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私塾其他学生不同的是，别人家学费只有二块银洋，胡适的母亲却付给先生六块银洋，而附加条件就是坚持让老师把胡适所学的经文单独释义给他听。胡适因此受益非浅，他之所以能在很小的年龄就在儒学教育的标准经文之外自学了其他文献，特别是像阅批《资治通鉴》这样宏大的历史著作，除了天资的聪颖，还离不开当年老师给开的“小灶”，离不开母亲为他支付的高额学费。
胡传是绩溪有名的“治朴学，工吟咏”的学者，耳熏目染，胡适从小就具备了汉学的流风遗韵，加之他自幼就有演讲口才，常把读过的小说变成白话故事讲给乡邻们听，因胡适小名“糜儿”，渐渐地，他便得了一个“糜先生”的雅号。
有一次他在屋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本家长辈走过，笑说道：“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竟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从此便不玩掷铜钱的游戏了。
胡传是当时著名的程朱理学大家，自然是无神论者，他曾在河南郑州办河工时，看见河工祀典，于是嘲讽道：
纷纷歌舞赛蛇虫，酒醴牲牢告洁丰。
果有神灵来护佑，天寒何故不临工？
胡传走后，胡家大门上“僧道无缘”的条子渐渐由大红褪变成了白色，后来完全剥落了，英魂远去，阴云渺渺，大宅子里弥漫着一股萎靡的迷信之风。
孩提时的胡适，常听一些信佛老太太讲目连救母游地府、妙庄王的公主出家修行等等故事，于是他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些景象：轮回、地狱、恶魔……在女眷狂热的宗教信仰之下，稚嫩不懂事的胡适害怕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也害怕来世变猪变狗。于是虔诚地跟着这些女眷依样画葫芦，人家烧香，他就跟着烧香；人家拜跪，他就跟着拜跪。
直到有一天胡适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了一段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
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锉烧舂磨，亦无所施……胡适忽然恍然大悟，牛头马面、十八层地狱、刀山油锅这些景象瞬间从他眼前散去。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地狱之门被打开了，阳光照了进来。从此胡适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就像胡适二十年之后回忆道：
二十年前，我跟我母亲上古塘去烧香，回家时，我偶然读到一个古人的两句话，这两句话狠打动了我的思想。
这两句话使我不信鬼，也不信什么天帝——我这二十年的宗教观，都是从这两句话做起。
元宵节晚上，狮灯龙灯，热闹非常，来看灯的客人很多。胡适乘客多的风头也喝了几杯烧酒，晚间被凉风一吹，竟有些醉了，他借着酒劲，跑到大门外，喊着：“月亮月亮，下来看灯！”引得左邻右舍的人不去看龙灯，都提着灯笼前来看他。
胡适的母亲见此情景又急又怕，把他连抱带拖拖进房里去，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有一个长工说，“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来了”。胡适此时其实心里明白，正担心酗酒闹事受母亲责罚，听到那长工的话便计上心来，大说疯话，越闹越凶，装着真有神鬼附在身上一般。胡适的母亲急得没法子，急忙洗手焚香，祷告三门亭神道，请求宽恕无知的孩童，又许愿病好以后亲自到三门亭神道前烧香还愿。
一个月后，母亲当真带着胡适去三门亭还愿了；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胡适不敢违抗母命，只好恭恭敬敬地在神像面前跪拜，受到了一场“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
十四年后，胡适学成返乡时，才敢对母亲说出那一年元宵节附在他身上胡闹的并不是三门亭的神道，就是他自己。母亲听后愣了一下，随后母子二人相视而笑。
梅溪走出个新青年
走访梅溪，丽日蓝天。
一走进梅溪风景区，三座高大的牌坊矗立眼前，这三座牌坊都用花岗岩建造，凿有瑞兽、花果、人物、书法和八仙图案，巍蛾壮观雕刻精美，顶部呈火焰形，为中国传统牌坊中罕见。石雕上所展现出来的景致和故事，与村里的凉亭、山川、田园、屋宇等景色交相辉映。
泛黄的牌坊上，篆刻着一个名人的丰功伟绩，历经风雨的洗刷，它所承载的荣耀依然清晰，他的名字叫陈芳。
年，在檀香山的陈芳从报章家书中得知，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故国正遭遇着水灾，房屋倒塌、农田被浸、饥民哭声遍野。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解囊嘉惠，捐出巨款数千银元回国。当时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等得知后，众人商议，在陈芳梅溪故居御赐“乐善好施”石牌坊，镶悬“圣旨”，以表彰陈芳。
当陈芳退休从夏威夷回到梅溪村后，兴建了新的官邸，开始在家乡造福。陈芳不忘桑梓乡亲，捐款赈灾，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整理村容，修桥整路，兴办义学，热心于家乡的建设。其义举良行得到了广大群众赞扬。声名传遍朝野。在1891年时，光绪皇帝再次下旨御赐两座“急公好义”题额之石质旌碑牌楼，同样镶悬“圣旨”以铭嘉奖。
巍巍石牌坊，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屹立。牌坊上的“圣旨”、“乐善好施”字样依然清晰，让过去的历史恍然间又重现于今世。石牌坊永远记载着这位龙的传人普济众生的善举。
“乐善好施”、“急公好义”，陈芳一生的写照。
一场新雨初晴，梅溪河水澄碧透明，像一条绿色的缎带。
我此次来梅溪，为的是寻找胡适先生曾经求学过的地方一一梅溪学堂。
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从此，母子一别便是长长的一十三年，其间相聚，包括胡适回家完婚在内，总共不过四五个月。
胡适这样回忆当年辞别母亲的情形：“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
梅溪学堂，胡传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先生一手创办的学堂。
胡适由于不懂上海话，又没有做过文章，所以被编在第五班，即最低年级的倒数第二班里。
一日，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讲到课文中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
胡适听完，心里暗暗吃惊，先生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却没敢立即指出，而是等到先生讲完经下课后，拿着书到先生桌子边，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先生听完微微一愣，用惊异的眼光望着这个穿着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呢大袖马褂，留着一条小辫子的痩弱学生，脸有些红了。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谈话：
“你读过《易经》吗？”
“读过。”
“你还读过什么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你试着做做。”
沈先生出的题目叫《孝弟说》。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勉强强写出了一百多个字，先生看了看，点头说：“你跟我来。”
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附耳跟那个班的老师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将胡适安排到末一排桌子坐下了。就这样简单，胡适在一天内升级了3个班，即从二年级跳到了五年级。
胡适激动的心情还没平复，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日本在天南，还是海北？胡适不知道；经义题是八股考试的题目，胡适也从未接触过。
正在为难之际，胡适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店里派人来学校，告诉他三哥病危。就这样，胡适收了课本，匆匆逃出了学堂。
胡适赶到店里不到几个小时，三哥就断了气。第二天，二哥从汉口店里赶来料理丧事，胡适将他作文的苦恼告诉了二哥。二哥听罢，立即找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他回去认真阅读。
胡适回到梅溪学堂后，花了几天功夫，竟然把“原日本之所由强”那篇论文写成了。过了没多久，“经义”也会做了。又过了几个月，胡适升到了学堂的最高班六年级，成了梅溪学堂的佼佼者。
几天后，胡适发现了“新大陆”，同学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了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薄薄的一个本子，书前印着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写的序，全书约两万来字，用浅近通俗的语言宣传反对清廷专制，鼓吹“独立自由”和建立“中华共和国”。
胡适等人看完之后深受启发，但由于书是借的，不日便得还，于是他们连夜将书抄了一遍。
就在这一年，上海《时报》上登出了两个重大案件：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联俄派广西巡抚王之春；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而上海道袁海观大人是亲俄派，对这个案子徇私舞弊，引起的公众强烈的不满。胡适回忆说：“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连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
随即胡适和另外三名同学被选拔去上海道台衙门参加会考，他们不约而同地拒绝到官厅去应试，不等考试日期到就都离开梅溪学堂了。
如今，梅溪学堂早巳成为历史，不复存在了，原址上建起了梅溪小学校。至今这里还有一条名为“梅溪弄”的小巷。传说每当夜间，人们走到此地，常可听到朗朗读书声。
几个月后，胡适坐在了澄衷学堂的教室里。
这次黑板上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
很明显，这是严复译《天演论》里面的句子。胡适后来回忆道：“中国在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
这篇作文引起了一股改名字的风潮，有人改名孙竞存，有人改名杨天择。
胡适也想改名字，他之前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驿。
一日早晨，胡适请正在洗脸的二哥代他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擦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如何？”
胡适听了喜不自胜，他的字便定下来了。因他的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于是他就在“适”下加一“之”，叫“适之”。
胡适之，中国文坛一颗清亮的大星冉冉升起。
在澄衷学堂，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还有两本书：《中国学术思想变迀之大势》和《新民说》，这两本著作者都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梁启超。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然而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迀之大势》并没有写完，只是一部虎头蛇尾、缺章缺节的未竟论著。于是胡适突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
从此时开始，胡适就暗下决心，留心读先秦百家诸子的书，做起他的旷世大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准备工作来了。后来他遂愿了，很可惜，这部学术著作只写了上部。他的另外几部极有学术分量的著作，如《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禅宗史》，也只出了上卷。
“上卷先生”的雅号便由此而来。
可惜“上卷先生”并没有在澄衷学堂待到毕业，他在第二班当班长的时候，班上一个与他相交甚密的同学被校方开除，他为之打不平，向白振民总教，向校长提出书面抗议。白振民虽然爱惜胡适，这时也被激怒了，于是悬牌警告胡适，并记大过一次。胡适忿忿不平，恰好创办才半年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公学招考，他应考后被录取，于是在1906年暑假，他离开了澄衷学堂。
用一个很时髦的词，这叫做：肄业。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如是说。
少年诗人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这是当地人的一句俗语，徽州人家的男孩子十三四岁就被赶出家门去做工经商，不混个光宗耀祖不能回来，期间吃的苦受的累又有何人能知晓。有头脑的学做生意赚了，飞黄腾达，衣锦还乡。修宗祠，建住宅，光宗耀祖，一家人以你为荣。失败的，流落街头，客死他乡，无人问津。
从那时起徽州商人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成功。以至于影响到中国明清两代商界五六百年。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盛极一时。
徽州人出外，到上海求学或经商谋生，往往因“水土不驯”生脚气病，病时双脚肿胀，严重的四肢不能动弹，甚至丧命。据病情看大约是一种风湿病。胡适的父亲胡传就死在这个病上。
胡适考入的中国公学是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回上海创办的。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一个“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我留日学生认为是侮辱中国，便议决罢课抗议，全体归国。当时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多达三千余人，遂发起筹创一个理想的学校，使大家能继续学业。于是1905年12月经13省的代表议决，定名为中国公学，实质上堪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1906年春租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北首的民房为校舍，便正式开学了。
胡适搬进这个学校，看那些同学有的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一双木屐，一身日本装束，有的戴着眼镜，捧着个水烟袋，完全是内地绅士气派。他们的年纪都比胡适大，有许多人是革命党，如教师于右任、马君武、沈云翔，学生但懋辛、熊克武、饶铺廷等，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胡适在中国公学受革命熏陶是必然的，但一些年长的同学都很爱护年方十六七岁的胡适，没有去剪他盘在头上的小辫子，也没有动员他加入同盟会。
胡适同寝室有一个人叫钟文恢，因他留了一撮小胡子，所以外号叫胡子。他组织了一个竞业学会，会址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北四川路厚福里。钟胡子是会长，他见胡适常看小说，又能作文，便介绍胡适入了会。
竞业学会创办了一个白话版的旬报一一《竞业旬报》。首任主编傅君剑言道“旬报”宗旨有四：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上的话，骨子里是在鼓吹革命。
胡适入会后，便向《竞业旬报》投稿，第一篇文章是白话文《地理学》，讲述一些通俗的地理学知识。后来他成了《竞业旬报》的作者，开始写小说传记、诗词、社论、时评、杂谈、新闻等。
在《竞业旬报》这片天地里，胡适自由地驰骋，后来他回忆这段时光：“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胡适就得了脚气病。知道厉害的他不敢耽搁，马上向学堂请假，回上海南市他家里开的瑞兴泰茶叶店养病。
闲居在家的胡适百无聊赖，于是便找书来消遣，他偶然找到一种古文读本，是清末桐城派最后一位散文家吴汝纶编的，其中第四本全是古诗歌。胡适对这本古诗大感兴趣，病中每天读几首，觉得比小时候读的那些律诗有味得多，又不必死讲对仗，自由多了。他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般喜不自胜，慢慢地，胡适也开始学着作诗了。
胡适这样回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