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
春，刚满8岁的毛泽东，从湘乡大坪唐家圫外婆家回到韶山，与父母、弟弟一起过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刚过，父亲就把他送到离家不到100米的南岸私塾，拜塾师邹春培为师，接受启蒙教育。私塾设在邹家公祠的小阁楼上，邹先生50多岁，身着长衫，表情严肃，他把毛泽东引到东墙下放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对神龛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毛泽东正式拜了邹先生为师，先生开始教毛泽东读《三字经》，接着点读《论语》、《孟子》。
[附注]《三字经》，明清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相传为南宋学者王应麟撰，明、清学音陆续有所增补，至清初的本子为1140字。
《论语》，儒家经典之一，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论汇编。
《孟子》，儒家经典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言论的汇编。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说：“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滨儒家的《论语》等四书。”
特里尔所著《毛泽东传》一书引罗伯特·佩恩《毛泽东》称：“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说：‘我8岁起就厌恶儒学。’”
1903年
夏，一个赤日炎炎的夏天，邹春培对学生们吩咐道：“我中午外出有事，不在蒙馆，你们务必尽心温课，不得走动喧哗。等下我就回来。下午再点读新课——《论语·先进》篇中的《子路曾晳公西华侍坐章》。”邹春培走后，毛泽东草草地将课文预习了一遍，待看到新课中曾晳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及“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之句时，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想去池塘游泳。邹春培回到蒙馆，翻开将要点读的课文，蓦然间，孔夫子那句“吾与点也”映入眼帘，便尴尬地放宽脸色，不再追究，却采取了另一种特殊的处罚方法：对对子——对不上，再另行惩处。他在黑板上写下“濯足”两字，毛泽东略加思索，从容地走上讲台，在黑板一侧写下“修身”两字。
[附注]曾晳，孔子学生。武城（山东兖州）人。他也是孔子学生曾参的父亲。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见毛裕初。毛裕初比毛泽东长4岁，论字辈，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他们在南岸私塾是同学。这次会见，谈到了数十年前的那件事。毛裕初回忆说：“有一次，邹先生外出有事，叫同学们呆在私塾里温书。等先生一走，你就带着大家去南岸下的那口塘游泳。正当大伙玩得痛快的时候，先生回来了，见大家在塘里玩水，便要处罚同学们，怎么个处罚法呢？先生既不打手板，也不罚站，而是想了个主意叫大家对对子。他出了个上联——‘濯足’，叫同学们对下联。同学们都对不出来，你对的是‘修身’，先生十分满意，才没有处罚同学们。”毛泽东听到这里，一下子想了起来，高兴地说：“对了！‘濯足’对‘修身’。这个‘濯足’，就是洗脚，越洗越干净。《孟子·离娄》：‘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左传》也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心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提高修养。先生当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1904年
秋，毛泽东转到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是毛润生。他继续攻读四书、五经。
[附注]四书，系《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的合称。“四书”之名，始于南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它在五四运动以前的近700年间，被定为封建政府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五经，即五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它系封建宗法社会的最高理论。也是当时规定必读的教科书；但它也保存了古中国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料。
1905年
春，毛泽东就读桥头湾私塾，塾师是周少希。他继续又读四书、五经。
毛泽东曾经引经据典和父亲斗争。那就是他父亲经常责备他“不孝”，他就据理力争说：经书上讲“父慈子孝”，必“父慈”在先，就是说“父慈”而后“子孝”。
[附注]“父慈子孝”，见《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渭之人义。”
1906年
毛泽东在离家七八里的井湾里私塾读书，由塾师毛字居讲授《春秋》、《春秋左氏传》等经书。当塾师看到他喜欢读杂书，就故意多加些《左传》之类的经书课文，让他背诵，他都能应付裕如。
[附注]《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相传是鲁国史书名称，孔子曾撰写过这部书。后来左丘明据《春秋》，并参考了春秋各国的史书编成一部春秋各国史书，称《左氏春秋》，晋朝杜预把《春秋》和《左氏春秋》合编在一起，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用《左氏春秋》解释孔子的《春秋》，后因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毛泽东从1900年直到1906年他13岁时辍学在家，共读了6年私塾，大都是读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使他初步接受了孔孟思想的支配。正如毛泽东后来在一篇关于哲学问题的文章中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在6年的私塾尤其是南岸的近2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能背诵出许多名篇名句，以至历久不忘，在后来的著述中能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总是恰到好处。
1909年
毛泽东因与父亲发生冲突，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这年，他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两处私塾读书，为时一年。乌龟井的塾师毛岱钟，毕业于政法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东茅塘的塾师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又曾在云南蔡锷部下供职，见识较广。这一年中，毛泽东读了《史记》、《纲鉴类纂》和《日知录》。
[附注]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认为乌龟井私塾的塾师是毛岱钟的父亲毛简臣，他是毛泽东的堂叔祖父。
《史记》，西汉司马迁（前145—前87）撰，记述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130篇，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纲鉴类纂》，明朝王世贞依据宋朱熹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史课本。
《日知录》，清初顾炎武撰，系作者整理30年读书札记而成，内容包括政事、经济、历史、经义、世风、礼制、艺文、兵事、典章、术数、天象、地理。
1910年
东山小学每星期日上午，都由教员出题目，作文一篇之后才能休息。毛泽东写的《言志》、《救国图存篇》、《宋襄公论》等写得好，在全校出了名，为同学们所传诵，深得老师的赞赏，如老师贺岚岗、校长李元甫都很器重毛泽东，说：“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
[附注]毛泽东写的《宋襄公论》的作文，因是用“康（有为）梁（启超）体”作的，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国文教员谭咏春看了以后却拍案叫绝：“毛润之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志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他破例给这篇文章打了个105分。挥毫圈点后，还在文章后面写了一则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字，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宋襄公（？~前637），春秋宋国国君，齐桓公死后，曾为齐国平内乱，立新君，由此企图代霸，在会盟中为楚欺，被诱俘。释放回，与楚在泓水（河南柘城东北）决战，以先礼后兵，屡失战机，在溃败中受伤，因辱而死。东汉以来史书，将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有一次，他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书中记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英雄人物。毛泽东立即为书中人物所吸引，特别是读到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时，他情不自禁地在书上浓圈密点，表示赞赏。还书时，他对萧子瞕（萧三）发表了自己的读后感：“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附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见《大戴礼记·保傅》引谚语“前车覆，后车诫。”
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
[附注]尧，古史传说的陶唐氏首领，称唐尧，原居冀方（河北唐县），后迁平阳（山西临汾）。让位于虞舜。为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家誉为禅让的贤君模式。
舜，古史传说的有虞氏首领。姚姓，字重华。主要活动区在虞（河北虞城），故称虞舜。后禅让于夏禹。他和唐尧，同为历代封建王朝和史家誉为样让的贤君模式。
秦皇，即秦始皇（前259~前210），秦王朝建立者（前246~前210在位）。中国第一个皇帝。
汉武，西汉皇帝，即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是古中国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
1912年
毛泽东考取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认定毛泽东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他当即授以《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
[附注]《资治通鉴》，宋朝司马光等撰，291卷，记述自周或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间1362年历史，是编年体通史。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的下一个求学经历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生更是难以计数。这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我的文学爱好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皇帝的谕旨和御批。”
[附注]《御批通鉴辑览》，清朝乾隆年间官修，共116卷。采用《纲目》和《通鉴》的体例，扼要叙述黄帝至明末的史事，由清朝乾隆帝核定，并加以论断。
6月，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期间，写有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赞扬商鞅变法，并发表议论。全文如下：
吾读史到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毛泽东的国文教员阅此文后有多处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还有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落款为“涤盦六月廿八号”。
[附注]“商鞅徙木立信”，见《史记·商君列传》：“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1913年
毛泽东当时每天写日记，读报写摘记，读书写笔记、作眉批，对不易找到的好书，有时整本地抄下，如杨昌济翻译的日人《西洋伦理学史》，他就借来，一字不漏地把全文抄了下来。他做的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物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从灰烬中救出一本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
笔记用的是九行直线本，共47页（94面），1万余言。前面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面36页冠名“讲堂录”，主要是“修身”和“国文”的笔记，当是1913年至1914年听杨昌济先生讲课时所记。
《离骚》和《九歌》系全文抄录，一丝不苟，可见爱好之深。《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等，都曾涉及。
[附注]据《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考证，毛泽东的这本笔记中的《讲堂录》是1913年10月至12月他在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所录，本篇前面部分主要是修身和国文的课堂记录（当时预科修身课教员是杨昌济，国文课教员是袁仲谦）。本篇后面部分主要是毛泽东阅读韩愈文章的笔记。《讲堂录》涉及几十位中外著名学者文化科学家和政治家，其中先秦人物就有孔丘、孟轲、左丘明、孙武。
《离骚》，战国末期楚国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楚辞中最重要的一篇。全篇以作者与楚国没落势力问的激烈斗争和冲突，突出表现他的进步思想、政治热情、贞洁的情操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九歌》，战国末期楚国祭祀鬼神用的乐曲。系经屈原加工和修正。
1914年
毛泽东在图书馆借到一些史地书籍看，看得过细而有心得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19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