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自然主义即使在外在方面能促进人类生活，内在方面也会使它完全停滞不前。由此而生的空虚感与无意义，一旦提出趋向万有的问题，便觉得难以忍受。文化人不能不探寻此一趋向的整体问题。尤其，文化人愈参与精神工作就越不能漠视此一问题。自然主义究竟如何观看整体的人类生活？如果放弃一切卓杰的精神性质，人类将变得平凡而卑小，其所做所为在价值上将不会超过他本身的状况。就像人类相对于宇宙而孤立一样，在人类之中，个人也相对于他人而孤立，因为如果整个实有分解为个别的原子，则所有的内在共同体，真正共感与爱均将崩溃；心与心的相互了解也会消灭。于是，每个人在无限宇宙中都孤独伶仃；一切行为都指向保持肉体的存在提高自然的力量，并从中得取快乐。如果进行顺利的话，个体承受难以测度的忧心、劳苦、兴奋、牺牲，亦即文明人向人类生活不断要求的忧心、劳苦、兴奋、牺牲，这划得来吗？教育与研究、国家秩序与社会结构常有许多纠纷而且复杂难解，这一切动物做起来反而简单得多，我们难道要一再反复？如果举世倾力以人类越做越繁琐的方法来追求与最低等有机体同样的目的，而在本质上又无法带来新东西，这与其说是进步，倒不如说是退步。人类的历史有意创出新财富，想建立文化国家，以对应自然界，这种计划大概可以说是可耻的迷茫。
这种生活体系内含有难以忍受的矛盾。也就是说，此一体系不能阻止我们把自己称为我，把我们的行为称为自我的行为，而后加以体验，并对它负起责任。而且，依这体系，刚才虽说了那些事，但这些全不属于我们，我们不管在任何状况下都不行动，在根源上也不事生产；我们在主张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候，虽然会发生些什么，会有些归结，但我们只以物体状态的方式观察它，因而不能不承认我们无法改变它，这就是矛盾。如果我们的生存角色非常好，已形成和谐的整体，也许还可以忍受。否则，我们必须始终拖着不喜欢的自然物一起行走，就不免会遭受黑暗命运的束缚，而陷于绝望之境。
我们所以不会感觉到此一生活体系的无情与空虚，是因为此一体系发挥了启蒙性，要其他各种势力承认自己，并进行极其激烈的战斗。战斗所生的热情温暖了整体，仿佛也将心魂注入其中。可是，如果这种启蒙作用告一段落，人类必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时，还有什么需要人类去做呢？人类怎么还能谈目的或使命？充其量只是过程中的一个歇脚站而已，而这过程又与心灵毫无关系，在这过程中，一些天体上高度发展的生命最后终必消灭。人类变成了建设、破坏、生产、经过，而未留下丝毫成果的野性生命冲动。可是，人类不能安于自己所处的状态，不会不纵览全局加以思考，而且会用种种方法来测计。因此，一旦接触到这类认知，人类怎能不陷于必然而完全的绝望中？
自然主义的生活体系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这是正当的。然而，如果自然主义的生活体系把人类生活局限在那种阶段，拒绝一切发展的努力，其正当性就会变成不正当，人类生活的肯定面就会变成否定面。结果，自然主义只有在世界史工作不断超越自然创造出来的精神氛围中才能变成人类生活的整体。在这氛围中，自然主义的长处获得补充、改变与转换。自然主义越想拒绝这种修正，越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拥有人类生活，它的界限就越明显，它所依据的基础就越不可靠，外表上的胜利势必变成挫败。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沉迷于极其冷淡的观察，能够不关心逼迫人类的巨大变动与贫困化，也许还能从容眺望这种运动的过程。
转向人类自己
社会文化与个人文化
如果神的存在对人类并不确实，世界理性已褪色，如果自然在外在方面与人类接近，内在方面却疏远，而使人类生活的内部变得空虚，那么能使我们的存在获得意义和价值的看来只剩一个方法了。那就是人类转向自己，使一切力量活动，尽可能朝向更大的幸福，完成自己所能及的范围。这方法可以开辟新型的人类生活与存有，因为以前人类在看不见的光芒照耀下看见并形成自己的领域。这光芒不管来自神国或来自世界理性（黑格尔），都是看不见的。可是，现在，人类首次被安置在完全看得见的存有中，可以无限开展现有的力量，在不受阻碍之下，从所有的道路往前行。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借看不见的世界做媒介而结合，而是由经验世界本身加以结合。其实，其中有无数关系成立，力量互相结合形成了果实丰硕的工作，个人也能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纠缠我们的困境与苦恼均巳被巧妙地克服，而退避三舍。人类生活大大扩大了活动力与内涵。一切均汇聚而成确实可证的强大潮流。这潮流有繁富多样的影响，并且环绕着我们。这样看来，人类转向自己的意义，决不能否认。
由于这一切，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人类生活的重心，而在这人类生活中是否可以获得充分实质的问题——并未解决。我们知道：这问题决不简单；解决问题的努力，本身不仅分裂，连这种意图都遭受难以克服的障碍；人如果把人完全限定在人本身之上，自己就会变得非常渺小。
我们寻找人，寻找那些未卷入现实世界难题的人。可是，这种人在什么地方？应求之于社会团体—各种力量朝向共同生命的结合？还是在孤立却又伴随着无限复杂性的个人中寻找？决定我们人类生活特质的是个人相互间的吸引力与反作用力？还是社会力量的集合与分裂？这些不只是有益于同一目的不同起点，而且目的本身也各不相同。一方增进，另一方则受损。如果能并存而不悖，则人类生活就不能不走向极其不协调的方向。换言之，如果团体优先，一切成果均为其兴盛而存在，那么整体就须巩固自我，排斥所有个人的恣意性；个人就须以服从为主，团体则日益发展，尽管时代动荡不安，也要牢固地保持共同趋向；相形之下，个人的特色就要差一级。要促成这种人类生活，必须尽可能使外在情境、生活条件、集团的存在与活动组织有益于提升整体状态，并以此为主要目的。这样，个人似乎比较容易获得幸福与舒适，因为这时候个人连愿望与梦都依存于整体状态，甚至内心也这样觉得。他是“环境”的产物。然而，也有相反的另一面，认为加强个人独立，不受一切束缚局限，使其特质得以充分发挥，才是最高贵的安排。这种倾向是想尽可能给予人类生活柔软的活动力，把一切固定物视为麻痹，把一切平等化视为难以忍受的有限，而加以排斥。这样一来，人存在的核心在哪里？是在前？还是在后？是在团体？还是在个人·
世界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其中包含着可怕的重要对立。世界历史已经指出，几世纪来，这种大浪涛相继涌来，而且常常互相交错；同时显示其上升与下降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决定性的影响各时代的主要性格。古代的变迁日益破坏传统的秩序，将人类生活的重点转移到个人，但一接近古代的终结期，反动就逐渐出现，意欲追求较牢固的结合。各哲学学派、宗教教派都把个人牢固地结合起来，彼此互相支持，使个人得以提升。基督教即采取这种运动形式。于是，追求确实根据，想从自我责任中获得解放的意愿逐渐提高，宗教集团——教会终于成为神的真理与神的生活的惟一凭借，个人只有以教会做介，才能参与这种真理与生活。因此，教会把它的思想境界和良心提供给人类。中世纪的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只有在整体的内部才承认个人价值。
为了反抗这种气氛与价值观，个人又恢复了勇气与力量；旧秩序也随着个人的上升而崩溃，个人独立变成主要问题；这种努力也及于所有的人类生活个别领域，而开创出以自由为最高理想的新时代。这些现象早已众所周知。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理想并非现代所独有，勿宁说人类生活已膨胀得太过庞大，基本的能源与物质越来越集中，尤其撕裂“人存在”的可怕对立产生后，更燃起一种强烈愿望，希望由紧密结合个人、超越人类生活的权力来领导个人。社会运动特别明显表现了这点。但上述倾向远超过此一运动，个人处处互相结合，想借此互相依靠、帮助。换言之，也就是共同担负责任，对付敌人的倾向。如今已经显示有许多团体组织、精神或宗派的同盟成立。这和古典主义者的时代迥然不同。古典主义时代，一切成败皆系于独立的个人力量。因此，现代人已被拉到完全不同的方向，被安排在相反的价值观之下。挣脱束缚的人性解放仍旧是多数人的口号，这种解放依然向许多方向前进，但结合为一整体，把分裂而弱化的力量组织起来，却是来自另一方面的口号。我们知道，这要求具有吸引现代人之力。可是，解放与组织在人类生活中原是根本不同的形态。面对这种分裂时，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我们怎能有一致的见解？产生这种冲突的不安定更把这种意义破坏殆尽。
这些方向已指出，只要自己获得完全的胜利，拥有无限统治力，就能靠自己的能力使人类生活完全充实，充分满足。这希望给这类运动注入力量与热情，获得许多赞同者。可是，深入考察后立即可知，这些类型完全付诸实施，势必使人类生活狭小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并且剥夺了一切意义。
社会文化是以任何人都无法加以攻击的普遍思想为基础。换言之，个人与人类有密切关系，个人的活动与思维也与人类无法分割。对人类共有的命运，向邻人伸出救援之手，就是自古以来各类宗教试探人类诚心的试金石。为了从事创造性工作，人类需要孤独，可是在孤独中，广义的人类仍存在于内心。这已成为指定方向的力量。那些放弃或者认为可以放弃这种内在束缚的心灵，都是贫困可悯的心灵。然而这种人际关系却要求整体的内在关联，并且以一个更高的新世界、神国或精神秩序在人类中出现，将人类提升到超越孤立、超越自然性存有目的的境界为前提。不过，这并不是社会文化的见解。社会文化的见解是切断一切与目不能见的权威与力量的关系；不承认有超越自然的目的。社会文化只把人类看做个人群集在直接可见的世界中。这种看法只有把人类努力的目的限定得很狭小，并降低人类的概念，才可能成立。如果这样放弃一切内在关联，留下来的主要目的便是各人的现状和尽可能减少其成员痛苦、尽可能给予快乐的社会状况，亦即有“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现在，社会文化已朝“万人福扯”的方向一步一步趋进，并且获得伟大的成果，这是勿庸置疑的。许多困苦与残酷已经消除，人类生活中已拥有更多的喜悦与宽容，慈善活动普及各方面。任何人都不得遭受漠视，因而在人的意识中重视自我；同时，在所有个人中唤起了对整体状况的责任感。由于这一切，共同体才更显著提升。
可是，从更广阔的视野观之，这一切虽极受尊重，但不能说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也不能给人类行为提供显著的目的。所追求的幸福、尽可能没有痛苦而富于快乐的生活，并不能使我们满足，因为即使驱逐了艰难与痛苦的敌人，仍可能出现更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内心的空虚与倦怠。只考虑自己的生活，无可避免地会成为这些敌人的俘虏。在这种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会从内部向人类显示崇高目的，促使人类活动。伟大的课题要求冒险与牺牲，要解决这课题，通常必须经由严格的怀疑与否定。如果所有行动都拘泥于幸福本位思想，人类为什么还敢于冒险且愿意牺牲，如果聪明地预估损益、慎重计算，是人生的向导，那么，所有的英雄事迹大概都必须让位给苟且偷安的俗物主义了。关怀本是赢取人类生活的手段，在此反会破坏人类生活，不过也许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我们并不追求个人幸福。我们希求的是整体的幸福，这在本质上属于较高层次。但这意见并不正确。就社会文化基础而论，这是不是可以说本质上属于较高层次，大有可疑。因为一个内在世界如果不能结合人类，賦予使命，人类充其量只是乌合之众，不可能有超越个人目的之目标，总和并不算本质的提升，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纵然从个人移到多数人，也没有什么不同。社会文化的最大危机就是从人类概念中除去内在的统一，并以单纯的集合取代整体，于是平均值成了基准，群众变成了人类。之后，社会文化让所有事物都和这平均值发生关系，并以平均值作为善恶、真假的审判者。这种倾向不仅不正确。甚至会使个人因此轻视，减低并压制其特有的形体。
总之，在社会文化中，个人的地位并不稳定。个人受命遵从全体、服从全体的多种目的。然而，人类所有的内在结合既然均已放弃，为何还能使个人如此行动？在这过程中，只有个人本身的利益会留下。整体的繁荣，对个人来说，只有在它带给自己利益，才有价值。可是，如此期待的利益，与由衷奉献、竭力活动的情形相比，实在太渺小。这是勿庸置疑的。总之，只寻求对外效果的努力不会成为支配心灵的力量，因为在精神事物中，伟大工作得以完成，主要是来自本质上的内在必然，亦源自精神的自我保存以及意欲克服难以忍受的矛盾。人类只有独自为自己创造的时候，才能完成对他人有价值的工作。如果一开始就想影响别人，等于放弃了创造的初生权，反主为仆。仆人不会得到最崇高的东西——以上的考虑，并不违背现代意欲提高社会状态、重视人之为人的努力。然而，只要这样为社会努力，就不能不反对那将社会视为人类生活之全部的做法。如果这种现象得以实现，那么，最堕落的就是人类的概念，这时人类生活与文化作为都难免要呆板化，变得粗糙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