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这个选择。这一幕是非常戏剧性的，儿子和女儿，你只能留一个，一个必须去死。这是一个残酷无比的选择。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能不会碰到这样的事。有些地方生活困难，养不活两个小孩，结果把其中的一个送人，这样的事倒是有，但送人和死是两回事。这样的选择是揪心的，这样的行为必定会给人心留下影响，这个影响会比那个瞬间的选择更令人心痛，更折磨人。
苏菲的选择的后果是：从此后在苏菲的内心深处，她认为自己不配再拥有爱情、家庭和孩子，最后，她选择了死亡。相信看过这部书的人，没有人会觉得苏菲该受到谴责，受谴责的应该是纳粹。大家都希望苏菲能开始新的生活，然而恐惧、自责压倒了她，能从集中营里活过来的苏菲，没能战胜自己，她听从了死亡的召唤。
于是我们看到叙事艺术的力量所在，它比现实生活走得更远，它的经验更锐利，更集中，它有时候像一把匕首，刺入我们的感观世界，让我们双眼噙泪。我们没有碰到苏菲一样的困境，我们不需要在两个孩子中选择一个，但我们却对和苏菲的经历感同身受。所以，小说总是拓展着我们的感觉世界，小说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器官，通过这个器官，我们体验到更深邃的人生经验。
总之，小说是心智的巨大的游乐场。我们在小说这种艺术中，创造出人的可能性。人既是我们习见的那个平庸的人，也是有着人类特有的生生不息的激情和梦想的人。就像大地上本无金字塔，法老建造了金字塔；本没有长城，秦始皇修筑了长城。金字塔和长城，那都是人类想象力和梦想的产物，人比表面来得更为复杂。我们小说就是要展示这种可能性和复杂性。
因此，小说家要处理的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是关于人的想象。那么，我们在小说里如何想象人，如何处理人物呢？我这里想谈一谈个人真理和道德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家最擅长的领域。
道德问题大家总是会有兴趣的。这个问题同我们每个人关系密切。我们从托尔斯泰说起。托尔斯泰是有道德激情的作家，特别是晚年，他基本上是一个圣徒，他替农民补鞋子，帮佃农收割，他不要自己的版税，想放弃全部着作的版权，憎恨自己有这么多私有财产，要把这些财产送给农民，当然他夫人索菲娅不同意，还因为这事和托尔斯泰吵架。这样一个有道德激情的作家，当他写小说时，他是听命于他的道德律令还是尊重人物，尊重人性，尊重人的选择？
《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根据一则社会新闻写的。说一个有外遇的女人，由于种种原因，卧轨自杀。这个女人就是安娜的原型。最初托的想法是把安娜写成一个道德败坏的角色，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作家的想法慢慢变了。大家知道这部小说托写了很长时间，他五易其稿。在这个过程中，安娜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蓬勃的以情感为出发点的敢恨敢爱的女子，她的生命在小说里变得非常灿烂。这个过程中，托放弃了原有的道德评判。
现在我们去看这部小说，我们会感到非常疑惑。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不到十分憎恶的人，小说中的人物就像我们生活中的朋友。我们对生活中的朋友，即使他有缺点，即使他乱搞男女关系，即使他嫖娼，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同他绝交，最多摇摇头，笑他“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而已。里面的奥勃朗斯基是这样，安娜的丈夫卡列宁是这样，甚至渥伦斯基也是这样。这些人物你很难去判别他的对或错，他的道德或不道德，总之非常复杂。
所以，小说它擅长的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个人真理问题。“个人真理”这个词是李敬泽先生发明的，我觉得非常好，我想不出更好的词，所以在此借用一下。何为“个人真理”？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看法，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比如我，觉得写作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可以凭一张纸，一支笔，现在是一台电脑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还可以因此获取名声。这是我的个人真理，但不是普遍真理，因为在另一个人那里，我的写作会变得毫无意义。比如在一个商人那里，他会觉得我这样，关起门来自己同自己玩，生活是多么枯燥，像一个苦行僧一样。这个商人也有他的个人真理，他觉得赚钱，娱乐，声色犬马，是多么快活，多么有意思。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都有他个人的性情在那里，有着他独特的喜好和价值观。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个人真理，都活在自己的个人真理里。
本人曾写过一个短篇叫《小卖店》。这个小说写了一个小姐和良家妇女构成紧张的友谊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个人真理冲突的故事。小姐要生存，她会自然形成一套生存的真理，或者说她安身立命的价值立场，这个真理就是男人越喜欢她，回头客越多，她就越有成就感。在小姐和良家妇女交往过程中，良家妇女出于一种道德感，出于善良的天性，她想帮助这位小姐于“水火”之中。于是这位小姐不高兴了，她感受到良家妇女好心中的歧视，而良家妇女在小姐的攻击面前也是不堪一击。
《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里面，托尔斯泰充分地写出了每一个人的个人真理。因为个人真理，道德那种普遍性判断就被悬置起来，所以，每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你很难去说清人物所做的事是好或坏。
在我们中国传统小说里面，却处处充满了道德判断，这是让人特别不舒服的地方。比如《水浒》里，潘金莲的故事就是一个淫妇的故事。在中国，偷情的故事不会写得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美，那样复杂。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般喜欢祭起道德大旗，对这种失贞行为决不容忍。在我们国家，道德律一直放在最高的阶位上，而在西方，生命和爱总是放在最高的阶位上。我们进入历史的人物，基本上是所谓的道德楷模，像海瑞、张苍水等人。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也是非常可疑的传统。我们看古代那些所谓的艳情小说，写得特别淫秽，但作者一定要在开篇作道德劝谕，非常可笑，非常矛盾。如果这么去写小说，那肯定不会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好小说。
有一部小说非常了不起，这部小说就是我们大家熟悉和热爱的《红楼梦》。在《红楼梦》里，道德被悬置起来，作家完全尊重个人真理。《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如果我们用通常的道德尺度去度量，宝玉简直是个流氓，有那么多女人，还搞同性恋，但曹雪芹显然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在大观园里演绎出的在生命虚无感笼罩下的这出无比华美与丰盈的人生戏剧，非常奇妙，他把那种无聊的腐朽的生活写得天真烂漫。我想作家显然在指出人生苦短的时候，给予我们的人生一种肯定性力量，一种天真力量，也就是用天真去对抗生命的虚无。
《红楼梦》里的其他人物，像王熙凤、贾母这样的人物，有时候简直凶狠，但你很难去讨厌她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作家尊重这些人物的个人真理。在个人真理的范围内，她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其逻辑在，并且站在她们的立场上说她们这样做是最好的。这就像我们看待我们自己，我们肯定不是道德家，只是一个凡人，有很多缺点，但我们总是能原谅我们自己身上的种种缺点，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个人真理，如果我们每天拿那些大而无当的道德去检点自己，我们非得发疯不可。
这不是说小说家对道德问题不感兴趣，小说家喜欢道德事件，这些事件总是会考验人性的，像偷情啊，婚外恋啊，这种不太正常的男女关系，小说家都会比较喜欢，因为这里面有戏剧性。你想啊，如果你的行为违反普遍的道德，总是一种非常态下的行为，这种行为在那个强大的“正常”背景下，会变形的，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出来。
所以小说家对道德事件的敏感不是道德本身，而是道德之下的人。有一部小说叫《丑闻笔记》，小说讲的是一个道德事件，一个有家庭的漂亮的女教师和一个中学生——十六岁——发生了性关系。这个关系最终被孩子的父母发现，于是事情闹大了，女教师有可能判罪入狱，媒体对这种桃色新闻向来是非常感兴趣的，连篇累牍。女教师家门口被媒体包围。
但小说不是直接去写女教师和男生的性关系，小说有一个刁钻的角度，是通过一个非常寂寞的老太太，她是女教师的同事，快退休了，没有成家。这个老太太和年轻女教师产生了友谊。老太太非常关心这个年轻女教师。因为寂寞，这种关心有侵略性。怎么说呢？大家一定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可能碰到类似的关系，你交了一个朋友，这个人没太多朋友，他会对你特别好，这种好，甚至有一种占有欲在里面，也就是说，他会对你和别的朋友玩产生嫉妒心理。这种心理当然不是太正常。现在，这个老处女就是这样，对年轻女教师很好，因为这种好，她介入到年轻女教师的私人生活中。而在这介入中，道德一直是老处女的一面大旗，因为这面大旗，老处女的介入有了正当性，实际上，这旗帜下有着她个人的欲望。这个桃色事件就是通过这个老处女的眼光来写的。
这是非常好的角度。本来，如果去写那个桃色新闻，你基本上写不出什么新意来，只不过是一个社会新闻而已，而这样的新闻一年不知要发生多少次。现在，这个老处女介入了，于是这个道德事件成为一个人性事件，成为一部关于人的寂寞及其控制欲的小说，它的主题完全是另外一番气象，变得非常有意思，有新意了。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道德的侵略性。我们看到道德的热情如何超越生活的边界，侵入到另一个人的私人生活里面。道德这种公共性的原则，对私人生活的领地的侵占是经常性的。
有一部电影叫《十戒》，是波兰的斯奇洛夫斯基的电影，他是个世界级的大导演，我蛮喜欢他的电影的。《十戒》中有一个故事，女儿爱上父亲的故事。女儿和父亲住在一个单元里，母亲已死。女儿对父亲的爱不是女儿式的，而是女人式的。女儿的种种天真作为中有着性的意味。做父亲的当然要回避这种情感，女儿非常痛苦。现在我们来看这种痛苦，这种痛苦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前面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上帝创造人，但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人心性，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喜好，这种喜好其实是很难去规范的，比如有人是同性恋，有人还是双性恋，这个真是很难自己去选择的。现在，那个女儿喜欢上了父亲，也是不由自主，因为她觉得她的灵魂和他契合，所谓爱，就是一种个人心性的相互吸引、喜悦和理解吧。抛开其伦理的父女关系，对这个女孩来说，那个叫父亲的男人，就是她爱的对象。这种爱对个人来说是真实的，这种爱产生的喜悦和痛苦同我们通常所谓的正常的爱是一样的。但因为那个伦理的存在，这种爱变得更为痛苦和不易。这个故事最后，父亲走了，女儿翻出母亲留下的一张遗言，母亲想告诉女儿，她不是这个叫父亲的男人生的。但在关键的地方，那个关键的词语已经被撕掉了。我们作为观众，都希望他们不是父女关系，可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们只好仰天叹息。从这部电影里，我们可以发现，小说家不关心表面的东西，比如道德，它是破冰而入，进入到人的内心的深处，人的艰难选择，人的痛苦和无以解脱的困境。
所以，不要指望小说家成为一个道德家。相反，小说家因为对人尊重，对个人真理的理解，而常常遏制不住地对道德家嘲笑一番。总是这样的，在小说里面，那些最面目可疑的人物，往往同道德有关系，是所谓道德的维护者，道德的管理者，小说家在他的小说里会极尽挖苦之能事。所以，在小说里面，那些教会的牧师或主教或僧侣往往是一些负面形象，这些道德人士往往同偷情之事联系在一起，这是很有意思的。
这里指的“道德”，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可以引申到我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我们的公共想象，我们既定的历史叙事等等领域。比如，我们一说起恐怖分子，脑子里一定会出现一个凶神恶煞的形象，一个不可理喻的反人类形象。这是我们普遍接受的观念。但小说家总是要质疑这种看似正确的观念。有一部电影叫《天堂此时》，故事讲述了巴勒斯坦两个自杀式爆炸者的故事。我们通常把这样的人叫恐怖分子。但小说总是要穿越意识形态，呈现人的真实境遇。当我们接近人的境遇时，我们的判断会变得复杂起来。本片颇有信服力地讲述了萨伊德——本片的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他的爱、尊严和梦想，我们发现作为人的根本价值在他身上都有。他的父亲曾经因叛国罪被巴勒斯坦某组织判处死刑，对萨伊德来说这是他身上一个耻辱的标记，他必须清除这一标记，因此，他加入了该组织，并用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清白，也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重获尊严。当我们跟随萨伊德，踏上他的牺牲之路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同情心都落在萨伊德这一边，即使他最后炸死了一车以色列的军人和平民。这就是叙事艺术的力量所在，它总是挑战我们既定的观念和逻辑，让那个看似无比正确的意识形态变得可疑起来。
我们对历史的叙事中就存在这种公共想象，存在这种看似正确的观念。比如，我们对“文革”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建立在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右派文学”等一系列的叙事基础上的，久而久之，这样的叙述就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成了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正确”。但我多次说过，小说家不对“历史正确”或“政治正确”负责，小说家的立场只能是人的立场，小说家永远站在人这一边，并通过对个人真理的发掘去动摇诸如道德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公共观念。小说家要写出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血泪和欢欣，写出每一个个体在历史和现实中不一样的面貌，这是小说的根本职责。
谢谢各位。
同学：艾伟老师您好，在刚才的讲座中，你一直在强调，小说一定要尊重个人的道德，个人的伦理。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当他完全顺从个人伦理的时候，他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悖论，小说因此远离了善恶和是非，从而变成一种欲望化的杰作。如果作品没有了一种超越性，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还需要一种公共的道德或者是适合人类普遍性的道德？如果需要的话，那么这两种道德如何和平相处呢？怎么处理这两种道德呢？
艾伟：毫无疑问，一个作家他肯定有他的社会承担和道德判断。道德其实每时每刻都润物细无声地作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甚至已内化成我们的一种本能，我们还没来得及思考，道德律已降临在我们的意识中，规约着我们的行为。但即使这样，我们每个人的道德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某一行为是不道德的，有人恰恰认为那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这种不一样，才是人参差多样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