士贺道：“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至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秦桧看后大喜，大加提拔。很多人看准了这一点，靠大拍马屁而升官发财。
他捏造和隐瞒投降历史，迫害一切知情人，大兴文字狱，对于写野史、笔记、诗文的人，也进行诸多迫害。凡是臣民一言一行涉及文禁者，都会横遭惨祸。
为了说明这个奸贼的专横霸道，我们再举两个例子。
秦桧老贼无恶不作，尽干坏事，死讯传出，不但“四方士民相欢庆”，就是高宗也很高兴。他对一个大臣说：我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由此可知高宗平日防秦桧，到了何等地步？
当时，天下人为了“相欢庆”，纷纷互传秦桧的死讯。如张浚的故史知道秦桧之死后，立即急驰永州禀告张浚。由于使者过分高兴，赶路又急，到张浚家时“喘卧檐下，殆不能言”。当时张浚巳知赵汾被捕，以为自己也会受到株连，正在朝夕不安，忽见来使，不知是吉是凶，把来人救醒后才知是专为告诉秦桧死讯的，“顷刻之间，堂上声如雷”。秦桧死后的碑上，没有一个人愿为其题字，连昔日死党也不愿为之。结果立一无字碑。后来宋将盂珙与金军作战回朝路过时，故意“屯军于桧墓所，令军士粪溺其上”。由于人们痛恨秦桧，其墓被称为“秽冢”。秦桧的墓被盗后，盗墓者被抓，当地官吏有意减其罪。后来在明朝时人们铸秦桧铁像跪于岳飞像前，为千载万世所唾弃。
太监刘瑾快66岁才随着荒唐皇帝朱厚照的上台而走红。他被提拔做内宫监掌印太监。这是一个肥缺，职位类似朝廷的吏部尚书。不久又有旨下，令其总管十二团营京量驻军的司令长官，并控制最厉害的火柱兵种——神机营。刘瑾庆幸，自己半个世纪的忍辱负重，在花甲之年终于大权在握了。他从此开始演起政治戏剧来了。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大多出身卑微，又久处深宫，见闻十分片面而只知奉迎皇帝，绝不体谅民情。他们日近天子，出宣诏命，一旦得势，处理问题往往偏颇，且大多善于与朝廷大臣争权。这在老贼刘瑾那里表现很明显。
明朝制度，司礼监权力极大，所有题奏事情，都要先总报司礼监，它还控制着最大的特务机关东厂和西厂，可以说是集行政权和监察权于一身。可是刘瑾仍不满足，他不愿意小皇帝对自己发号施令。他有两个“征服”小皇帝的“秘密武器”，一个叫“快活”，一个叫“烦恼”。
小皇帝从3岁起就在他的眼睛里长大，他的性情没有刘瑾不了解的。少年天子爱玩爱乐，刘瑾就极力迎合。刘瑾命人修建太素殿，修建天鹅房小码头，还投资巨款在皇宫外修建了一座新式漂亮的宫院，起名叫豹房。小皇帝在这所新宅里，与刘瑾选拔的无数色目——北方西方少数民族的女孩子淫乐，观看优伶作戏，走马乘舟，日不足则继以夜，他哪里还有功夫管什么军政奏章或民间疾苦？这就是刘瑾送给小皇帝的“快活”。
在他玩得高兴时，刘瑾故意拿来大批文件让他处理，让官员慢慢地念。皇帝不耐烦了，有一天，他大怒了我用你于什么的？事事都来烦恼我？”刘瑾要的就是这句话，从此以后，刘瑾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裁决各种奏章了。这是刘瑾送给小皇帝的“烦恼”开始。刘瑾还按规定把拟行的旨意——即他的意见送到内阁起草圣旨。后来刘瑾于脆不再理睬内阁，而和松江市侩张文冕和妹夫孙聪在家中研究拟旨。其实3个人一对半墨水瓶不满，弄不明白，就叫焦芳提笔润色。可惜焦芳也“粗鄙无学识”，所以，那几年的圣旨，大多“狗屁不通”。刘谨的权力早已超出了人臣的权力，而成了真正的皇权拥有者。
五府六部长官每天候在刘谨的门前，等候召见汇报；三品官以下，都要跪着请示；外出公干的京官离京还京都要到刘道家告别和报告，而且渐渐成为制度。
所有奏章先用红本呈给刘瑾，然后，才用白本送通政司，呈报皇帝。都察院奏章写上“刘瑾”的名字，他便大怒——也难怪，这几年，谁都哆嗦着称“刘太监”，而没有直呼姓名的。直到向来以整顿纲纪自诩的都察院御史们跪趴着谢罪刘瑾才罢休。可见刘瑾的势焰是何等厉害。还有一个邵宝，官至总督漕运副都御史却从未给刘开车过礼，刘瑾派人暗示也不承意。及至召见，“瑾大怒”，吓得邵宝蹲倒在地，而且撒尿于地下。刘瑾觉得很威风，向人指湿处说“这是邵宝撤的尿。”什么公卿大臣，在刘瑾眼中，鸡毛不如。他骂祭酒（国立大学校长）王云风“你算什么东西祭酒，一嘴猪毛”。络腮胡子王云风吓得请他视察太学（太监为人士所不齿，只有唐朝鱼朝思破例视察过太学）来取悦刘瑾。
明太祖朱元津曾对子孙有遗训：“土大夫不为我们所用者，当杀身灭家。”刘瑾也心领神会，残酷地排除消灭异己分子。
正德元年十月，围绕大学士谢迁、刘健退休，形成了一系列冤狱。给事中御史刘玉、左都御史张敷华、工部尚书杨守随、十三道御史薄彦徽、戴铣等上书，请求“留用刘健、谢迁，把‘八虎’明正典刑。”刘瑾大怒，派提骑把他们逮捕，有的罢官流放，有的廷杖致死。南京兵部尚书为此一声叹息，被迫退休6颇有名气的理学大师王守仁（当时是兵部主事），上书替薄彦徽等争理，刘瑾假传圣旨痛打50廷杖死而复苏，贬贵州，旋又派人跟踪谋杀。亏得王守仁聪明，把草鞋帽子扔在钱塘江边，写诗稿塞在鞋里，诗曰百年巨子悲何在，夜夜江涛泣子胥”特务们看了，以为王巳投江自杀，方回京复命。而守仁已逃人了深山，他的父亲也被迫退休。
不久首倡公卿弹劾刘瑾的工部尚书韩文的库房里发现了假银子，刘谨便以韩不尽职务将其罢官，韩文骑匹骡子连夜登程逃命。
大规模的迫害发生在5个月以后。正德二年三月，颁示奸党名单，包括王岳等3名内臣、两位大学士、3名尚书、两名都御史、1名郎中、4名主事检讨，16名给事中、25名御史共53人，说他们颠倒是非，彼此勾结。命令“吏部查令致仕”。全体朝臣跪在金水桥南听读诏书。由此可见，一时被骂做好臣的，或许正是被奸臣骂的忠臣。
正德三年，又以雍泰事件，消灭了一批异己。雍泰也是陕西兴平人，是很有才干的闲住都御史，大家纷纷推荐。刘瑾觉得既是同乡必能三分向，就起用了他。
可是雍泰偏不买帐，说是“进退在天，刘瑾能把我怎么样广刘瑾听说后就把任南京户部尚书仅4天的雍泰罢官，把先后推荐雍泰的前朝重臣马文升。刘大夏和尚书许进等都削职为民或者充军。刘大夏已经退休，逮捕他时，正在园中锄草，闻命即骑驴上路。发配甘肃时，雇骡车出都门，百姓追送，父老涕泣，不少女子挎篮送果。这样得民心的人居然遭到如此的迫害。
刘谨打击面很大，凡不投心对意的都不能见容。
正德三年，不肯给刘瑾送礼，见面又不跪的御史涂帧被锦衣卫廷杖伤重死在大狱，还征索其子涂朴代父充军。三边都御史杨一清治边有功。因与刘有隔阂而被罢官。当年夏天，为追查一封攻击刘瑾的匿名信，竟下令朝官跪在赤日炎炎的奉天门外。连太监李荣都看不过，偷着扔冰块给朝官解渴。晒昏的拖走，中暑死了3人。当晚，300名五品以下官员，都被关进监狱。在数千年封建社会史上这都是绝无仅有的。刘瑾又把同情朝官的太监李荣、黄伟撵出北京。刘瑾通知兴华知府要求少年进土戴大宾离婚，好把侄女嫁给戴，知府不干，也被罢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