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你是日本人吗？”
“不，我是中国人。”李松说。他看到这个女人的眼睛也是黑色的。
“我可不可以抽你一根三五牌的香烟？”头发又黑又长的女人说。
“好的，没问题。”李松打开三五牌香烟的硬纸盒，递给她。李松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是那种流落街头的落魄女子。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荣幸请你坐下来喝一杯咖啡，我有好几天没有和人说过话了。”
“好吧。”那女人坐了下来，显得慵懒，眼睛都没看李松。她沉醉在香烟的感觉里。她深深吸了一口，屏住气，微闭着眼睛，像是捕捉什么感觉，然后把烟轻轻地优雅地吐了出来。
“刚才我在你的桌子旁边走过来走过去，走了三次了。我一直被你的三五牌香烟所吸引。”她说。
“你身边没带香烟吗？”李松问。
“不，我带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L&M牌香烟放在桌上，“有很多年的时间，我只抽三五牌香烟一个牌子，可是从去年开始，我再也搞不到这种香烟了。”
“是的，我看到这里买不到三五牌香烟。我的香烟是从布拉格带来的。”
“是的，这里买不到，其实以前也是买不到的。我可以再抽一根吗？”
“当然可以。”
“你知道，我是在英国读书时开始抽三五香烟的，后来我就一直抽这个牌子。我说过，这个牌子这里一直买不到的。阿尔巴尼亚有很长时间，市场上供应的都是东欧或者本国生产的东西。只有我们这些人能搞到西方的东西：香烟、威士忌、名牌服装、香水。”
“那看来你有点来历。”李松问。
“我的父亲是以前政府的Parliament（议会）主席，是国家重要领导人。”她说，她的眼睛被燃烧的烟头映得发亮。
议会主席？李松一想，阿尔巴尼亚议会相当于中国的人大常委会。那么她父亲的职位相当于朱德委员长，她就相当于朱德的女儿。李松一惊，屁股收紧了，腰板也挺直了些，遇见身份高的人他就会流露出恭敬来。
“我的父亲是有名的法托茨·皮察。他是恩维尔·霍查的战友，是最早的革命者，一个老游击队员。他已经死了五年了，他的老家有一座他的巨大的铜像纪念碑。”她说着。李松看着她的脸，觉得她不像是欧洲人，更像是小亚细亚人。除了她的头发又密又黑，她的眼睛也又大又黑，而且眼眶上有浓浓的黑圈儿。她的脸上已有皱纹，但是遮掩不住她神情中透露出的贵气，她无疑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公主。
她的名字叫阿达·皮察。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丈夫是个医生。她现在没工作，但是她有药剂师执照。以前她在英国学的就是药剂师专业。她说过去她的父亲让她学药剂师她还不愿意，觉得自己不可能去干这些具体的事情。现在才知父亲是对的。在父亲的政党失去所有的权势之后，她已沦为平民。现在她因为有药剂师执照，才有希望找到一个谋生的职业。她正在学习做一个平民。
“阿达，我只是为了追讨一笔债务来到了这里，可我发现那个欠我钱的人是一个狐狸，我根本无法找到他。本来今天我就离开这里回布拉格，旅馆的账都已结好了，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走。”李松说。
“是啊，你没有走，所以还坐在这里喝咖啡。”阿达说。
“你这样说像是在谈论哲学问题。”李松说，“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没有走。而且现在，坐在这里，看着夜色里有那么多的人心情愉快地走来走去，我可能明天还不会走。”
“你在布拉格做什么事情呢？”阿达说。
“我在那里做一点小生意。”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做生意呢？”
“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有啊，这里现在什么东西都缺，什么都要进口。你可以进口药品吗？”
“可以啊。什么药品我都可以做。”
“我不会做生意。可是我有很多朋友在医院、在卫生部，他们会帮助你的。”阿达情绪高涨地说着。
因为遇见了阿达，李松留在了阿尔巴尼亚。阿达带他到了卫生部，到了中心药检管理局，见到了很多人，其中包括迪米特里·杨科。不久后，李松注册了药品进口公司。就这样，他在阿尔巴尼亚一晃就过了三年了。
上午，伊丽达打电话到旅馆。看门人把李松喊起来到楼下接电话。伊丽达说杨科昨夜突然中风了，今天半身瘫痪，已经住到了医院。李松对这个消息倒不特别意外，因为他知道杨科的高血压的毛病已经很重了。他开车去了吉诺卡斯特医院，看见了杨科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身上吊着好几瓶输液。杨科看见了李松，眼睛眨了一下，看得出他的神志还很清醒。
李松坐在他的身边，看到他的曾经像是西瓜一样油亮的大脑袋现在皱了皮了，像是脱了水似的，一下子成了真正的老人。但是李松从他的眨巴着的眼睛看出，杨科的心情还似乎很不错，甚至还带着一种魔术师一样的快乐。李松向他做了个喝酒的手势，他看到杨科的一只眼睛里出现了赞许的光辉。
“杨科，来点伏特卡？”李松说。
杨科轻轻摇摇头。
“来点威士忌？”
杨科还是摇摇头。
“康涅克XO怎么样？”李松说。
杨科不动了，看得出他的眼睛在微笑。李松心里想：这个家伙总是爱喝这种最贵的酒，只要不是他自己掏钱。他第一次在阿达的牵线下和他在酒吧见面时，他一连喝了五杯康涅克。
“他就是喜欢喝一点酒。他就是因为爱喝酒才会得高血压。”伊丽达对李松说。
“杨科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是一个最具人生真理的喝酒笑话。他说以前有两个喝酒的朋友，一个为了省钱把酒戒掉了。过了五年两个人碰到了，戒了酒的朋友买了自行车，喝酒的那个什么也没有。又过了五年，戒了酒的那个骑上了摩托车，喝酒的那个还是醉醺醺的什么也没有。十年过去他们再次相逢，喝酒的那个开起了汽车，戒了酒的那个还是骑摩托。他问喝酒的你哪来的钱买汽车啊？喝酒的说我把这十年喝掉的空酒瓶卖了，换了一台汽车。”
在听到最后一句话时，伊丽达笑了起来。她说很奇怪，杨科是她大学里的老师，又是在检验局的领导，从来没有和她讲过这故事。
“伊丽达，你还记得我那次去检验中心找杨科，你给我指路的事吗？”李松想起了那天在环形走廊里转来转去找不到杨科，突然见到了伊丽达时那种惊艳的感觉。
“是啊，记得。可我不知道我给你指了路，后来我会成为你的药剂师的。”伊丽达说。
“是啊，伊丽达，你永远是我亲爱的药剂师。”李松在心里说，感到亲切无比。但他嘴里还在争辩：“你不是我的药剂师，你是我唯一的阿尔巴尼亚Girlfriend(女友)。”
伊丽达的眼睛出现了温柔的光辉，可是她还是把李松打过来的球挡了回去。她说：“别乱说，杨科听了会笑话的。”
杨科的鼻子嘴巴罩在氧气罩里。他的眼神有点发直，像个孩童似的。
“他的神志还很清醒，他其实是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伊丽达说。
“真不知道他会突然发病了。也许，应该安排把他送回到地拉那去治疗。”李松说。
“不，地拉那的医院情况不好。杨科这回来这里，本来就准备到希腊的萨洛尼卡一家医院去看病，他有一个老朋友在那里当医生，是专家，要给他做手术的。我们已经和他联系，也许很快就可以把杨科送到希腊去。”伊丽达说。
“那样安排就很好了。”李松说。他的心情有点发沉。本来他是准备在吉诺卡斯特待两天就走，可现在两天过去了，他却还在这里。杨科现在又生病了，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地拉那。不过想起这样有机会能和伊丽达在一起多待一点时间，他的心里还是觉得快活。
中午时分，杨科家族里很多人来了，好些是从周围的山地里来的，挤得病房都站不下人来。伊丽达对李松说今天她休班，她母亲让她带李松到家里来，母亲要给他做饭吃。李松开着吉普车，和伊丽达一起前往她的家。她的家在城北，在一条溪流旁边。看得见远处的雪山，还有亚德里亚海湾。那是一个石头的房子，旁边也长着几棵特别茂盛的石榴树。伊丽达的母亲在门口等候。那是一个头发斑白个子瘦小的女人，她看起来很温和，微笑着，但是透露着坚强。不知为何，李松在见到她时，还是会觉得有点难为情，总觉得她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
伊丽达的母亲没有看错，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松的确像是一只狼，觊觎着她的女儿。那天他和阿达一起去国家药品实验室找杨科，在接待室等候的时候阿达被一个熟人拉去喝咖啡抽烟去了。李松后来独自在环形的走廊里寻找杨科办公室而迷失了方向，突然从一个房间里出来一个金色头发的姑娘。李松当时就被她的美貌震惊住了。这个穿着白衣的金发美女药剂师显得很亲切热情，问李松需要帮忙吗？李松说要去杨科办公室。她说那我带你去吧。她把李松领到楼上杨科的办公室，开了门让他进去。李松问杨科刚才这姑娘叫什么名字，杨科说她叫伊丽达。杨科问李松你问她名字干什么？李松笑笑没回答。他记住了伊丽达的名字。
阿达是他的第一个药剂师。可是阿达这个昔日权贵的女儿，外表依然美丽精神却已经被摧毁了。她十分的懒散，总是不能准时上班，来上班了也只是坐在桌子前面，不停地一根接一根抽着一种刺鼻的香烟，然后发出阵阵剧烈的咳嗽。更多的时候，她干脆不来上班，这让李松大伤脑筋。这段时间里，李松和伊丽达有了来往，他偶尔会付给一笔让她惊喜的报酬请她给他做点药剂师的事情。后来，伊丽达辞了国家药检室的工作，去了意大利。半年之后，李松在地拉那一家破旧的私人小药店意外看见了伊丽达在这里当药剂师，她受不了在意大利的屈辱生活回来了。李松说：“伊丽达，做我的药剂师吧，你会得到很好的报酬的。”
以前在地拉那的办公室，每次伊丽达母亲来找女儿时，她的神色总是显得温顺中带着紧张。那个时候她对女儿待在一个中国男人身边工作总是心怀戒心。她总是会经常出现，她的恭顺而坚强的笑脸让李松明白了伊丽达处于她的有力保护之下。但是今天，在她自己的家园地盘里，伊丽达的母亲显得没有了戒心。她看到李松时显出了真诚的快乐，她对李松以往给予伊丽达的优厚照顾心怀感激。她把李松迎进了屋子。在屋子的中间，摆着许多吃的东西。按照阿尔巴尼亚人的习俗，先要上一杯叫“阿拉契”的葡萄白酒，而后再是一杯带渣子的土耳其咖啡。桌上摆满了蜜饯饼干之类的食物。
伊丽达母亲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有烤小羊肉、奶豆腐炖牛肝、洋葱无花果饼，还有好多说不清的东西。她像中国过去的妇女一样，忙着做饭菜，自己不愿入座，只是站在一边看着他们吃。这让李松觉得不很自在。他这时想起一部名叫《地下游击队》的阿尔巴尼亚电影里一个镜头：一个名叫阿戈龙的游击队员在一老大娘家里。老大娘给他端来一个盖着餐巾的盘子，他摇摇头说自己没有胃口。大娘说你至少把餐巾打开看一看。阿戈龙掀起餐巾，看见盘子里是他被上级收缴了的手枪。
由于比较局促，李松只是机械地吃着，吃了很多。因此他把伊丽达母亲做的东西都吃光了。这让她感到很高兴。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李松如释重负的事，伊丽达的母亲披上了头巾，说要出去到教堂去参加唱诗班练习了。她很开心李松还待在这里，在她自己的家里，她对李松一点戒备都没有了。李松看着她走出来，从窗口还能看见她沿着小溪边的小路，提着裙襟，过了小桥，(有一下看起来她差点掉下桥去)急急忙忙迈着碎步走去。
“哦，伊丽达，我们又能够在一起了。”李松心里有个声音说着，他觉得一阵慌乱的心跳。
母亲一走，伊丽达起身收拾餐桌。她系上一条绣花的围裙，把盘子收拾起来清洗掉。李松看到她灵活挪动的身体，从她背后看到她硕大的臀部。她在劳动时自然迸发出来的那种快乐和热情，让他觉得是那样的愉快。
他想起伊丽达在他那里当药剂师的时候，她经常是这样给办公室做卫生的。她常常用一个大木盆盛上水擦洗门窗，尽管这些事不是她的职责。她一边洗，一边用英语给李松讲普希金那个金鱼和渔夫的故事。当渔夫贪心的婆娘最后惹怒了金鱼，她已拥有的所有财富全部被波涛卷走，唯一留下的只是一个木盆。伊丽达说这个故事里的木盆就是她现在用的木盆。在她干完了清洗整理的杂活，李松会给她一个奖励，那就是给她放一支她喜欢的歌。开始的时候是玛丽亚·凯丽，后来是麦克·鲍顿，后来还有巴西的BoneyM。而且，李松还会不声不响倒一杯马蒂尼甜酒放在桌上，伊丽达会像一只爱喝牛奶的猫一样忍不住把酒喝了。喝完了还用舌头舔着酒杯。喝了酒她会变得风情万种，浑身散发着女人的香气。李松有一天把酒杯偷偷换得大了一号，但是他的阴谋总是会被伊丽达的母亲粉碎。她会像一个超人一样准时出现在门口，给女儿送来一把雨伞。尽管这天阳光普照，没有下雨的可能。可谁能说天一定不会下雨呢？每回伊丽达的母亲一出现，李松身上高昂的“士气”就会瘪了下去。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中午，伊丽达的母亲沿着溪边的小路远去了。伊丽达洗好了盘子，把身上的围裙解了下来，她穿着紧身汗衫的丰满身材一览无遗地展现了出来。每回这个时候，李松会想起一个电影的名字《远山的呼唤》，日本片，高仓健演的。那个远山是伊丽达的乳峰的联想。现在他又感到了两座高山的呼唤，但他为了抑制这种冲动，把目光离开了，眺望远方真正的山峦。屋外的那两棵石榴树开得如火如荼，李松昨天在医院看到了那片石榴树之后，脑子里老是想着希腊诗人埃利蒂斯那首诗，此刻一些诗句浮现了出来：
在那些刷白的庭院中，
当南风，
吹过那带拱顶的走廊，
告诉我，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在阳光中撒着果实累累的笑声？
当草地上那些赤身裸体的姑娘们醒了，
用白皙的双手采摘青青的三叶草，
告诉我，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随意用阳光把她们的篮子装满？
“伊丽达，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李松说。他从那个放礼物的袋子里拿出了一对中国的青花瓷花瓶。
“哇，这是什么？”伊丽达吃惊地喊起来。
“这是我答应过送给你的，最漂亮的中国陶瓷。我在上个月到北京的时候特地给你买的。我还以为不会有机会送你了呢。”李松说。
“天哪，亲爱的李，你真是个好人！”伊丽达激动得脸孔发红。
“我还有一件东西呢。”李松说，他拿出了一瓶意大利产的马蒂尼甜酒，曾经充满了阴谋的酒。
“哦，李，你真是我的甜心。”伊丽达把酒瓶贴在心口，吻了一下酒瓶。她把酒瓶放下来，在一部CD音乐播放机上摆弄了一下，音乐起来了，是麦克·鲍顿的那首：SoulProvider。这盘CD原来是李松的，伊丽达走的时候，李松送给了她。
“每次我听这首歌，我就会想起你给我倒马蒂尼酒。没有马蒂尼酒这个歌就不好听了。”伊丽达说。
“伊丽达，我来给你倒一杯马蒂尼酒好不好？”李松说。他的欲望开始燃烧，每回他给她倒马蒂尼，总会让他产生有机可乘的希望。
“好啊，给我倒一杯。”她显得很干渴，把酒喝了一大口。她的身体变得很兴奋，胸脯在起伏着。
“伊丽达，我爱你。”李松说。
“不，不，你是在开玩笑。”伊丽达吃吃地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