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取决于一些外在的偶然因素一如相貌、机会，他人的死亡，机会与才德之遇合一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一个人的幸运主要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诗人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好运的设计师”。外界原因中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人的错误反而成就了那个人的运气。因为如果不借助别人的错误，一个人就不会那么快地飞黄腾达。“蛇不吃别的蛇，就不能变龙”。显而易见的美德会给人带来赞美，但那些隐而不显的美德却会给人带来好运。这需要某种特定的难以名状的自制力。西班牙人称之为“解脱力”，这个词略微能够表达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既然一个人的天性中没有什么障碍或乖戾之处，而他的精神的轮子就会随着幸运的轮子一同转动。因此，里维（他曾经用以下的言辞形容过凯图·，说他本人的体魄与精神是如此的巨大，无论他的出身如何，他大概都会给自己赢得很好的境遇的。）还注意到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因此，如果一个人目光敏锐、观察仔细的话，他一定会看见好运的。因为幸运虽然是盲目的，但并非对一切视而不见。幸运之路就像夜空中的银河，它是由无数颗小星星汇集而成，这些小星星分散开来时并不起眼，但聚集在一起时却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与此类似，只有许多微不足道和不引人注目的美德，或者不如说是类似的能力和习惯，这些东西才会给人们带来幸运。意大利人注意到了这些现象，而有的人却连想都不曾想到。比如，当意大利人说起一个做事或说话从不出错的人，必定在谈他的其他情况时，加上一句，这个人有几分傻气。当然，除了有一点儿傻气，而没有太多的老实气之外，再没有什么比这两种特性更为幸运的了。因此，极端爱国或忠君的人士从来与幸运无缘，而且他们也不会走运。因为一个人如果把他的思想放在己身以外的话，那么他所走的路就不是他自己的。突如其来的好运会造就一个实干家或躁动者（法国人说的更好，说他们是“好事者”或“喜动者”），但是久经考验的幸运却会造就栋梁之材。仅仅考虑到幸运的两个女儿一自信和声望，幸运也是应当值得称许和尊敬的。因为这两个都是幸运所产生的，前者在一个人自己的心中，后者是他留给别人的印象。所有的智者，为了避免他们的美德招致别人的嫉妒，都应该习惯于将这些归功于上帝或幸运。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享受这些美德了。而且，如果一个人受到神灵的庇护，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所以恺撒对惊涛骇浪中的船夫说：野放心，你的船上所载的是恺撒和他的幸运。”所以苏拉自称自己是有福的，而不说是伟大的。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凡那些过于将幸运归功于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的人结局都是不幸的。书上曾有记载，雅典人提摩西亚斯在向国家政府汇报政绩的时候，屡次中断他的报告而插上这样一句话院野这件事和幸运毫无关系。”后来，果然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交上好运。当然，世界上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的运气就像荷马的诗句一样，其流畅自如程度远远超过其他诗人的诗句。这就像普卢塔克将提摩里昂的运气与阿盖西劳斯或埃帕米农达斯的运气相比较一样。毫无疑问，事情之所以如此，多半还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性格。
论高利贷
许多人都曾经巧妙地骂过高利贷。他们说，人类应该向上帝贡献收人的十分之一，但是现在魔鬼却霸占了这一部分，真是一件可悲的事。还有人说，放债的人是安息日的最大的破坏者，因为他们的犁在安息日也不停歇。有的人说，放债的人是维吉尔所说的雄蜂。
“他们把那些雄蜂一那群懒虫，从蜂房中驱逐出去。”
又说放债的人把人类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的第一条法律破坏了。这条法律就是“你将汗流满面然后才得食”，而他们却是“借他人面上的汗而得食”。又说放债的人应该戴上黄褐色的帽子，因为他们变成犹太人了淤。还有人说，钱生钱是违背自然之道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只有一句话可以说，那就是，放债是“因为人的心肠太硬，上帝才允许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一定要借贷给别人，而且人的心肠如此的硬，肯定不会白白借给别人，那么就必须要准许放债。另外还有一些人，曾经关于银行及财产呈报和其他的办法作过多疑而巧妙的建议，但是关于放债这件事却很少说过什么有用的话。最好是把放债的利与弊一一列举在我们面前，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好地权衡利弊，并且能够慎重对待，这样当我们在迈向改良之途的时候，避免遇见比现在更坏的事情。
放债的弊端院第一，它使商人的数目减少。因为要是没有放债这样的懒人生意的话，金钱是不会静止不动的，这样一来，大部分的金钱就会用于商业方面，而商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第二，放债使商人变坏。因为，假如一个农民能够坐收暴利的话，他肯定不会好好经营土地；与此相似，假如一个商人靠高利贷谋生的话，他就不会好好做自己的生意。第三个弊端是上述两个弊端带来的，就是帝王或国家的税收减少，税收原本是应该随着商业的兴衰而涨落的。第四个弊端是放债把一个国家的财富都聚在少数人手中。因为放债人的钱来的最稳，而别的生意人来钱就没有这么稳，所以，到了游戏结束的时候，大多数的钱就会落人放债人的口袋。然而一个国家只有在财富分配得最为平均的时候，才是最繁荣昌盛的。第五个弊端是放债使得土地的价值大大降低，因为金钱的主要用途应该是做生意或购置田产，而放债却把这两条路都堵死了。第六个弊端是放债使一切工业、改良和新的发明都受到挫折和压抑，假如没有放债的阻挠，金钱就会在上述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作用。最后一个弊端是放债使许多人的财产受到蠹害，久而久之，就会造成社会的普遍贫困。
但是，放债也有有利的方面：第一，无论放债在某种情况之下曾经阻挠了商业的发展，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它却能够促进商业发展。毫无疑问，因为绝大多数的商业都掌握在年轻商人手中，但他们是靠着借有利息的债来经商的。如果放债的人把他的钱收回或者不放出去，马上就会引发商业上的大停滞。第二个益处是，要没有这样容易的用利息借债的办法，人们的需求将会使他们骤然遭受毁灭性打击，因为他们将不得不被迫而卖掉他们赖以为生的资产（无论是田产或货物），而且所卖的价格远远低于实价。所以，放债固然盘剥了这些人，但是如果没有他们所放的债的话，则险恶的市场会将他们整个儿吞噬。至于抵押或典当，那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人们不可能不收利息而收受抵押和典当，即便他们愿意这样做，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如何才能将那些资产没收。我记得，乡下有一位狠心的富翁，他曾经说过：野放债这种行为真是该死，它让我们没办法没收抵押的产业和债券。”第三，也是最后第一个益处，指望有不带利息的借贷，这真是一种痴心妄想。并且，如果借贷这件事受到限制的话，带来的不便之处将很多很多，简直不堪设想。因此，要废止放债这一行业纯属空话。这种生意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只不过是形式与利率各不相同罢了。所以这一类的意见只有送到乌托邦里。
现在来谈一谈如何改良并管理放债这个行业，怎样才能避免它的弊端，同时又能保留它的益处。从权衡利弊的角度来看，有两件事是应当加以调和的。一件是，放债人的牙齿应当磨得钝一点，以至于不会咬人咬得太厉害；另一件是，应当留一些途径，鼓励那些有钱的人放债给商人，这样商业才能够持续和快速地发展。除非建立两种高低不同的利率制，否则这件事是办不到的。因为，假如把放债业全部降到一个很低的利率上，这会让一般的借债者感到很宽慰，但商人就不容易借到钱了。并且有一点应该注意，商品贸易因为获利最丰厚，所以能够负担得起高利率，但其他的行业未必如此。
要达到上述两种目的，方法简述如下。要有两种利率：一种是自由而且面向一般公众；另一种应该是特许的，只有某些人，乃至某些商业地区才允许的。因此，第一，应当使一般的放债利率下调至百分之五，而且应当公开宣布，使之成为自由的通行的利率，不受国家的任何处罚。这样一来，借贷业就不会突然停止或者枯竭，也可以方便国内大量的借款人。并且，这种做法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田地的价格，因为以十六年分期付款而买来的地，一年之中可以产生百分之六或更高的利息，而这种放债的利率只有百分之五的利息。同样，这种办法还会鼓励并剌激工业和有益的改革，因为许多人更乐意投资于这些事业，而不甘心只收百分之五的利息，尤其是收惯了较高的利息的人更是如此。其次，应该允许一部分人用较高的利率放债给知名商人，只是必须做好如下的防范：这种利率，就那些商人而言，应该比他从前一直交付的利率较为低一些。因为这样，所有的借款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利益，无论是商人还是其他人。而且，银行和证券公司不可以放债，每一个放债的人务必是那金钱的主人。这并非是因为我不喜欢银行，而是因为他们有某种嫌疑，因而很难让一般人信任。放债人应该为获得国家的特许权缴纳一小笔税，除此之外的利益便应该全部归他们所有曰而且，这笔捐税的数目应该很小，这样才不会打击放债人的积极性。举例来说，那些以前收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九的利息的人，宁可降到百分之八也不肯放弃他的放债业，他们不会舍弃稳当的利益，而去冒险获得并不稳定的利益。不要限定这些持有许可证的放债者数目，但却要将他们的营业地点限制在某几个商业城市。这样他们就不会染指整个国家中其他人的钱财。持有可以放百分之九利率的许可证的放债人不会把那通行的百分之五利率的钱全部鲸吞。因为没有人肯把钱借到远处，或放在不相识的人的手里的。如果有人反对说，以前放债业只不过是在某些地方才许可的，如此一来就是使它变得合法化了。对此的回答是，公开承认放高利贷并竭力避免它的弊端总比默认其存在并让其四处为虐的好。
论青年与老年
假如一个人不曾浪费光阴的话，论年龄他也许很年轻，但论及历练却很老成了。但是这种情形毕竟很少见。一般来说，青年人就像最初的计划，往往不如三思之后那么明智。因为，在思想和年岁方面，都有少年与老年的区别。然而青年的创造力比老年人的更加活泼，而且想象力也比较容易涌人他们的脑海，仿佛是得之于神功的。大凡那些血气方刚且有着强烈欲望的人，做起事来总是欠火候，不到中年是不足以成事的，如久利亚斯·恺撒和塞普谛米亚斯·塞委拉斯。关于后者曾经有人说院野他曾度过一个充满错误一不，充满疯狂一的青春，”但是，他仍然不失为罗马皇帝中最能干的一位。生性平和持重的人则能在青年时代就把事情做得很好，例如奥古斯塔斯大帝，佛罗伦斯的大公考斯摩斯，加斯顿·德·福洼等。但在另一方面，到了老年，仍然能够葆有年青人的激情和活力，也能够成就一番伟业。青年人比较适合于发明而不是判断，比较适合于执行而不是谋划，比较适合于创新而不是守成。因为年长者的经验，在其范围以内，可以给予他们指导，但是在新生事物方面，却会欺骗他们。
青年人的错误会导致事情败坏，而老年人的错误充其量不过是，也许可以做得更多一点，或者是更早一点。青年人在执行或处理某事的时候，常常大包大揽，不管自己是否能够办得到，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急于求成，根本不顾虑使用什么手段和达到什么程度；偶尔碰到几条原理，便荒唐地推行起来；革新过于草率，必然会招致新的不便；一开始便采用极端的补救之策；并且将一切的错误都翻倍，还不肯承认或挽救错误，就像一匹训练不到位的马一样，既不肯停下来，也不肯回头。上了年纪的人总是有太多的反对意见，凡事商量得太久，而不肯冒一点儿险，后悔得也很快，很少把事情做得十分彻底。反之，如果取得一点平淡无奇的成功，他们就会自满自足。当然，最好能够把这两种人合二为一。这样一来，这种办法不但对目前好，而且对将来也好。对目前来说，这两种年龄的长处可以互相弥补他们的短处；对将来而言，在年老的人做事的时候，年青的人可以学习。并且，最后，在对外的事情上也很好，因为当局或掌权的人尊重老年人，而青年人更容易获得一般人的欢心。但是在道德方面也许青年人更胜一筹，而在人情世故方面，老年人则更有优势。有一位犹太经师曾经这样解释以下文本你们的年青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他说，青年人比老年人更加接近上帝，因为异象是一种比异梦更加清楚的神示。当然，世情如酒，越喝越能醉人。年岁增加的益处是理解力的增强，而不是意志与情感方面的美德的增益。有些人就年龄而言早熟，但这种优势会随着时间流失而消逝。这些人中的第一种是那些有小聪明的人，而这种聪明的机锋不久就变得非常迟钝，例如修辞学家赫冒简尼斯，他的着作非常精妙，但是后来他却变得愚不可及。第二种是那些具有某种气质，而这种气质比较适合青年人而不是老年人，如流畅而华丽的言辞，就是适合青年而不适合老年。所以土利论霍坦西亚斯道：野在过去的他巳经不适于他的年龄的时候，他还是依然故我。”第三种是一开始的起点过于宏伟，以至于在后来的年岁中难以为继。例如西辟奥·阿弗利坎努斯便是如此。关于他，里维曾说道：野他的晚年不及他的早年。”
论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