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就职
1916年6月7日上午，两面五色旗在北京东厂胡同黎元洪宅第门口飘扬。虽然已是民国，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的标志，其含意并不为人们广泛知晓。很多人看来，五色顺理成章应该是朝廷社稷坛中的颜色：南红、西白、北黑、东青、中黄——那是华夏土地的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很少人知道五色旗的五色别有深意：它不再表明帝王对国家的私人占有，而是代表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成为“五族共和”之象征。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有人曾劝他下令将清皇室迁出紫禁城，移到热河或者奉天去。袁世凯担心此举对清廷压力过大，导致激烈矛盾冲突，拒绝此建议，只是将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办公地址，选在了紫禁城旁边的中南海，并在临长安街的一侧开了个口，做了一个大门，取名为新华门。这样，进入到中南海大总统府，就避开了紫禁城旁的西苑门，从新华门直接进入。黎元洪继任总统的仪式，因在袁世凯服丧期间，简朴低调，没有安排在中南海大总统府，而是选择了黎元洪东厂胡同的住宅。这一所大宅，是黎元洪1915年下半年以“大德堂”的名义，花了两万银两购置的私人家产。房屋面积很大，有数百间，几乎占去了东厂胡同大部分面积。
如果不是那一天胡同两端突然停有十数辆汽车马车，风平浪静的古旧胡同还真看不出什么迹象，一切跟以往一样。十点十分，简单的就职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声中，黎元洪身着军服，众星拱月般出现在黎府客厅内，左右两旁是段祺瑞及内阁阁员。黎元洪先向左右鞠躬示意，段祺瑞及各部长也鞠躬还礼，然后，黎发表就职宣言，表达维护共和国体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望，宣誓说：“自惟德薄，良用竞竞，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关于黎元洪的上台，有种说法是——袁世凯刚刚去世，一向对黎元洪远而敬之的总理段祺瑞，在总统府秘书长兼教育总长张国淦的陪同下去黎府告知。一路上段总理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张国淦如坠五里雾中，摸不清总理的意图。到了东厂胡同黎宅，张国淦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地喘着气回报段祺瑞说：“总统过去了。”在此之后，主人坐在长方形楠木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祺瑞忽然起立，向黎元洪三鞠躬，黎亦欠身答礼。礼毕，二人仍归原座。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这一段带有漫画意味的说法来自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作为孙中山友人的后代，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的诸多情节，带有某种立场。丁中江说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见面情景，是因为段祺瑞发自内心看不起黎，毕竟他的资格比黎元洪老许多。如今袁世凯一死，却要奉黎元洪为老大。只是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北洋一系内又各怀鬼胎，段祺瑞只好暂奉黎元洪为总统，也因此，出现了这一番见面时的不愉快。
丁中江所描述的这一次黎段见面，应该是6日的情景。后来，张国淦本人曾在《北洋述闻》一书中叙述道：“6日上午五点，段祺瑞拉了我要我和他一齐到东厂胡同黎副总统府去，并叫差官给副总统府打了一个电话，即一同上车。在车里我问段：‘袁总统死了，应当依照约法请副总统继位。’段并不清楚新旧约法的问题，只答复说：‘我们去就是请副总统出来担任。’到东厂胡同，黎的副官唐仲寅已经在大门等候招待，唐在往里走的路上问我来意，我说：‘段总理是来请副总统担任大总统的，你快先进去告诉副总统稍作准备。’我们走进黎的办公室（东花厅）见到黎元洪，段向黎鞠躬后，黎坐在一个长桌的西首，我和段坐在南北靠近两头，黎、段相对而视，都不说话。我当时想：黎应该问袁总统故去的情况，段应该说请副总统出来担任大总统等话。平时段是拙于言词的，在有什么事情时，常常是先向我们商量到那里应该怎么说，或者旁人替他说，但现在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话了，而我在当时对这样重大的问题又不便替他说，这样足足坐了半个多钟头没说一句话。忽然段站了起来和黎握了手，然后向我说：‘潜若，你今天不要到国务院去，黎总统这里没有人，你就在这里帮忙吧！’说完后，他点了点头就走了。大总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请出来的。”
在此之后的黎元洪就任总统的布告，埋下了之后黎元洪下台的伏笔——张国淦在总统府替黎元洪拟继任总统的布告，第一句是“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就任”两字，是根据旧约法而写的。布告写就后，张国淦即亲送府学胡同由段祺瑞过目，段祺瑞也没有提出异议，即署名盖印然后登报，并电告全国。不过在国务院所拟的故大总统令却根据了新约法，其中详细说明：“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由于“就任”和“代行”两个字的不同，后来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也为黎元洪后来的下台和任期问题制造了隐患。
实事求是地说，黎元洪成功继任总统并非由于段祺瑞的谦让，而是因为当时情形下政治的走势。黎元洪的上台，除了《中华民国约法》的规定，也是当时社会方方面面所能接受的最稳妥方式。张国淦后来在《北洋述闻》中引用了《日本外交文书》中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六月六日上午十时半，日、英、法、俄、比、意六国公使于日使馆密议，研究袁世凯死后，对华应采取的措置（会议期间各国公使得到了袁世凯死的消息）。午后一时，六国公使见到段祺瑞，英使代表询问袁死后谁继任总统，段回答：“根据约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当然应由黎副总统继任。”这一个《约法》指的是袁世凯时代的《中华民国约法》，也即“新约法”。英使代表六国对黎继任表示满意，并声明对黎将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六月七日日本外务省急电驻华公使日置益，令其速向黎元洪转达如下意见：希望他在今后对内对外方针上，“努力融合统一国内各党各派分子，对南方主张予以慎重考虑，以达成妥协，根除全国动乱之祸根，为实行国内和平而努力。但目前当务之急，首在不要重复袁世凯时代日中两国间的种种龃龉和矛盾……日本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将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二册，页131-132、136）这一段话，表明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坚定的态度。可以看出，黎元洪的上台，除了是遵循“新约法”外，国外势力的一致支持，也是其最终成为总统的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的态度。不管内心真实想法如何，对于黎元洪的上台，段祺瑞一直表现出坚定的支持。张国淦在《北洋述闻》中同样谈到，据徐世昌后来跟他说：袁世凯死的时候，身边只有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段芝贵、袁克定等一批北洋系老人。袁世凯死后，徐世昌与段祺瑞提出谁来担任总统的问题，徐世昌先表示，“最好是请黎总统出来，他的声望在对南北的统一等问题上，做总统比较合适”。不过徐世昌继而一想，这问题由负责的段总理表示意见才好，因此又向段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应该怎么办，还是看总理的意见。”这话说过后，段祺瑞停了约有两三分钟后说：“相国这样说，就这样办吧！”徐世昌因此认为：“决定这样大的事，他考虑两三分钟，也是应该的。”《申报》在《黎元洪就任纪》中也描述道，实际上袁世凯去世前一天晚上，段祺瑞就前往黎元洪住宅，请他“依据约法，出任重寄，维持大局”。段祺瑞明白，只有黎元洪，才是各派包括南方在内能够接受的人选。6日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又两次来到黎元洪府。这一行为本身，意味着对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认可。
段祺瑞坚定不移的态度，对势单力薄的黎元洪顺利接任总统起着积极作用。尽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于副总统的继任有着明确规定，但那些手握重兵的军人并不习惯服从文字，在北洋军人不满的情绪下，随时存在颠覆的可能性。张国淦描述道：当天晚上，唐仲寅屡次进来和黎耳语，我觉得情绪有些不对，到九点钟黎告诉我说：“听说外面情形很不好，你给段总理打个电话问问。”我便去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我要找段总理说话，接电话的人说：那里人挤满了，他没法到段的办公室去，这样几次都没能和段说话。最后黎说：“电话既然打不通，请你到段处去一趟吧！”我即坐车到府学胡同，看到段宅门外车辆一直排到胡同口到大街，后来的都在口外下车走进去。我一进门便看见到处都挤满了穿着军服、挂着军刀、戴着白鹅毛制帽的军人，他们都是反对黎元洪做大总统要求段祺瑞拥戴徐世昌出来的。我拥挤到电话室后，刚才接我电话的人还在那里，他说：“实在挤不进去，您如果一定要去的话，从厕所那边绕过去或许可以。”我绕了过去，几度找人才把段请出来，段也是全副武装，样子很急，一见我就问：“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我告诉他：“黎总统听到外边一些事情，让我来问问。”段说：“我既然请副总统出来，这就是我的事了，他不要管，如果他怕的话，就请他来管吧！”说完后就急忙回头进去了。当晚黎留我在那里和他在东花厅相对坐了一夜，隔二十分钟就给段宅打电话。后据接电话的人说，经段向这些军人解释，约到夜里三点钟左右，这些军人才逐渐散去。黎听了这话也才放心。
张国淦所叙述的差点兵变一事，应该是真实的。如果不是段祺瑞态度坚决地坚持《约法》，结果如何还真难说。段祺瑞表现出对新约法的尊重，似可看作对共和制的信心，也可看作他对于局势不明朗的谋略。当然，就段祺瑞和黎元洪的真实关系而言，北洋出身且刚愎自用的段祺瑞对黎元洪有些瞧不上。毕竟，黎元洪无论是资历还是个人能力，都不能让段祺瑞信服，也因此，段祺瑞在此后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对于黎元洪的不屑实属正常。段祺瑞从来就不是八面玲珑之人，他比黎元洪更真实更性情，也更直截了当。
黎元洪其人
有人曾以“三无”——无智、无能、无为来比喻黎元洪的一生，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黎元洪。这个“好好先生”表面上平庸平和，其实骨子里也有着广阔的内心世界，有着很强大的坚持。中国社会一直不乏黎元洪这种人，忠厚和精明并存，糊涂与清醒共在。很难说这样的状态是一种平庸，还是一种智慧。
黎元洪之所以得到袁世凯在内很多人的首肯和认同，除了是维持北洋系和义军之间的平衡外，重要的正是黎元洪的“德”——也就是他一以贯之温良恭俭让的性情。1911年武昌首义时，四十七岁的黎元洪只是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也非首义的领导人，却出乎意料地成了湖北军政府首脑。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当时起义新军群龙无首，只好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拽了出来，用枪逼着他当了义军领袖。这种说法有贬损意味，其实黎元洪首义后的当选是众望所归——他一直是汉军名将，深得张之洞欣赏和提携，在士兵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起义后黎元洪被推为都督，推手是当时的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汤化龙以形势一发千钧、时机不再，力劝黎元洪上任，并答应自任湖北民政总长同担艰苦，说服了黎元洪走向革命。在此之前，黎元洪还曾三次赴日本进行军事考察。有一种说法是，德、法军事观察家来汉考察张之洞的练兵情况，黎元洪曾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之交流，得到洋人们的交口称赞。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曾在采访黎元洪后如此写道：“黎元洪将军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用英语跟我谈话……他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这是一般军人所无法企及的。”这个说法来自ChinasRevolution：19111912（伦敦，1912），中译为《中国革命记：1911-1912》。当时的黎元洪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吗？很难找到其他佐证。黎元洪的加入，确实使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减弱，不过正是这种减弱，使得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更多支持。正是由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军政官僚出面号召，左中右各色人等都能在这里找到可以接受的理由——保守如康有为、梁启超觉得黎元洪、汤化龙代表了中国一种稳健的政治力量；激进如正宗的革命党人谭人凤、居正也认为黎元洪或许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政治领袖。
从此之后，黎元洪与革命和共和捆绑在一起了，虽然是“逼上梁山”，不过上了“梁山”的黎元洪也跟宋江一样，觉悟得很快，立场也越来越坚定。1911年10月13日，黎元洪向湖北军政府中的革命党表示，从此之后，愿意与各位同生死共患难，不计成功利钝，不计艰难险阻。在给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黎元洪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这一封热血澎湃的信件，说明了黎元洪置之死地后的大义凛然。毕竟，以中华男儿的铁血热情，黎元洪当然想恢复汉族江山。在此之后，黎元洪表现不错，他带领义军力敌清军，一度打了个难解难分，只是后来将指挥权交给革命党派来的黄兴后，义军才开始节节败退。与此同时，黎元洪还表现出政治上的某种智慧，有一种确定的说法是：在袁世凯的北方力量和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军举行和谈之际，黎元洪曾写了一封信，劝袁世凯抓紧时间称帝，对满清取而代之。黎元洪强调的是，如果李鸿章在1900年纷乱之下抓紧机遇称帝，那么中国的走向就不一样了。南北和谈取得进展之后，黎元洪作为“第三方”势力，被推举去北京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在毫无权力基础的情况下，黎元洪居然把副总统做得有模有样，真可谓“吕端大事不糊涂”。在此之后，黎元洪似乎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甚至在袁世凯谋求改变共和政体的时候，采取的也是一种谨慎的合作态度，决不在原则问题上表态。尽管黎元洪与袁世凯有亲家关系，他的女儿嫁给了袁世凯第九个儿子。以黎元洪的政治智慧和直觉，当然能嗅出袁世凯周围的危险。他明白的是，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任何轻举妄动，都是一种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