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这个不幸的老头儿的事就讲到这儿，他已得到报应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做父亲的，何况他还是个现代父亲，他只是当今社会许多父亲中的一个，不知这会不会得罪社会？可悲的是，许多现代父亲没有表现得像这个那样肆无忌惮罢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很高，但实质上却有着几乎和他有一样的人生哲学。就算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就算如此。我们曾有言在先，你们会原谅我的。我们先说定：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必相信。但请允许我把要说的都说出来，有些话你们还是不会忘记的。
“现在来看看这老头儿的孩子吧。老大就在我们前面的被告席上，我们后面再说；先约略谈另外两个。这两个中间，老二是位现代青年，有着出众的智慧和耀眼的学力，但却没有任何信仰，和他的父亲一样，排斥甚至否定生活中很多的东西。我们经常听到他的议论，他是本地社交界的受欢迎的人物，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甚至相反，所以我也斗胆在此坦诚地谈谈对他的看法，不是对他个人，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卡拉马佐夫家族的成员来谈，昨天在本市边缘有个患病的白痴自杀了，名叫斯麦尔加科夫，他与本案有重大牵连。以前他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仆人，或者是他的私生子。预审时，这个斯麦尔加科夫歇斯底里地流着眼泪向我诉说，卡拉马佐夫也就是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肆无忌惮的思想吓坏了他，‘在他眼中，世上任何事情无所不可，什么都不应禁止——他一直这样教我。’看来，这个白痴正是由于被灌输这种论点才彻底被搅得发了疯，当然，他家爆发的这出恐怖惨剧以及羊角风也对他精神崩溃产生了影响。可这个白痴却说出一句极有意思的话，即使这句话是出自比他聪明许多的观察家之口，也可称作精辟中肯，正因如此，我才提到这件事。他告诉我：“如果说三个儿子中哪个性格像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肯定就是他——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我就用这句话作为对他性格概括的结束语，再说下去，就是不知趣了。
“哦，我不想进一步得出结论，像只乌鸦尽披不祥之兆，预言这年轻人的命运凶多吉少，今天在这个大厅里我们看到，他年轻的心中仍然活着真理的力量，他身上的亲情还没有因丧失信仰和道德颓废而泯灭，后两者主要是家族遗传，并不是真正历经思想磨难的结果。
“再来谈谈老三，他还是个少年，虔诚、温顺，和老二阴暗、腐朽的世界观截然相反，他在努力向“民粹精神或我国思想理论界用这一玄奥的名称所概括的一切靠拢。你们也知道，他曾向修道院靠拢，差点儿削发为僧，我认为，他不自觉而又那么早就表现出一种柔弱的绝望，如今在我们可怜的社会上具有这种心态的，处处可见，他们对腐化堕落物玩世不恭感到害怕把一切恶疾错误地归罪于欧洲文明就如同被魔影鬼魅吓坏的孩子扑入祖国母亲的怀抱，依偎在衰竭的母亲干瘪的怀里，希望能睡个好觉，就算从此一睡不醒也行，只是不要看到令他们发怵的恐怖景象。
“就我这方面而言，我衷心地祝福这位天资聪慧，心地淳朴的少年一帆风顺，希望他对民粹精神的追求和他的少年理想，不致于将来像常见的那样误入歧途，希望他在道德上不致于走向蒙昧的神秘主义，在政治上陷入了沙文主义——这两种倾向对国家的危害甚至可能超过由于曲解和白捡了欧洲文明引起的过早颓败。”
在谈到沙文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时候又赢得两三下掌声。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无疑是离题的。这些听起来相当晦坚的话跟本案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然而这位胸怀怨恨的结核病人实在是太想倾吐胸中郁闷，哪怕是一生只此一回。之后我们城中有人认为，检察官对伊万作这样的性格概述动机不纯，因为伊万曾在几次争论中使检察官感到难堪，他现在想公报私仇。但接下来他的发言与案情的关系较为直接与密切。
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道：“下面要谈这一案之长三个儿子中的老大，他就在被告席上，他现在就在大家面前。我们也可以告知他的生活与所作所为：一旦时机成熟，一切都会暴露了。这与他两个弟弟的“民粹精神”与“全盘欧化”不尽相同，他似乎在体现着不加修饰的整个俄罗斯。我们的俄罗斯妈妈在他身上还是呼之欲出，使我们如闻其身，如嗅其味。他是不加修饰地把善与恶不可思议地揉合起来。既受文明和席勒，同时却又在酒店里寻衅滋事，把酒友的胡子揪了下来。当然，他也有让人感到舒心怡悦的时候。他心中甚至会被无比崇高的理想激起惊涛骇浪——确实堪称惊涛骇浪——但有一个条件，这样的理想必须是从天空上掉到他桌上，必须是唾手可得的，最重要的是，要不付出任何代价，应该是白送的。他很不喜欢付出而又十分喜欢获取，无论在哪方面都是这样。他需要稀奇古怪的享受（必须是稀奇古怪的，稍次点的他就不愿将就了），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他都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恣意胡为的阻碍。那时你就发现，他也能让人感到舒心怡悦。他一点也不贪婪，但必须给他很多很多的钱，越多越好，那时你就会发现他是多么大方，多么挥金如土，在一夜之间胡天胡帝纵情狂花多少钱！可如果不给他钱，他就会让你瞧瞧：在他需要钱的时候会用什么手段去弄钱。这个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不要打乱了次序。
“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个可怜的无人照看的男孩，照本城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市民的话说，‘被撂在后院，脚上没有靴子’，何况他还来自外国！我再次重申，为被告辩护的权利我决不让给任何人！我是公诉人，同时也是辩护人。我们都是人，人心都是肉长的，童年故居留下的最初印象会给人造成的影响我们都能掂量出来那个小男孩后来变成了小伙子，而且是一名青年军官，却被调往我们地大物博的俄国的一个边远城市，——由于向人提出决斗的挑战。在那里服役时，他照旧胡天胡地，当然喽——手面大，花销也大。他需要钱，首先要的是钱，于是经过长时间的争执，他和父亲决定以最后的六千卢布了事，钱给他寄了去。请注意，他出具了笔据，他在一封信中几乎放弃了一切，这封信还在，收下这六千卢布，也就结束了与父亲的遗产纠纷。
“就在那时，他遇见一位颇有教养，性情高傲的小姐。哦，我不再重复细节，你们刚才都听到了：我就不说了，其中涉及名节，涉及自我牺牲。一个放荡的轻率的年轻人面对真正高尚的行为，面对崇高的思想倒也肃然起敬，我们曾对这一形象抱有极大的好感。可是，后来，也是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形象完全出人意料地转过身来，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反面。在这里我再次表示不敢妄加揣测，也不想分析为什么会这样。然而，为什么会这样——总是有原因的。这同一位小姐流着长期隐忍的眼泪愤怒地向我们诉说，不是别人，正是被告因为她这一不够慎重，也可能是无法克制的冲动而瞧不起她，但这毕竟是崇高的冲动，毕竟是慷慨的冲动。被告作为这位小姐的未婚夫，最先现出嘲弄意味的冷笑，而她唯独不能忍受的也恰恰是此人的嘲笑。她知道被告已经变心，在明知这一点的情况下，她故意提供三千卢布给被告，同时再清楚不过地让被告明白，如何给被告提供的正是实现对她的背叛所需的钱。她用审视和探究的目光向被告发出无声的询问：‘怎么样，你收下还是不收？你究竟是不是已无耻到这种程度？’被告瞧着她，完全明白她的意思，脸不红心不跳地把这三千卢布占为己有，并在两天之内和自己的新欢一起把这笔钱挥霍一空！
“我们该相信什么？相信第一个故事——出于高尚情操的冲动，拿出自己赖以为生的最后一点钱，向一位小姐的美德表示敬意？还是相信他的反面，如此令人作呕的反面？生活中通常是这样的：遇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折中便是不偏不倚，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行不通。实际上很可能是这样：他第一次表现的是货真价实的高尚；第二次表现的是同样货真价实的卑鄙。为什么？因为他是有大起大落的卡拉马佐夫性格——这正是我所要讲的核心问题——这种性格兼容千奇百怪的相反极端，能同时看到最高处和最深处，既看到直上云端的崇高理想，也看到极端堕落的万丈深渊。请回忆一下对卡拉马佐夫全家从近处作过深刻观察的一位年轻评论家拉基津先生刚才说出的精神见解：‘这些放荡不羁，肆无忌惮的主儿需要下流堕落的感觉，同样也需要高尚脱俗的感觉，’——这话很有道理，这种反常的混合物正是他经常不断地需要的。两种极端同时需要，诸位，否则他就不满足，不乐意，否则他的存在就是不完整的。这等人的性格博大宽广，跟什么都能共处，什么都能包容，犹如我们的俄罗斯母亲。
“顺便说一下，诸位陪审员先生，刚才提到了那三千卢布的事，请允许我把后话稍稍挪前一点，请诸位想象一下，当时此人得到了那笔钱，而且是以这种方式，如此含垢忍辱、蒙受最最难堪得到的——请诸位想象一下，据他自己说，他当天就把其中的一半缝在小香袋里，在其后的整整一个月内，他不顾种种诱惑和极其迫切的需要，居然坚持让那一千五百卢布一直挂在自己脖子上！无论在酒店里狂饮买醉，以便带着他的情人远走他乡，摆脱他的情敌即自己的父亲的利诱，——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敢碰那个小香袋。据说，单是为了不让他的情人受他如此妨忌的老子的利诱，他也应该拆开小香袋，寸步不离地守在情人家中，专等她开金口说一句：‘我是你的！’然后和她一起远走高飞，摆脱当时那种危机四伏的处境。
“然而，不，他居然不去碰他的护身符！那么他是用什么理由来解释的呢？第一个理由，我们已经说过，是这样的。一旦被告的情人对他说：‘我是你的，随便你把我带到哪儿去都行，’——那时他有这笔钱，就走得成。但这第一个理由，据被告人说，较之第二个理由次要得多了。他说：‘只要我身上带着这笔钱，我可以是混蛋，但不是贼，因为我随时可以去见被我伤害的未婚妻，把我骗为己有的那笔钱的一半放在她面前，我随时可以对她说：瞧，我把你的钱花掉了一半，这说明我是个意志薄弱和不道德的人，说我是混蛋也可以，但尽管我是混蛋，我不是贼，因为如果我是贼，就不会把剩下的一半钱带来还给你，而会像另外一半那样据为己有。’”
“如此解释实在令人惊讶！这个极端疯狂，但是意志薄弱的人挡不住诱惑，宁可忍受这般耻辱收下三千卢布，——而这同一个人竟然一下子变得如此坚忍不拔，脖子上带着一千五百卢布连碰也不敢碰！这与我们分析的此人的性格怎么合得起来？
“不，怎么也合不起来。如果小香袋里确实缝有一千五百卢布，那么请允许我告诉你们，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在这种情况下会怎样干。
“只要面对第一次诱惑——比方说，为了取悦于已经和他一起花掉那笔钱另外一半的新欢，他就会拆开那只小香袋，从中取出——就算第一次只取出一百卢布吧，因为又何必非还一半不可呢？还一千四百不是照样可以吗：‘我是混蛋，可我不是贼，因为我毕竟把一千四百卢布送了回来，要是贼就全拿走，一个子儿也不还。’以后又过些时候，再把小香袋拆开，再取出第二张一百卢布的钞票；然后是第三张；然后是第四张；这样一个月还没到头就取出了最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可那时他还认为：‘我是混蛋，可不是贼，我花了两千九百，可终究还了一百，要是贼带这一百也不还。’等到最后一张时，他会对自己说：‘其实为了还一百卢布去走一趟还真划不来——把这一百也喝光花光拉倒！’
“我们所了解的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就会这样干！小香袋的神话与实际情况根本对不上号，简直无法想象还有什么矛盾比这更难调和。无论作什么样的推测都可以，就是不能作这样的推测。以后，我还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通过法庭调查，有关卡拉马佐夫父子在财产问题上的争执以及有关家庭关系所了解到的情况，经一一排列整理，检查官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结论：“在这个遗产分割问题上，没有任何可能确定谁揩了谁的油，谁吞了谁的钱，然后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就这三千卢布像一个固定观念钻进米嘉的头脑出不来一事谈到了医学鉴定。”
七、历史的回顾
“医学专家的鉴定力图向我们证明，被告脑子不正常并且患有躁狂症。我坚持认为，他头脑正常，但这却是最糟的：如果他不正常，他的行为也许会聪明得多。至于说他患有躁狂症，我也可以同意，但仅仅在这一点上——那就是鉴定所指出的，被告始终认为三千卢布是父亲少付给他的这一点上。也许这样解释会简单地多：为什么一提到这笔钱，被告总是暴跳如雷。
“我在这方面是完全同意瓦尔文斯基先生的意见，这位年轻的医生认为，被告的智能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正常，他只是被激怒，被惹恼了。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被告经常性的狂怒并非由三千卢布这笔钱所引起，而是另有原因把他激怒。这个原因乃是——妒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