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最喜欢过的不是春节，而是“六一”儿童节，因为每年儿童节母亲都要带我去做新连衣裙。50多年过去了，每当整理衣物看到童年时母亲送给我的小连衣裙，童年的温馨自然就会流入心田，每当整理衣物见到这几件小裙子，我总要呆呆地看着这几件连衣裙沉思默想，幼年熟悉的情景撞击着我的心绪，回想着母亲年轻时关怀的微笑，多少次想处理掉这几件连衣裙，但始终没有处理掉。
我小学二年级那年，学校编排了《狗、公鸡、狐狸》的小话剧，我演狐狸，还在海淀区小学生文艺汇演中得了奖。回到学校汇报演出时，母亲拉着父亲请了假，一起来到大礼堂看我演出，我在台上看见父母亲坐在第一排，他们脸上露出的欣慰的微笑，我能感觉到是从心底里发出的。
上五年级时，小学的合唱队由于得了海淀区歌咏比赛第一名，又参加了北京市汇演，因此被邀请到电视台录制节目。在电视台大厅拍摄时，灯光照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我当时只想着母亲是不是看到了我的演出，当时觉得既然什么也看不清，除了看指挥，就当是母亲在旁边看着我。晚上回到家，一进门，母亲就拍着双手欢迎我，还一个劲儿高兴地说：“看见你了，看见你了。”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但妈妈早早吃过晚饭就到邻居家等着看我在电视台演出了。
“文革”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冬天我就在冰场上学花样滑冰，从师于一位高校花样滑冰冠军，而且一天三个单元都在冰上练习，所以进步很大。母亲听别人说了以后，就拉着父亲晚上到冰场上来看我滑冰。当时开始闹派性了，已经没有人批斗父亲了，但白天父亲还要在学习班里写材料，写检查，所以只有晚上能来看。那天晚上我正在冰场的灯下练习滑冰，隐隐约约看见两个人在黑暗处一动不动长时间地站着看我滑冰，当我发现是父母亲时别提多高兴了，为他们表演了几个动作。他们虽然不是唯一看我滑冰的观众，却是我特地为之表演的观众，因为这个世上最在乎我的就是我的父母亲，他们工作再忙，也从来不忘记关注自己孩子一点一滴的进步和成绩。
母亲和父亲的婚姻虽是父母包办，但还是感情笃深，两个人自从订了婚后见过一面就一见钟情。订婚时父亲正上高中，个子不高，无论是相貌还是身高，两个人都很般配，不成想父亲一入清华大学，个子窜到178公分，而母亲只有152公分，母亲就问父亲：“这可怎么办？”父亲回答说：“那有什么？”
“七七事变”时父亲正在清华大学上三年级，北平沦陷前夕，父亲便随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南迁到长沙，母亲也随人群逃难来到长沙，辗转反侧在联合大学找到了父亲，后又随父亲到了西南联大，两人在父亲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结了婚，从此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一起度过了59个春秋。
父亲在英国留学的三年当中，母亲带着我的三个哥姐住在外婆家。在这期间，父母亲一直通信并且经常互寄照片。父亲给母亲寄他在英国的单人照，母亲寄给父亲自己和三个孩子的合影。从每张照片背后的题词，都能看出两个人情意缠绵，互相思念。
父母亲都是个性很强的人，平时拌嘴的事真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所以我从小幼小的心灵上总是有一点儿阴影，后来长大了，发现很少有夫妻不吵架的，却丝毫不会影响彼此的忠诚。父亲是他家里最小的，所以从小身体就一直不太好，而母亲是她家老大，体质从来就是最好的，据母亲讲，住在昆明云南大学的时候，由于大学在郊区，每次去赶集回家的路上，都是母亲背着装满了货的背篓，父亲空着手回到家就累得倒在床上，而母亲还要放下背篓开始做饭。母亲深知父亲体弱多病，所以对父亲的照顾真可谓无微不至。最让人感动的是“文革”期间，多少人在极左路线的压力下与亲人划清了界限，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子女揭发父母，比比皆是。母亲因为和“反动学术权威”的丈夫划不清界限而被送进了劳改队，当我们在造反派的压力下给父亲写揭发大字报时，她劝我们不要什么都写，父亲如果被定成了反革命分子，我们不就都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我们按照母亲的话做了，大字报贴出，一派造反派首领看过之后，说这哪里是在揭发，分明是在包庇。父亲在庆祝他80寿辰的大会上发言说：“我从小体弱多病，原以为只能活到70岁，我能有今天，离不开我的夫人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十五的月亮’，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1977年父亲重病回北京看病，校领导安排父母回北京定居，在外地所有公家的家具都留下了，所以家里几乎没有家具，连饭桌都没有。母亲办了退休，并在大家的帮助下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搬了回来，然后就是进城排队买家具。母亲当时已经63岁，几乎天天往城里跑，除了大嫂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帮助她，全部家当都是她一个人置办的。那时家具很不好买，都要排队等家具，家具一来几乎就被年轻人抢光。就这样，母亲买回了大饭桌、大藤椅、沙发、书柜、书桌和床，这对于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妇人来说也是个奇迹了。
母亲的确是有音乐天赋的，在她年近八旬的高龄时，还担任着离退休老干部合唱团的指挥，而且在一次全院歌咏比赛中得了一等奖，为她的晚年又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母亲已经99岁了，不过母亲就是家，母亲就是避风港，虽然年轻时的美貌早已消失，头发早已花白，背也驼了，歌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像个孩子一样要我来照顾，但我由衷地感谢母亲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教会了我“克己厚人”的做人原则，“学而不厌”的学习精神，“宽容大度”的处世态度，我受益匪浅。母亲的优秀品质与童年时母亲的歌，会陪伴我一生、影响我一生，而且只要有母亲的爱伴随着我，不管人生有多少坎坷险阻，我都能勇往直前。
我很喜欢电影《小街》中的插曲，每当我听到或唱起这首歌，心中就会荡起一阵亲切的微波。母亲的歌声不但带给了我多姿多彩的童年，而且不知是由于遗传基因还是受熏陶的缘故，我也很爱唱歌，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比母亲还爱唱歌。
在我童年的时候，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没有忧伤，
没有哀愁，
想起它心中充满欢乐。
每当我唱起歌，
心中充满欢乐。
小屋
童年的记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清晰的，我的童年留给我最温馨记忆的就是我家的小屋。
小时候，我家和对门邻居之间有间共用“保姆间”，对门家里人口少，这间“保姆间”自从我们搬进来就成了我家独用的房间了。晚上保姆睡在屋里，其他时间就是我们孩子的自习室或娱乐室，房间也只有十来平米大小，一个不大的书桌，两张单人床，还有一个书架。在这个房间里，有过我美好的时光，有过一生中多少个第一次。每当我回想起在这个小屋里发生的一切，并且细细品尝回忆中的甘甜，浑身就觉得飘飘然，就有一种莫名的轻松感，好像又回到了快乐的童年，那样无忧无虑，充满了好奇，充满了希望。
一个周末，姐姐从学校回到家中，给我买了一本带插图的《七色花》。吃了晚饭，我就躲进小屋里读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读的第一本字书（在这之前看过不少小人书），我当时的新奇感至今记忆犹新，那文字和插图就像小时候看过的电影一样总是跳跃在眼前。
一到寒暑假，我就成了姐姐的“跟屁虫”，一会儿不见姐姐就要找。一个寒假的一天，又找不到姐姐了，保姆说在小屋做作业。我来到小屋门口，当时还不懂得要敲门，很想拧开门把，又怕影响姐姐做作业，可又想和姐姐玩儿，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轻轻地打开了门，见姐姐并没有在写作业，而是在看书，就觉得自己的过错不大，尤其是姐姐并没有对我的到来不理睬，而是很高兴地让我进了小屋。我走到桌前，发现姐姐的英语书上有一套插图：风和太阳比赛谁的本事大，先是风使劲地吹，企图把一个路人的帽子吹掉，但是那人使劲地用双手捂着帽子，怎么吹也吹不掉；太阳说，看我的，在烈日的照耀下，路人先是摘掉了帽子和围巾，然后又脱掉了大衣，结果太阳胜利了。当时看了只懂得凡事不可强攻，要充分利用改变事物内在的变化来达到目的，可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回想这篇故事，却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邪不压正。正如作家毕淑敏的散文题目《风不能把阳光打败》
小时候过年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放鞭炮和花炮，而是一家人就放几个小鞭炮。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姐姐给了我三个小鞭炮，让我锻炼放鞭炮，我们来到小屋的阳台上，我一下子就把三个小钢鞭一个一个地放掉了，由于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放鞭炮，当时害怕的心情和情景估计和第一次放鞭炮的孩子都是一样的。
床底下有两只小皮箱，是父亲留学英国回国时带给孩子们的，我经常翻这两个小皮箱，里边装的全是小哥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小人书，每次翻找，总能从里边找到没有看过的，然后去找父亲给我讲。有时父亲太忙，我就自己看，经常碰到有繁体字的小人书，看不懂，好在汉语是象形字，根据故事情节和字体，就能猜得八九不离十，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我渐渐地学会了识繁体字。
过新年了，同学送给我贺卡，我问小哥哪里有卖贺卡的，我要回赠同学。小哥就拿出几张别人送的贺卡说：“自己也可以作贺卡，你看哪些好看，照着画，再涂上颜色就行了。”于是我来到小屋，开始按照小哥说的，一笔一划认真地画起了贺卡。后来贺卡送给了谁不记得了，但是第一次发现了美术是如此的神奇新颖的感觉却深深地记到了现在。
小哥特别活跃，尤其喜欢改写歌词。小屋对面100米处也是个公寓楼，正对着我家小屋阳台的那套公寓里住着一个叫刘苏武的孩子，比小哥小一岁，小哥经常在阳台上大声冲着刘苏武唱《苏武牧羊》：“苏武，老头儿卖豆腐……”他在小屋里还经常唱《掀起你的盖头来》：“掀起你的盖子来，让我看你脖子，你的脖子细又长啊，好像那王八晒太阳……”
小哥从小心灵手巧：小学四年级就领着几个孩子在小屋里自制蓝墨水，五年级就给家里自制了一杆秤，而且还带秤盘；高二那年买来自行车所有零部件自己组装了一辆“二八”大男车；“文革”期间逍遥的时候，一头扎进小屋，根据光学原理自制了照片放大仪，与照相馆里放大照片的机器异曲同工，效果很好。在后来的岁月里，只要有他在，无论碰到生活中的任何操作问题，他几乎都能迎刃而解。可以说，小哥是我所见到的人中动手能力最强的人。
大哥口琴吹得很好，尤其用舌头打拍子打得很好听，我向他求教，他很耐心地在小屋里教了我几乎一整天我也没有学会，到了晚上我没有了信心，只好打退堂鼓回屋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我还是不死心，拿起口琴接着练，不料一下子找到了感觉，从此我也会用舌头打拍子吹口琴了，这件事教会了我：凡事不能轻易放弃。
我小时候很贪玩，小学六年几乎就没有复习过功课，六年级快毕业那年，老师说：该复习功课考初中了。可复习功课这四个字对我来说太陌生了，直到考上了初中，才懂得了学习。每天放了学，就在小屋里做作业、复习和预习老师留的功课，小屋见证了我一生刻苦学习的起步。
“文革”结束后家又搬回了大院，原来的老房子已有人住了，我们住进了新房子，这新房子正好就盖在老房子的后面，每当我经过老房子那间小屋的阳台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看看，这是对童年生活的怀念，是对有记忆以来第一个家的怀念，是对与哥姐共度美好时光的怀念。
现在那座老房子已经拆了，但是小屋在我心中永远不会消逝，因为小屋的那段岁月是我儿时最温馨的时光。
殇女
巢姐姐家住我家楼下，听父亲说，她父亲在建校后不久就调走了，每周六晚上回到家中，母亲没有工作。巢姐姐是家里的独生女，有两个比她小很多、几乎和我同龄的弟弟，还有一个已经上大学的大哥。巢姐姐很不幸，上初二那年，一场急性肺炎使她患了肺原性心脏病，后来又不知为何患上了严重的肝肿大，从此离开了学校，成了“专职”病人在家整日与中药为伍，无论什么时候一进她家的门，就有一股中药味儿扑面而来，我对中药从那时起就早已习惯了，而且从生病退学后，她几乎再也没有出过家门，这也是我和她能够密切交往的一个重要起因。估计她比我年龄大十来岁，我四年级前后开始频繁和她交往时，她已经在家养病有几年了。她个子较高，大约有168公分以上，耳边总是垂着两条细细的小辫儿，眉清目秀，皮肤白皙，给我留下最深印象是她的疾病造成了她终日急促的深呼吸，俨然一个名副其实的病号，然而她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朋友，更是第一个影响我开始懂得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启蒙者。
在她的写字台上总摆着一本题目为《回归的生命》的小人书，是她大嫂在和大哥谈恋爱时送给她的生日礼物，讲的是苏联一个突然失明的女中学生，在家人和同学们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下，经过几番艰苦的周折，恢复了视力而重新回到学校开始新生活的故事。每当我翻阅这本小人书，我都能够感受到巢姐姐渴望早日治好病、回到校园里、回到同学们中间、开始正常人生活和学习的强烈愿望，正是因为她对生命和未来仍然充满了希望，才把这本小人书天天放在手边，鼓励和鞭策自己与病魔斗争。
她家因为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挣钱养家，再加上她常年生病，医药费负担很重，所以家境很不富裕，但她母亲节衣缩食为她订阅《大众电影》和《广播节目报》；她在住院时向病友学会了用塑料“玻璃丝”编织各种小动物，她母亲就帮她买来很多五颜六色的“玻璃丝”；她喜欢听音乐，家里有一台父亲留学日本带回来的手摇留声机，母亲就买了几张胶木唱片让她听，还给她买了精致的小收音机。她很感激母亲对她的关爱与特殊照顾，她也很孝顺母亲。她家平时吃饭很节省，基本上以吃主食为主，每顿饭一家人饭桌上顶多两个菜，几乎每天都要吃一顿芝麻酱大饼，再加上一人一碗加了酱油的玉米面稀粥。有一天，母亲炒完一个菜，她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就主动到厨房端菜，刚端到厨房门口，手一滑，一盘菜扣到了地上，一只大盘子也打碎了，巢姐姐马上扶着墙抱头痛哭，我当时很能理解她是因为对母亲的歉疚无法排解，只好哭了起来，也是我见到她唯一的一次哭，我更能从她的哭声中体会到一个被疾病折磨多年的青年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无奈与压抑。母亲叹了口气说：“还有一盘菜，别哭了。”不幸的降临与生活的拮据带给这家人的艰难困苦让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有了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