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民是中国最不安分守己的农民。这与费孝通笔下“生于斯，死于斯”、与中国的黄土地构成封闭的无限循环的农民，形成本质区别。春秋吴越国时期，浙江大致只有40余万人口，随着水利工程的巨大成功，北方移民逐渐大批来到浙江。在近现代，浙江形成了两个层面的人口流动格局。一是跨省域流动，温州一带几乎没有土着居民，相当一部分是康乾时期从福建、江西迁移而来；二是省内流动，太平天国导致杭嘉湖一带人口大幅减少，促进了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居民向杭嘉湖地区流动。人口流动促成了人与土地的开放式循环，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融和提升。而且，省内大量耕地是在围垦湖塘和海涂中形成的，年轻土地养育着的年轻人口，形成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独特的气候、人口压力以及人口的流动性，层层地推动着浙江农业生产发展，孕育着浙江农民的企业家素质和企业家精神。
浙江农民在传统农业的框架内，在人与自然的积极的理性博弈中，通过精细农业、多样化农业和商品农业、人的流动性，逐渐形成了勤于劳作、精于计算、敏于创新、勇于开拓的企业家素质。首先是勤劳，浙江是中国农业复种指数最高的省份，浙江农民在小块土地上需要比其他地方农民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其次是较强的时间观念，季节衔接，早稻和晚稻之间的抢收抢种，一年的生计系于数天的辛勤劳作之中；第三是精确计算，多季农作物不仅要根据土地状况精心组合，还要根据市场价格来形成收入最大化的组合；第四是善于管理，1／3的农户有雇工，要管理家人和雇工之间的农活分配，使他们饱满而有效率地工作；第五是足够的协调能力，与邻居协调用水、使用种子、大农具以及进行农事活动等；第六是敢于冒险，人口压力和多样化农业，使得浙江农民不得不按照市场要求安排农业生产，人口稠密所导致的较低的迁移成本，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2．深厚的经商传统。源远流长的经商传统是浙江经济的文化基因。“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历史文化传统，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潜入浙江人的“生命基因”之中。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逐步形成了浙江人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务实的群体性格。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塑造了浙江人的创新意识和开放心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的发展得到了有机结合，造就了今天的辉煌。
3．自然环境恶劣，饱受生存环境的压迫。浙江省人均只有半亩地，自然资源贫乏，国家投资又少。因此他们的生存压力非常大，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他们为了改善自身生活，就首先跨出家门从事又苦、又累、又脏，别人又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在走南闯北的过程中他们不仅积累了创业的原始资本，还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这为他们日后投入到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并在其中大展宏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改革开放政策。同样一方水土，同样一方人，为什么只有在今天，浙江人才能在商海中尽情搏击？答案只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给了浙江人以创造的空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沉寂千年的土地焕发生机，让每一个头脑都为致富而畅想。
5．环境支撑。
在浙江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有五个环境因素也同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上海的极化和辐射；（2）计划经济影响较少；（3）人口稠密；（4）市场化历史进程的连续过程。
紧邻上海是浙江的一个独特优势。19世纪末期至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是远东最大、最活跃的工商城市，也是浙江人和浙江资本重要的发展平台。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有100多万浙江人在上海滩淘金、打工和生活，大量资金流向上海。计划经济时期到80年代后期，浙江利用与上海“血浓于水”的关系，得到了大量宝贵的技术、原料、资金和销售渠道。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是浙江城乡集体企业和个私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
浙江是中国计划经济影响最弱的地区。1953～1978年合计，浙江人均国有投资只有411元，列中国内地各省市区最低，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3％。因此，浙江的国有企业较少，计划经济部门较弱。民间没有国有企业可以依靠，行为方式较少受到计划经济羁绊；党委和政府支持民间创业的机会成本较低，政治压力较少，可以放开手脚支持民间创业。
人口高度稠密进一步降低了创业成本。环杭州湾地区、浙中盆地和温台沿海三个区块，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800多人，已经等于甚至高于美国洛杉矶、纽约地区的人口密度。首先是多数地方都具有低成本的创业环境，不论在哪一个具体的点上，创业者都能与其他点一样，低成本地得到充足的信息和较好的要素供给。创业者足不出乡（村），就可以在乡土环境下，低成本地创办企业；其次是形成信息共享和技术溢出机制，村屋相邻、廊檐相接，根本无密可保，在乐清市柳市镇，空气中弥漫着低压电器技术；最后是导致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有机统一，在人口密集情况下，较小空间范围内也有较大需求，较好地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专业化分工与市场容量这一基本两难。
商品经济历史进程进一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史学界认为，浙江这一带在16世纪中后期，即大致在明朝中期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说，浙江的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市场化进程，至今大致已延续了500多年。而浙江的计划经济，如果从1956年2月底，浙江全面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到1978年底，计划经济在浙江只有不到23年的历史。市场经济在浙江具有深厚的根植性，具有民间习俗支持；而计划经济则是漂浮在小农经济之上，缺少生产力基础，缺少民间习俗支持。
这些基本的环境因素互为作用，互相强化，形成了强烈的环境支撑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浙江从半自然半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
6．民间和政府的积极互动
浙江民间和政府以其特有的智慧，形成了社会发展的优化战略。其最基本特点是：积极避免与原有体制的正面冲突，努力以原有体制可以接受的方式，以生产力发展为优先，形成民间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关系，在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渐进地、快速地推进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省党委和政府实现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改变了片面追求“一大二公”、脱离实际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从浙江实际出发，顺应民间要求，保护民间创业创新，较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确立发展轻纺工业为主的经济工作方针，改革财政、外贸、计划、物价等体制，形成了有利于各种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发育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浙江各级党委、政府顶着自上而下的重重压力，不争论、不戴帽、不张扬，给起步时脆弱的民营企业赢得了喘息、存活的空间，使中小企业的发展获得了相对较好的社会和宏观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改革姓“资”姓“社”的争论还没有结果，在当时“立场”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性问题。神州大地无数的民营企业在此时都处于彷徨、焦急和等待中，有多少有潜力的民营企业在这段岁月里灰飞烟灭或停止发展，可能谁也说不清楚。而此时在开明的、勇于承担责任的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下，浙江的民营企业不仅生存了下来，还得到了发展，并由此确立了他们的领先优势。
民间也形成了尽量避免与原有体制正面冲突的基本策略。民间创业者不与计划当局对着干，而是在计划经济的缺陷和缝隙中艰难生存；配合当局的方针政策，积极与当局妥协，顺应当局的“一大二公”偏好进行创业活动；创造了一些能与计划经济体制实现无缝对接的形式，如“挂户经营”、与国有企业进行横向联合等，积极融入原有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民间创业者不拘泥于名分、不拘泥于产权、不拘泥于个人短期利益，在与当局紧密合作中发展自己的事业。
政府形成了从顺势而进到积极支持的基本策略。在尖锐的生存压力下，政府也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满足民间创业创新的迫切愿望，但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需要一些有效的策略来保护自己，从而最大限度地实施其对民间创业的支持。政府最初的做法是容忍和默认，成为民间创业者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有效缓冲。这样，对上可以有一个从实际出发，不急于下结论的交代；对下保护了民间创业。与此同时，政府积极寻找民间创业与现行体制的相融点，进行一系列政策和理论创新，实施其对民间创业的支持。而当中国的体制状况终于实现了巨大变化以后，政府对民间创业的态度也进一步转变为积极支持。
民间与政府在这种积极的互动关系中，在相互间的不断妥协和均衡中，共同推动了浙江的社会发展进程。
这是形式上的次优导致总体上的最优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非常不规范的做法，累积性地促进了浙江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与早期西方国家没有太大差别的古典式市场经济。适应当地实际的便是最佳路径，能够最快到达山顶的便是最佳选择。评价最优的准则，不应是教科书上的原理、规则和先行国家走过的路，而应该是当地实际，以及实际所达到的状况与绩效。
7．东西方文明的紧密结合
在这一场社会发展进程中，基本能量来自于，以浙江人民改变生存状况的强烈愿望推动的东西方文明的紧密结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框架内达到了巅峰，形成了巨大的能量积累，这些能量已经无法为小农经济的外壳所包容。然而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反而用计划经济来加以约束，把一个已经压紧的弹簧压得更紧。
落差越大，势能越大。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明激发了古老文明内部积聚的巨大能量，发达国家的制度知识和技术知识嫁接在古老文明之上，催发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进发性增长。内部和外部的积极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基于经验增长的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转变为基于知识增长的现代工业社会。
中国的社会变革只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直接开放，即直接利用外资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这可以包括广东、上海、天津，以及江苏的苏州、无锡等；另一种是间接开放，即虽然没有大量利用外资，但却是在大量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免费技术信息、制度信息、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这一变迁形式最典型的则是浙江省。前者在短期内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形似”的变迁路径，后者则在短期内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神似”的变迁路径。后者尽管没有直接大量利用外资，但则是大量利用外资的受惠者。如果没有前者，也许就没有后者。因此总体而言，这两种基本形式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
浙江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发生的巨变，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很难说哪一个是重要因素，哪一个是不太重要的因素。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每一个因素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先发优势
浙江现象是市场经济体制和企业机制的“合唱”，而“乐谱”是基于自上而下的三个层次的经济基础，即国家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宏观经济基础，地方政府开明务实率先培育市场经济体制的中观经济基础，以及企业机制灵活的微观经济基础。
同在共和国的蓝天下，各地的宏观经济条件没有什么差别，这里无须赘言。中观经济基础却有差别。浙江制度竞争力第一，是有关专家的评语。浙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对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相对“开明”，成为浙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大力发展市场体系，全市已经形成一个以全国性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以区域性专业市场为骨干，以遍布城乡的集留型市场为基础的商品交易市场网络。近年来商贸流通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多元化投资格局初步形成。随着“麦德龙”、“家乐福”、“欧尚”、“百安居”“沃尔玛”外商投资企业纷纷落户浙江。同时连锁经营也迅速崛起。此外，人才、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市场也取得了与经济相适应的同步发展。在整个浙江经济中，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高，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政府主要在宏观层面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在国内较早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格局。
体制创新是浙江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在于取市场与政府之长，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又要不断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表现在浙江的经济是群众经济，活力四溢；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一直奉行”简政富民”的发展思路。政府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来，而把政府该管的领域管起来，并且下功夫管好。
近20年来，在国家体制变迁的大背景下，浙江各级政府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构建完善的区域市场经济体系为第一要义，大力发掘与整合特有的区域经济优势，尽力争取中央政府有关体制改革的政策资源，以赢得市场化改革的先机，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作用转化而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战略、政策和基础环境。同时，政府始终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致力于建立一个职能明确、运行协调、精干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在机构设置、人员精简、审批制度和廉情公布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构筑起“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框架。2001年，削减行政审批项目80％，2002年在余下的行政审批项目中，准备再砍掉30％。这种体制改革还权于市场、服务于人民，被称之为“阳光工程”，有效地解决了政府职能的错位问题，促使政府管理方式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主要依靠行政审批向主要依靠法规监管转变。同时，也切实减少了部门权力的“含金量”，缩小了部门利益的“弹性系数”，增强了政府行政管理的透明度，从而树立起政府的良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