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礼仪的繁琐，真能通晓礼仪的人极少，时间一长。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也越来越大。在鲁国还好些，毕竟是礼仪的根据地，但在其他国家就大不一样了，很少有通晓礼仪的专家，以致有很多国家到了要办一件大事的时候，竟然举国上下找不出一个知道该怎样按照礼仪来举办的专家，只好先到鲁国来观摩取经。正如当今，某家死了长辈，要按传统的方法来安葬死者，那就得到乡下去请这方面的行家。这些人会告诉衣服该怎么穿，头该怎么磕，什么时候下葬，什么时候入土等。
那时候，这方面的行家都在鲁国，所以人们说“周礼尽鲁矣”，周礼在鲁国是全的，正如人们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那时候是“不到鲁国不知礼”。鲁国后来成为礼治的样板并非偶然，这也是周公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努力恪尽职守的结果。
周礼在鲁国代代得以推广以及大规模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鲁国人的个性和习俗，使他们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以忠孝仁义著称，这些都有据可查。譬如《庄子》里有个脍炙人口的“尾生抱柱”的故事，说的是古时候有个叫尾生的人和一个女子相约一座桥下，尾生先到了，见女子还没来，就在木桥下等候。不巧下起雨来了，雨越下越大，河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尾生为了不失信，抱着桥下的木桩子坚持不离去，最后被慢慢上涨的河水淹死。这个故事里的尾生就是鲁国人，恐怕也只有鲁国人才能有这样让人叹为观止的壮举。在其他国家，尾生都会被认为迂腐，活该！可是到了鲁国，他却是忠信的楷模，一个人的性命可以不顾。信誓却不可破，这是做人立身之本，也是鲁国人极推崇的。
有了这样的绝顶楷模，其他的例子就更多了，譬如鲍叔、曾参、孟贲、柳下惠等。相反，宋国的国风和民风就大不一样了。
宋国虽然是殷商王室微子启的封地，但由于地域窄小，和郑等几个其他小国长期在晋楚两个强国的争霸战中充当陪衬的角色。今天楚强则跟楚，明天晋大则从晋，两边供应赋役，民不聊生，又加上国内的贵族家庭长期争权夺利，你打我杀，根本没有鲁国那样深厚的文化氛围。所以在战国诸子的书籍中，宋人和杞人一样基本上是愚蠢保守的代名词，如“守株待兔”、“杞人忧天”等。
其中“守株待兔”中的待兔之人便是宋人。说的是一天有个宋人碰巧捡到了一只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就从此天天在树桩边等候更多的死兔子，被传为笑柄。
到了更后来，甚至宋郑交战，都有人嘲笑说“宋聋郑昭”，意思是宋的反应比郑来得迟钝。假如说孔家没有搬迁，我们很难想像孔子在宋国能成就什么大业。
和宋国相比，鲁国的国土虽然也同样窄小，但鲁国在孔子时代却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中心。
前去鲁国观赏礼乐的各地特使络绎不绝，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季札。他作为他哥哥吴王馀祭的使臣聘问鲁国时，要求观赏鲁国所保存完好的周室礼乐。鲁国的乐师专门为他演唱了周南、召南、邶风、卫风、齐风、陈风等，又表演了许许多多原周朝王室的歌舞。让季札如痴如醉。最后，季札不由感叹道：“德行达到顶峰了，太伟大了，就像上天无所不覆盖，就像大地无所不承载，盛德已达到极点，再无以复加了。观赏礼乐心满意足了，纵有其他礼乐，我也不敢再请求观赏了。”像这样让外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辉煌的礼乐其实就常在孔子的身边上演。
孔子和母亲离开陬邑后，搬到了曲阜城内的阙里。据说跛足的哥哥孟皮由于生母去世，受叔梁纥正妻虐待而被颜征在同时带走。那里离周公庙并不是很远，整个曲阜城在那个时候也不过三四平方公里。
《史记》记载说孔子五六岁时，“尝陈俎豆，设礼容”，对大人祭礼的兴趣非常浓厚，和邻里的小孩子一起玩时，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的一些或方或圆的俎豆等祭器用泥巴捏出后排列起来，练习磕头行礼。这有点像现在的小孩子过家家，但不同的是一般的小孩子玩玩也就算了，过一阵子没有兴趣了就不玩了，孔子对此却是乐此不疲，学着大人在周公庙大祭时那样迈着方步，一进三退、三拜九叩地行祭礼。
前面说过，鲁国是个礼教盛行的国家，一切活动都依礼而行，围绕着礼展开，因此礼在那时候是最高学问。譬如说豆（祭祀用的一种细腰器皿）的拿法就是男女有别，长幼有别，尊卑有别，有的可以拿上部，有的只能拿下部，有的可以拿中部等，不能乱来的。这一切在当时都是最高深，也是最有用的知识，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数理化，学好了，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候要是懂礼，就可以成为最有学问的专家，不但可以有饭吃，而且非常受人尊敬。
可以想像，作为小孩子的孔子，少不了经常要到周公庙去观看国家举行的各种祭礼活动，譬如燔柴、献爵、奠帛、行三拜九叩礼、读祝等一系列仪式。孔子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许多东西看了就不忘，再加上回到家后接着练习祭礼，久而久之，也渐渐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因此，从上述看来，鲁国的文化氛围对孔子的影响是巨大的。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意思是说学术知识在官府，所有的史籍都由官府掌管。一般的平民百姓。别说是想借一册书看看，就连进一趟城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春秋以前还有“国”“野”之分。
周朝在武力征伐得胜后常进行分封，也就是打下一个地方后，就按照臣子们的功劳大小而分封给谁。《史记》记载齐太公得到一块采邑后，都不敢白天去。而是“夜衣而行”，趁着浓浓夜色赶紧开进自己的封地，先修建藩篱。然后是围墙，等城墙坚固后，才能松一口气，再也不用怕当地土人起来造他的反了。
那时候的城都不大，一般为“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内环墙仅三里，叫城，外墙为七里，叫郭，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城郭的由来。这七里之城就可以算一个小国了，住在城郭内的居民是“国人”，住在城郭之外的人叫“野人”。前者是征服者而后者是被征服者，地位大不一样。
城郭内一般都有庄严的宗庙，主持祭礼的祭司和记录掌管史料的史官都是为宫廷服务的，只有这些人才是知识的拥有者。在那时候，除了这少数一些人是知识分子外，其他人都可以说是文盲，所以才有“学在官府”一说。
可以想像，假如这种知识被官府垄断的局面保持不变的话，就不可能有春秋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孔子也就无从学习重要知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周朝王室及一些诸侯王室的衰败，这种知识垄断的局面慢慢被打破了。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已基本上名存实亡，而各地诸侯为了争夺霸权，相互间经常开战。所谓“春秋无义战”，今天我灭了你，明天他灭了我，长期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城郭失守。一些原本世守专职的宫廷知识分子因所效忠国君的消亡而失去了职位。
《论语》里就有大量的记载，如讲到周朝原宫廷乐队的成员，乐官长“挚”去了齐国，二号乐师“干”去了楚国，三号乐师“缭”去了蔡国，四号乐师“缺”去了秦国。打鼓的“方叔”移居到了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移居汉水附近，少师“阳”移居海边。另外，《史记》记载说老子见周朝快完蛋了，“……乃遂去”，连老子这样的国家图书馆馆长都卷铺盖走人，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再譬如司马迁的祖先就是周王室的史官，后来被迫流落民间。
这些人所拥有的知识和所保管的书籍也随之慢慢流传到了民间，也就是原先的“野人”中间。这样一来，原本的知识垄断就被打破，本来由官府保管，民间根本无法一顾的尊贵的知识也终于随之传播开来。
鲁国因为当时的影响及地位，所拥有的书籍特别多，而且这些书籍也开始对外开放。《左传·昭公二年》说“晋侯使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也。”’太史氏是史官，替王室掌管书籍史料，像韩宣子这样一个外来的人都能轻易读到《易》、《象》和《鲁春秋》，就充分说明那时候的学术垄断已经完全被打破。
十多年后，这一情况就更加普遍了，《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这个“四夷”就是“野人”的意思。原先为天子做事的官员没有官位了，这些人流落到了民间，知识也就流传到了民间，以致到了后来，竟有“夫礼失，求之于野”一说，也就是说有关天子王室的事情弄不明白了，礼仪失传了，可以到民间去访求学习。又有史书说“墨子得睹百二十余国《春秋》”，连墨子都说自己读过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春秋》——即各国的编年史。像这样大量的书籍流传民间，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这样的环境对少年孔子来说无疑是如鱼得水。
孔子曾说“吾十五而志于学”，十五岁本来是一个男孩子最贪玩的时候，孔子却一反常人，在十五岁这样的年纪就早早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这也是孔子异于常人，成为伟人的原因之一。当然，在孔子的成长道路上，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到的人，那就是孔子的母亲颜征在。
颜征在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善良的贤母，离开陬邑孔家后，在曲阜城内靠手工维持母子两人的生计。颜征在是大户人家出来的，懂得一些诗书之礼，知道要出人头地，必须要读书。她把自己认识的一些字慢慢教给了孔子，并鼓励孔子刻苦学习。
很多史料上都提到颜征在十分欣赏孔子从小玩的练习祭礼的游戏，因为在那时候的鲁国，礼仪是最高知识，有点像现在的专业学科知识。要是现在哪个小孩回到家后也是摆弄瓶罐仪器等学习数理化知识，做家长的也肯定要喜上眉梢。颜征在知道孔家先祖显赫的身世，所以她十分希望儿子从小学会贵族的礼仪，以便在长大后能进入贵族社会，恢复祖先显赫的家业。
那时候，贵族的身份在很多时候是可以传承的。父亲是大夫，他的正妻所生的儿子自然会先成为士，然后再找机会升为大夫。孔子的父亲生前至少是个士一级的贵族，当然也是最末等的贵族，比平民要高一个等级，也有学者认为他是个大夫。由于孔子是偏房生的，再加上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因此他的身份也就不是很明确。他自己当时是穿了士的服装以示自己的身份，但别人却并不那么认为。
这一年，鲁国的贵族季孙氏宴请士一级的贵族，这在当时是个传统。因为士一辈的人或者是即将成为士这个等级的人，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国家栋梁，为了拉拢这一拨有生力量，掌权的贵族都会有所表示，使得这些人将来能投靠到自己的门下。季孙氏宴士，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当时在鲁国掌权的有三大贵族，他们是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这三家人都是鲁桓公的后裔，也就是周公的子孙，三家中又以季孙氏的权力最大。
孔子那个时候还穿着孝服，听别人说他有名门遗风后，就认为自己是名门之后，应该有资格参加宴会，便和别人一起去赴宴。
哪想刚到季孙氏的家门口，就被一个叫阳虎的大管家拦住了去路，并呵斥道：“季家今天宴请的是士，又不是请你！你有资格吗？”孔子一听，很是难为情。穿戴得整整齐齐地想去列席吃饭的，却被人像呵斥叫花子一样骂了回来，这对孔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思前想后，觉得要重振先祖的声名，还是要靠自己的发奋努力。
因此。虽然说孔子的成才有很多偶然因素，但偶然中也有必然。说偶然是因为假如孔家不东迁，假如学还是在官府，则孔子也不可能是今天的孔子，但是孔子自身的勤奋和好学却是他后天成才的必然因素。如果说鲁国浓厚的文化空气是硬件，而官府学术下移是软件的话，那么二者合一，再加上孔子受到阳虎侮辱后更加发奋自学，崭露头角的时日也就不会太远了。
四、崭露头角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生前是个陬邑宰，相当于现代的乡镇长，其贵族头衔有的说是大夫，也有的说是士。士是贵族的最末等。叔梁纥因为去世得早，孔子母子俩的生活其实和平民一样，所以孔子虽然自认为是贵族世家，别人很可能就不那么看了。
《易传》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话，据说这本书是孔子所作，现在尚无定论，但孔子无疑是很喜欢这句话的：日月星辰运行不止，时间也流逝不止，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应该学习天体这种生生不息永不中止的进取精神，在奋发向上的道路上自强不息、永不停顿。正是这样一种学习精神使得孔子的知识日益丰富起来，他的声名在鲁国都城曲阜也慢慢传播开来。
最早使人们对孔子刮目相看的，是他安葬父母的举止。像他这样一个几乎还未成年的人，为了寻找父亲的坟墓以便能将父母安葬在一起，敢于把母亲的棺材停在大路口，后来又挖开父亲的坟墓，将父母合葬。而且为了后人能够辨认，特意堆立了四尺高的坟头，这在当时都是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好在鲁国是个礼仪之邦，只要是符合礼仪的，什么样的事情都能让人接受。孔子葬母的事就这样慢慢传开了，再加上孔子平时以好礼而闻名于当地，久而久之，鲁国上层贵族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
一年，楚平王在陈国召开诸侯代表大会，其中有宋国的大夫和鲁国大夫参加。席间，据说为了两国修好，鲁国大夫特意和宋国大夫攀谈，其中谈到了在鲁国避难的宋人后裔叔梁纥和孔子。宋国大夫当然知道赫赫有名的孔父嘉，听说这位孔家后裔后立刻表示愿意为之说媒，以示宋鲁两国交好之意。就这样，远在曲阜的孔子有了个宋国的未婚妻。
这个传说有一定的可信性，因为孔子的妻子的确是宋国人。鲁国人和宋国人结婚，这中间肯定有一个说合的过程。就这样，孔子十九岁那年，娶宋女亓官氏为妻。婚后一年，就生了个儿子。鲁国的国君鲁昭公为了显示鲁宋友好，很重视这门两国间的指定婚姻，特意派人送来一条鲤鱼表示祝贺。孔子以鲁昭公送鲤鱼为荣，给儿子取名叫鲤，字伯鱼——“伯”是长子的意思。
孔子的幼少年时代，生活很清贫，与母亲一起相依为命。但由于颜家是个大户人家，颜征在是个知书达理的母亲，使孔子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一方面在家帮助母亲干些家务，空余时间则出去干杂活，喂猪放羊。割草推磨，有红白喜事的时候就去做人家的吹鼓手。孔子的心态很正，他知道这些事情是“小人”干的（“小人”在那时是指做粗活体力活的下人，不是现在卑鄙小人的意思），不是“君子”所应该干的，而自己为养家不得不干，所以后来他曾说“吾少也贱，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