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选择
1917年北京的春节一派兴旺。在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下，包括中央公园在内的各公共场所都搭台举办了商品交易会。仿佛一夜之间，北京冒出了许多用竹竿和席子搭成的临时售货棚，出售古玩、照片、铜制器皿、木雕制品、金鱼、松花蛋、鸟笼等物品和装饰品；一些流动的杂技和马戏班子也来凑热闹，占据熙熙攘攘的大道旁就开始演出，大声嚷着“有钱的帮钱场，没钱的帮人场”。北京的艺术珍品展览入场费也比平常减半，各戏院都有专场演出，杨小楼、梅兰芳等人的演出票更是抢手……黎元洪担任总统的首个春节，因为各方面矛盾的缓和，的确让古老的帝都出现了短暂的祥和。
与北京的街头的情景一样，黎元洪政府中也出现了某种好转的迹象：1月12日，黎元洪邀梁启超、汤化龙、梁善济、蓝公武、徐佛苏、王家襄、吴景濂、王正廷、孙洪伊、谷锺秀、张耀曾等会商，盼国会早日完成宪法。同一天，众议院通过恢复地方自治案。这些，都像是新一届政府以法制建设促进社会进步与好转的信号。不过随之而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对于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分别拜访，又使得刚刚缓和的政治格局陷入新一轮紧张之中。芮恩施向中国传达的是，美国不仅已跟德国断交，而且相信中立国家会赞同美国政府采取这个抗议一种不能容忍的做法的行动，这一行动将有利于世界和平。虽然芮恩施的说法很含蓄，不过他显然是希望中国政府能与美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当然，美国跟德国断交，也意味着将很快向德国宣战并直接加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一方。
芮恩施去见黎元洪的时候，黎元洪正在总统府休息，他的脸上露出亲切期待的神情。当翻译郭泰祺翻译了芮恩施的告知之后，黎元洪很吃惊，他没有说什么，只是仔细地询问了芮恩施一些问题——当前的战况怎样？交战各方的力量对比如何？参战会有怎样的国力消耗？协约国在美国的援助下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吗？……黎元洪问得非常细致，看得出黎元洪对美国态度的怀疑以及自己的谨慎态度。最后黎元洪给芮恩施的说法是：“这种对中国国内形势造成深远影响的国际行动，我们必须予以仔细考虑。”从黎总统处离开之后，芮恩施又驱车前往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寓所，向段祺瑞同样告知。与黎元洪态度不一样的是，段祺瑞没有对此事表示出忧郁，相反表现出浓郁的兴趣去探讨局势转变带来的影响。
美国参战，对中国影响巨大。2月9日，中国政府很快对芮恩施的来访以某种回应——北京政府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一事，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这一事件，很快被众人看作一个讯号，总统府的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理循和《远东时报》编辑唐纳德等，都相应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政府参战的支持。一些民间人士也猜测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在此之前的袁世凯时代，就曾考虑过跻身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一边是由英、法、俄等组成的协约国，一边是由德、意、奥、土等组成的同盟国。袁世凯当政时期，参战的双方，尤其是协约国，曾强烈邀请中华民国参战。出于亲英美的一贯立场，袁世凯考虑过对德宣战，以收回被德国占领的青岛和胶东半岛。不过日本强烈作梗，反对中国参战，加上中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也不是太明朗，此事便耽搁下来。
与此同时，驻日本大使章宗祥从东洋传来消息，在获知美国将参战的情况下，日本外相本野多次向其表示，希望中国与德国断交并参战。日本首相寺内的亲信西原龟三特意赶到中国，承诺中国若参战，将答应借款等事宜。
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希望中国参战？尤其是日本，为什么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其中原因，当然是从自身利益考虑，除了得到这个东方古老帝国道义上的支持之外，美国和日本更实际的用意在于，欧战这个时候已陷入胶着，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筋疲力尽，转入了阵地战和消耗战，尤其需要大量劳动力来挖战壕、抬伤员、运送粮草辎重等。当地民工和劳力明显不够用。而中国，无疑能在这个关键时候，对协约国形成强大支援。如果人口众多的中国能参战，劳工输出将是源源不断的，肯定会对协约国确立优势产生重大影响。除此之外，日本的鼓动还有着另外的打算，意在以支持和鼓动中国参战为条件，与英法等国达成某种交换。
美国的加入以及日本的态度发生逆转，的确增加了中国参战的砝码。相比黎元洪的迟缓和犹豫，精明而果敢的段祺瑞显然从美国即将参战中感觉到了某种信息，觉得中国完全可以“渔翁得利”。在此期间，梁启超也积极向段祺瑞表达了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建议。梁启超在大战的最初阶段，是看好同盟国的，不过当好友张君劢从欧洲归来，向他传递战局的走势后，梁启超开始改变主意，考虑如何审时度势，让中国从欧战中获得更大利益。美国加入协约国作战之后，梁启超明白同盟国大势已去，便向段祺瑞强烈建议中国参战。
与梁启超持相同意见的当时还有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外交总长的代表伍朝枢等，国民党的副议长王正廷、时任大理院长的王宠惠博士，以及享有革命名望的钮永建将军等。段祺瑞一开始犹豫不决，主要是他对形势发展不太肯定。段祺瑞曾经在德国留学，对德国军事力量，一直顶礼膜拜。开战之际，段祺瑞甚至以为，以德奥的力量，会轻易获胜。随着时局的变化，段祺瑞逐渐改变自己的看法。梁启超关于参战的建议，正中段祺瑞下怀。
在段祺瑞看来，中国参战有诸多好处：一是可以使自己控制的政权摆脱国内政治斗争所受的掣肘；二是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三是通过参战中国将得到协约国方面财政上的支持。当然，参战对于段祺瑞来说，还有个个人的好处，就是能借参战之机壮大和加强自己控制的军事力量，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如果说不参战是一种保守的行为的话，那么，参战，更像是对时局采取一种主动出击的方式。
在与梁启超取得了参战的共识之后，段祺瑞信心满满地开始运作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参战为条件，获取英、美、法、日财力上的支持。当然，对各种反对之声的安抚和交代也很重要。参战呼声很高，反对参战的声音同样也很响亮，其中以孙中山、唐绍仪、马君武最为强烈。孙中山等人认为对德开战的唯一结局是内乱突起、内战爆发，甚至有可能导致中国灭亡。
以段祺瑞的执政经验，他当然知道共和之初，就某种重要事情达成共识，那将是一个登天过程。不过执着的段祺瑞仍希望由自己来完成这个史无前例的行动。3月初，段祺瑞和他的智囊团拿出了一个参战条件，即《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主要内容有：一、中国停付德、奥两国赔款，暂缓十年偿付协约国赔款；二、中国将进口关税增至百分之七点五，待厘金裁撤后，增至百分之十二点五；三、取消《辛丑条约》中关于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显然，段褀瑞已在打“参战牌”，为中国赢得利益。
内阁讨论之时，大部分阁员对于对德断交并不反对，只是对最重要的两方面表示了关心：一是协约国到底能提供多少经济援助；二是防止把中国的自然资源、军队、兵工厂或军舰置于外国控制之下。在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深层次沟通之后，芮恩施代表美国政府承诺：美国政府会采取措施拨出为了达到即刻需要的资金，并且采取步骤动用庚子赔款，目前至少可以把分期偿付的大部分赔款用于中国政府的目的。2月28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全体阁员谒见总统，说明对德外交方针，由绝交而宣战，再行加入协约。黎元洪主张先征国会同意，认为绝交宣战尚非其时。3月1日，一艘法国邮船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所载五百多中国劳工全部葬身鱼腹，这一悲惨事件，为中国与德国绝交，提供了十分正当的理由。3月4日，段祺瑞内阁通过了与德断交的决策。当日，段祺瑞率阁员到达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断交咨文上盖印。也许觉得太突然，黎元洪拒不同意。黎元洪还是一方面担心贸然加入会被别国他人利用，产生负面效应甚至恶果；另一方面，还担心北洋军队以之为借口扩充军力，壮大自己的力量。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段祺瑞一气之下宣布辞职并去了天津。教育总长范源濂也提出辞职。
段祺瑞出走后，黎元洪本想借机改组内阁，约请徐世昌、王士珍以及正好来北京磋商外交问题的副总统冯国璋一起商议。黎元洪想请老资格的徐世昌和王士珍分别出任总理和陆军总长，以替代段祺瑞。徐世昌和王士珍坚决拒绝。冯国璋也表态段祺瑞目前无可替代，自请赴天津劝段祺瑞复职。协约国公使频访外交部，对段祺瑞辞职表示关注。北洋系各省又相继打来电报，对黎元洪施压。在此情况下，黎元洪只好作出让步，请冯国璋赴津劝段复职，并商订复职条件：一、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总统不得加以反对；二、内阁拟定的命令，总统不得拒绝盖印；三、内阁训示各驻外使节、督军、省长，总统不得干预。经冯国璋天津一番调解之后，段祺瑞于3月6日返回北京，马不停蹄进行对德断交事宜——3月8日，国务院电令章宗祥与日本秘商中国参战条件：缓付庚款十年，增加关税百分之五，解除《辛丑条约》与所属文书中对于天津附近中国不得驻兵及使馆区、京津铁路之规定。日本内阁表示同意。3月9日，段祺瑞招待参众两院议员，说明对德绝交案。同时，段祺瑞密电各省及驻外公使，声称内阁对德外交方针，已获总统赞同，各省“切勿再生异议”。
3月10日、11日，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对德绝交案。3月14日，国务院公布与德国绝交令。外交总长伍廷芳照会德使辛慈，与德政府断绝现有外交关系。财政部通告各省及各部税务处，停付德款，暂存中国银行（协约国要求存外国银行）。国务院招驻德公使颜惠庆回国。
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战之事初战告捷，段祺瑞长吁一口气，不过，段祺瑞并没有放下心中压抑的大“石头”，他当然知道下一步的宣战之事还会更艰难。
督军们的算盘
1917年春天，就在中国各方势力为对德宣战纷争相左之时，列强们同样为中国的态度明争暗斗。美国由积极推进中国参战，转变为审慎的态度，对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前景，表现得异常关注。美国国务院照会中国，表明了对于内战危险的担忧，特别指出中国政治因素的稳定，比对德宣战更为重要。与美国的态度不一样，英国和法国却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对德宣战。至于德国，为阻止中国对德奥宣战，不惜采取各种秘密手段加以阻挠。有流言称德国在此期间秘密贿赂孙中山两百万马克，以支持孙中山主导的国民党国会议员反对中国参战。6月中旬，美国当局在北京逮捕了一位着名的传教士李佳白并把他驱逐到马尼拉，指控他为德国作宣传，阻挠中国对德宣战。李佳白在北京主持一份中文报纸，以此为阵地宣传中国对德宣战的不利因素。
虽然对德绝交通过，接下来的对德宣战却遭到了很大麻烦。国会在1916年8月复会后，表面上国民党派的议员仍占多数，实际上国民党已经涣散，形成了许多政治小团体，很难有统一主张。议员中有一些是南方国民党的卧底，还有些人则唯恐天下不乱，再加上一些利欲熏心的权贵之徒，个中复杂，一言难尽。虽然国会中梁启超等人强烈支持段祺瑞的主张，但很多人心思各异。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中国参战一事一时也没有进展。心急如焚的段祺瑞唯恐错失了最佳时机，想借助于最有权势的督军们向总统府和国会施压。段祺瑞知道，各省督军反对参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怕领兵远征欧洲。要使他们积极支持，必须解除其顾虑。段祺瑞决定召集各省督军来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向督军们解释参战的真正用心。
1917年4月中旬，即美国国会通过对德宣战几天后，段祺瑞电召各省督军来京开会。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福建督军李厚基、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等各省代表共二十余人来到北京。此前，段祺瑞特派靳云鹏专程赴南京请冯国璋出席，冯国璋不倾向宣战，也不愿与段冲突，称病推辞。各省督军们来京期间，最热闹的就是段祺瑞的府宅了。因为与段祺瑞有着师生或上下级旧关系，凡来京公办，很多督军会到段府拜访聊天。段祺瑞会一边跟张勋、倪嗣冲、张怀芝等人打麻将，一边商议着政治话题。有时候一开就是好几桌，彼此之间的输赢，也是很大的数目。以段祺瑞跟他们之间的水乳交融，当然知道这一帮督军们肚子里在想什么。这一次最先到北京的是安徽督军倪嗣冲，倪嗣冲是段祺瑞的亲家，也是安徽人，是那种具有愚蠢和精明双重性的“大炮”。一开始，“倪大炮”不知段祺瑞的态度，进京前曾在安徽报纸上发表言论，称对德宣战一定会亡国。到了天津后，看到梁启超主战言论，大骂梁启超是“亡国文妖”。等他知道段祺瑞的态度后，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一个坚决的主张派，大声疾呼：“对德宣战应无条件加入！并且越快越好！”
有关督军团这一次会议有一些“八卦”——由于各督军互不信任，每位督军身后都紧跟一个身强力壮的保镖，以防不测。4月26日，军事会议开幕，段祺瑞亲自主持首次会议，参谋总长王士珍、海军总长程璧光、训练总监张绍曾参加了会议。段祺瑞就中国参战计划向督军们作了说明，强调中国宣战并不需要出兵欧洲，只是摆出战争的姿态，从而在这场已能判断出结果的战争中取得好处，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段祺瑞一番说明，让督军们颇为心动。会议还就内阁对德外交方针进行了表决，出席会议二十五人，赞成者十七人，依从多数者七人。段祺瑞的外交方针在各省中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