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母亲的一天到晚把儿子拖在身边，给他剪纸板，讲故事，一个人无休止地对他滔滔不绝地说话，那些话里充满忧郁的乐趣和絮叨的柔情。在她孤寂的生活中，她把自己破碎散乱的对虚荣的渴求，转移到这个孩子的头脑里，她梦想高高的地位，仿佛已经看到他长大了，英俊漂亮，才智过人，当了桥梁公路工程师或者法官。她教他读书，甚至弹着她的一架旧钢琴，教他唱两三首短小的浪漫曲。可是老包法利先生对于文学这一套从来不关心，看到妻子做的这一切，只是说“这不值得！”他们有能力供给他进公立学校，给他买一个官职，或者一个营业资产（营业需要的财产，包括营业权。）。况且，“一个人只要脸皮厚，在世界上总会成功的。”老包法利夫人咬住了嘴唇（表示气愤。），孩子就在村子里瞎游荡。他跟在种地的庄稼人后面，拾起田里的土块扔出去，驱赶飞来飞去的乌鸦。他沿着沟渠走，一路摘桑葚吃。
他拿着一根长竿子看管火鸡，在收获季节翻晒草料，在树林里乱跑，下雨天在教堂的门廊里玩造房子的游戏（地上画方格，踢石块，和我国孩子玩的差不多。），到了盛大的节日，就去求教堂执事让他敲钟，他可以把整个身体吊在粗绳子上，绳子摇动时，他觉得自己也跟着绳子荡来荡去。因此他长得像一棵栎树一样。他有一双结实的手和健康的肤色。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开始请人教他读书。他们把他托付给本堂神父。可是上课的时间短，又不经常上，不能有多大用处。总是神父利用空闲的时间，在一次洗礼和一次葬礼中间，站在圣器室（教堂中存放圣器的地方。）里，匆匆忙忙地给他上一会儿课，或者在三钟经（圣经一天中早、中、傍晚念三次。）以后，神父不出门，把学生找来教课。他们上楼到他的房间里坐下，小飞虫和飞蛾围着蜡烛飞。天很热，孩子们睡着了。那个老好人两手放在肚子上，张着嘴，很快也打起鼾来。还有些时候，本堂神父先生从附近人家的某个病人那里送临终圣体（天主教徒临终时领的圣体。）回来，看见夏尔在田野里淘气，就叫住他，教训他一刻钟，再利用这个机会在一棵树底下教他变位动词（法语中动词要变位。）。
天下雨了，或者走过一个熟人，这才打断他们。不管怎样，神父对孩子始终很满意，甚至说年轻人记忆力不错。夏尔不能就这样待下去。母亲的态度十分坚定，先生感到惭愧，或者不如说有些厌倦，所以没有抑制地让步了。他们又等了一年，让孩子初领圣体（天主教的一种仪式。）。又过了六个月，到第二年时，他们才决定送夏尔到卢昂（卢昂，法国北部大城市。）的中学去。在近十月底的时候，正好是圣？罗曼市集（是卢昂最大的市集，从十月底开始。）期间，他的父亲亲自带他去学校。如今我们中间也许谁也不可能记得他的什么事了。这是个性情温和的男孩，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玩耍，在自修课上埋头学习，在上课时间认真听讲，在宿舍里睡得很好，在饭厅里吃得很好。有一个住在手套业街的五金制品批发商是他的代家长（寄宿学生有一个代家长，在星期天负责照料其行动和生活。）。一个月里有一个星期天，他关上铺子，把孩子接出来，送到港口散散步，看看船只，然后，一到七点钟，在吃晚饭以前，就送孩子回学校。
每星期四晚上，夏尔用红墨水给他的母亲写一封长长的信，用三个小面团封好，接着，他复习历史课笔记，或者读一本丢在自修室里的旧书《阿纳喀尔席斯》（《阿纳喀尔席斯》是法国巴泰勒米神父1779年写的一本书，内容是写公元前四世纪时一个叫阿纳喀尔席斯的人游历希腊的经过。）。散步的时候，他常和校工闲聊，校工像他一样，也是从乡下来的。他靠发奋用功，在班上始终保持中等左右的成绩，有次他考博物课甚至得了一等奖。但是第三学年结束时，他的父母亲就让他从中学退学，要他去学医，相信他凭自己的努力能得到业士学位（高中毕业会考及格者得此学位。）。他的母亲给他选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在洛贝克河旁她熟识的一个洗染匠家的五楼。
她讲好了他吃住的条件，弄来了几样家具，也就是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又从家里搬来一张甜樱桃木旧床，还买了一只小生铁炉子和一批木柴，给她可怜的孩子取暖用。她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千叮万嘱说他现在是单身一个人在外，一定要好好做人，然后才动身回家。布告牌上的课程表，吓得他晕头转向。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剂学、化学、植物学、临床课、治疗学，还不包括卫生学和药物学，所有这些名词他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它们像圣殿的门一样多，门里面一片漆黑，令人敬畏。他什么也不懂，听课也是白听，无法理解。可是他用功，他记得笔记本都成捆了。他每堂课都上，从来不缺一次实习的机会。他每天都完成那些细小的任务，好像一匹驯服的推磨的马，眼睛给布条蒙住，在原地转圈，不知道自己磨的是什么。为了替他节省开支，他的母亲每个星期托信差给他送来一块烘炉烤的小牛肉。
中午他从医院回来，一面用鞋底登墙，一面用它就午饭吃。接着他得跑去上课，去梯形解剖室，去救济院，晚上又穿过全城一条条街道，回到自己的住处。吃过房东供应的菲薄的晚饭以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重新埋头用功。在红红的炉火前面，他身上的湿衣服直冒气。在夏日晴朗的傍晚，热气稍退的街上空无一人。女仆们在大门口打三毛球，（类似今天的羽毛球。）他打开窗子，把胳膊肘支在窗口。河水从窗下流过，在一座座桥和一道道栅栏中间，现出黄色、紫色或者蓝色，将卢昂的这一个区变成一个肮脏丑陋的小威尼斯（威尼斯，是意大利著名的水城。），有些工人蹲在岸边在水里洗胳膊。从顶楼的顶上伸出来的杆子上，晾着一绞绞棉线。在对面的屋顶的那一边，有广阔澄清的天空，红日正在沉落。那里该是多么美好啊！山毛榉林底下该是多么凉爽啊！他张开鼻孔，想闻一闻田野的清香气息，可是闻不到。
他人瘦下去了，个儿却长高了。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痛苦的神情，这引起了别人对他的关心。由于生性懒懒散散，他最初下的那些决心，全都自然而然地化为乌有了。有一次，他没有去实习，第二天也没有去上课。他尝到了偷懒的味道，渐渐地就不再去学校了。他养成了坐小酒馆的习惯，还迷上了玩多米诺骨牌（是一种西洋骨牌。）。每天晚上，他待在某一个名声很坏的公共场所，在大理石台子上敲着标有黑点的羊骨头，不肯离开。他觉得这样做仿佛是他获得自由的一种可贵的表现，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这就像初次被社会接纳，接触被禁止的享乐。在走进这种地方的时候，他把手放在门的把手上，便感到近乎肉欲的快乐。于是，许多被压抑在心里的东西都膨胀起来。他学会了一些歌曲，唱给他喜欢的女人听。他迷上了贝朗瑞（贝朗瑞(1780—1857)，法国民主主义诗人，民歌作家，写有许多歌谣，充满爱国热情、人道主义精神和反封建精神。），知道怎样调潘趣酒（潘趣酒，是一种用果汁、牛奶调配成的饮料。），最后，还懂得了爱情。
由于这样来准备功课，他取得普通医生（法国1803年到1892年没有医生博士学位也可行医的医生。）资格的考试完全失败了。而当天傍晚，他家里人都在等他回去，要祝贺他的胜利呢。他朝着家走去，走到村子口站住了。他请人把他母亲找来，把一切都对她说了。她原谅了他，把失败全怪到主考人的不公正上，又鼓励了他几句，然后她负责安排一切事情。过了五年，老包法利先生方才知道真相，既然已经成了旧事，他自然不再有异议了。再说，他也不认为他生的孩子竟是一个笨蛋。这样，夏尔又重新埋头苦读起来，他勤奋地准备考试的科目，事先记住了所有的问题。
他被录取了，而且分数相当高。对他的母亲来说，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他们举办了盛大的晚宴。他去什么地方开业行医呢？去托斯特（托斯特，在卢昂以北。）。那里只有一个年老的医生。好久以来老包法利夫人就等着他快死，老人还没有弃世，夏尔就搬到对面住下来了，好像他的继承人一样。可是把儿子培养成人，使他学会做医生，找到托斯特这个地方让他行医，事情并未结束，他还要有一个妻子。她给他找到一个，是第厄普（第厄普，法国城市，靠英吉利海峡。）的一个执达员（是一种司法助理人员。）迪比克的寡妇，名叫埃洛伊斯四十五岁，每年有一千二百法郎的收入。
这位迪比克夫人虽然长得丑陋，骨瘦如柴，像少女一样一脸粉刺，却不缺少求婚的对象挑选。老包法利夫人为了达到她的目的，不得不排挤掉了所有的人，甚至巧妙地挫败了一个猪肉商的阴谋，虽然这个人有几个教士做后台。夏尔原来模模糊糊地以为结婚以后他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处境，可以自由一些，随意行动，随便花钱。可是他的妻子成了一家之主，他在别人面前被迫只能说这些话不能说那些话，每个星期五吃素（天主教的规矩。），穿什么衣服都要听她的。对没有付诊金的病人，她逼他不停地催讨。她拆看他的信，窥伺他的一举一动。有女病人来求他看病，她就在诊室外面隔着板壁听里面的动静。她每天早上都要喝巧克力茶，要他没完没了地尊重她。她一天到晚地抱怨神经痛、胸口痛、心绪不宁，听到别人的脚步声就不舒服。她身边的人走开了，寂寞使她难以忍受，要是人们回到她的身边，那一定是想看她断气。晚上夏尔回家，她就从被单下面伸出她那双瘦长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要他在床沿上坐下，对他说她怎样苦恼，说他忘记了她，爱上了别人。以前有人对她肯定地说过，她会遇到不幸，最后她要求他为了她的健康，给她一点糖浆喝，还要给她更多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