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杰出的科学成就并不是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发明，而是土地有机体复杂性的揭示。越是了解土地的人越会感觉自己在这方面知之甚少。最为无知的人会在评论某种动植物时问“它有什么用途”。不论我们是否理解，如果土地有机体整体能健康运转的话，就意味着它的各部分也运转良好。如果生物体系已经在亘古悠长的岁月中构筑出我们喜欢却不理解的事物，那就只有笨蛋才会毁弃其中看似无用的部分。正如聪明的维修工首先注意的就是保存好每一个齿轮和机轮。
保护土地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是自然资源保护的首要原则。但是我们是否已经学会这样做了呢？目前还没有，因为就连科学家也还没有认识其中的所有组成部分。
在德国有一座斯佩萨特山。在这座山的南坡上，长着世界上最伟岸的橡树。美国的家具制造商如果需要品质优良的木材，这里的橡树便是他们的首选。然而，情况本该更好的山北坡上却只长着普通的欧洲赤松。南北两面山坡同属于一片国有森林，两百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了同样精心的呵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
踢开橡树下的落叶枯枝，你会发现它们几乎在落地的同时就开始腐烂了。而松树下却堆着厚厚的松针，腐烂的速度也慢得多。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中世纪时，曾有一个喜欢狩猎的主教把南面的山坡作为猎鹿场保护了起来。所以，拓荒者只能在北面的山坡上放牧、耕种、收割，这与我们今天在威斯康星州和爱荷华州的林地上所做的事情一样。只是在过度垦荒结束后，人们才在北坡种上了松树。但是土壤的微生物群已经在垦荒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土壤里的微生物种的数量大大减少，或者说，土壤的“消化”功能已然失调。这样的损失，即使花上两个世纪的保护也不足以弥补。我们需要现代显微镜和上百年对土壤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弄清斯佩萨特山上哪些“小齿轮和机轮”决定着土地与人的和谐相处。
如果生物群落要生存下去，其内部的运转必须保持平衡，否则某类构成群落的生物就会消失。众所周知，一些特定的生物群落着实存在了很长时间。1840年威斯康星州的土壤和动植物群情况与一万二千年以前冰河时期结束时几乎相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里的动物尸骨和植物花粉保存在泥炭沼泽里。连续的泥炭层不仅记录了不同时期花粉数量的差异，甚至可以揭示天气情况的变化。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大量的豚草花粉出现在泥炭层中，说明这里曾经连续发生过旱灾，或是一大群野牛在此践踏过，或是发生过严重的草原大火。然而，即使反复发生这些灾难，此地的三百五十种鸟类、九十种哺乳动物、一百五十种鱼类和七十种爬行动物，还有数千种昆虫和植物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所有这些生物在内部平衡的生物体系内生生不息，这体现出原始生物体系惊人的稳定性。科学至今还无法解释生物群系维持内部稳定的机制是怎样的’但是我们能明白它的两种作用：土壤的肥力在其精密恒定的食物链中循环，使肥力积累与流失的速度相同或者比流失的速度更快；领土聚力的地质积累与动植物的多样性并存，稳定和多样性显然互为依赖。
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更多的只是注重形式。我们至今尚未学会从小齿轮（大自然的某个组成部分）的角度思考问题。看一看爱荷华州和南威斯康星州的草原吧，这是我们自己的后院。草原最珍贵的是什么？是肥沃的黑土地，即黑钙土。是谁培植了黑钙土？是草原植物，是上百种的草类、草本植物和灌木；是草原上的真菌、细菌和昆虫；是草原上的哺乳动物和鸟类。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竞争、合作、共存、和谐的，生机勃勃的生物群落。它们经过上万年的生存与死亡，燃烧与生长，追捕与奔逃，冰封与雪融，这个生物群缔造了被我们称为大草原的、黑暗而血腥的大地。
大草原起源于何处，我们的祖辈并不知晓，也无从得知。他们肆意虐杀草原上的动物，把大片的植物驱赶到铁路路基和公路两旁最后的避难所。工程师视植物群为乱木杂草，用压路机和割草机将它们清除。任何一个植物学家都可以预测，在此后的植物演化过程中，草原大花园会沦为偃麦草的温床。在天然花园消失后，公路局雇用庭院设计师，在偃麦草当中种植榆树以及一丛丛具有艺术造型的欧洲赤松、日本小蘖和绣线菊。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成员前去参加某个重要会议时，会路过此地并赞赏人们美化公路的热情。
总会有一天，对草原植物群的需求将不仅是为了观赏，也是为了重构草原农场曾经被破坏的土壤。到了那时，许多物种大概已经踪迹全无。虽然我们这种重构自然的想法没错，可目前我们还不能认清自然界各个组织内部的功能。
我们对自然界中那些宏观体系投入更多的关注，说明我们仍然极其幼稚。一个物种濒临灭绝时，稍加忏悔就足以让我们心安理得。等到这个物种最终绝迹之后，我们痛哭一场就又重蹈覆辙。
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灰熊最近已在西部大多数饲养家畜的州绝迹。的确，黄石公园里还有灰熊，但是外来的寄生虫经常骚扰它们，枪手埋伏在每个庇护所的外围等待着它们，它们的活动范围被新建的度假牧场和道路一点点地侵蚀。每年，有灰熊的州都在减少，灰熊的数量越来越少，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我们自嘲地说，在博物馆里陈列一只灰熊就够了，但这只是我们力求心安的谬论罢了。我们忽视了自然历史的训导：一个物种必须在许多地区得到保护，才有可能被保存下来。
我们需要了解大自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关知识，需要大众对此有所觉醒。但有时我也会这样想，是不是还有一种东西是我们更加需要的。《森林和溪流》杂志曾在刊头将它称为“对自然百态的优雅品味，那么我们在培养这种“品味，’上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在湖区的北部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狼，每个州都制定了鼓励捕狼的奖励条款。此外，为了控制狼的数量，每个州都在向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署的专家寻求帮助。然而，这个机构和一些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都在抱怨，越来越多的地方无法给逐年增多的鹿群提供足够的食物。林务官也在抱怨周期性出现的兔灾。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推行灭狼政策呢？我们不妨从经济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哺乳动物学者说，狼是控制鹿群过快增长的天然力量；狩猎爱好者则回答说，他们会处理掉多余的鹿。如果再这样争论，十年之后，可供争论的狼也就都不存在了。在我们的理念中，难道保护一种自然资源的同时非要去除另一种资源不可？
在湖区，我们培植了林场苗圃，重新种树，希望能以此重现昔日的北方森林。植树造林的进展让我们倍感欣慰，然而在这些树林中找不到北美崖柏和美加落叶松。为什么没有崖柏呢？因为它生长得太慢，不是被鹿吃掉了，就是被赤杨挡住了光照，剥夺了养分。崖柏从北方森林中消失并不会给林务官带来麻烦。实际上，由于这种林木的经济效益不佳，崖柏在过去就曾遭人摒弃。出于同样的原因，今后在东南部森林中也不会再有山毛榉了。除了这种人为因素使得一些树木从我们未来的植物群中被剔除之外，还有一些物种的消失是源于外来疾病的侵害，栗树、柿树和乔松就是例子。把任何一种植物都视为独立的实体’以个体表现的优劣来决定这种植物的生长是否值得推广，这难道是合理的经济学吗？这样的做法会对动物、土壤以及森林作为有机整体的健康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我们对自然万物有着“优雅品味”的话，你会明白经济问题需要另一种考量。
作为保罗-班扬的接班人和继承人，我们既不知道自己在对河流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河流在对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在这个州消除原木上的树节，靠的只是力量而非技巧。
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生态链“河流”的走向。现在的食物链是从玉米和苜蓿开始的，而不是橡树和须芒草；流经的是牛、猪和家禽，而不再是赤鹿、鹿和松鸡；进入了农夫、摩登女郎和大学新生体内，而不是印第安人体内。只要査一下电话簿或政府部门的名册就能知道，这一生物之流的流量巨大，可能远远超出了班扬之前的流量。不过奇怪的是，这一流量的数据一直没被科学地测量过。
人工饲养和栽培技术在新的食物链中不具有链接纽带所应有的韧性。这些链条的维系是靠农民的劳作和拖拉机的使用。此外，起帮助作用的还有一种新的动物物种一“农学博士”。班杨削除树节的技术是自学的，如今有个站在河岸上的农学博士为我们提供免费指导。
我们每次用一种人工培育的动植物替代野生动植物，或者用人工开凿的水渠替代自然水路，都会造成土地循环系统的重新调整。我们不了解这些调整’也无法预知它们发生的时间。除非结局是糟糕的生态失调，否则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发生过调整。不论是美国总统为了一条运河航线重建佛罗里达，还是农夫张三或李四为了牧场重建威斯康星的一片草原’人们都在忙于新的修补工作，无心顾及最后的效果。而如此多的修补工作对这片土地却并不吃力，这充分证明了土地有机体的活力和适应性。
生态教育的惩罚之一就是让人类意识到，自己孤身活在满是疮痍的世界中。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人类加之土地的伤害都是隐形的，难以观察到的。生态学家如果要保全自己，就要自欺欺人地认为科学进步造成的后果与他并无干系。否则他必须充当一名医生，在一个自认为很健康、不愿听到反对声音的社群中，看出死亡的征兆。
政府对我们说需要控制水患，所以我们把流经牧场的弯曲小溪改直；工程师对我们说小溪现在已经可以容纳大量的洪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古老的柳树。冬天的夜里，再也不会听到猫头鹰在柳树上啼叫；午后的夕阳下，再也看不到牛在柳树下甩着尾巴赶苍蝇。同时我们也失去了盛开着裂龙胆的那一小片沼泽。
水文学家已经论证过，小溪的蜿蜒是其水文功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生态学者们都很清楚，人们可以与环河和谐相处，而不必过多地去改变河道。
重新评估生态的新秩序可以采用下面两个标准：它是否能保持肥力？它是否能保持动植物的多样性？土壤在开发的初期，与之相关的生物群完全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众所周知，感恩节就是拓荒者为庆祝农作物丰收而创设的节日，当时的野生动植物也出现了繁茂的景象。数十种可提供食物的外来杂草加入了本地的植物群，土壤是肥沃的，纵横交错的耕地和牧场使土地呈现出多样化的地貌。拓荒者所记载的大量野生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多样性的反映。
新拓垦土地的鲜明特点是高强度的新陈代谢。这或许反映了正常的生态循环，也可能说明一直储存的肥力开始发酵，这种情况被称为“生物热”。我们无法让生物群咬住温度计看一看它是在发烧还是体温正常’我们只能通过土壤所受的影响进行事后评估。影响是怎样的呢？答案就写在上千块土地的沟渠上。灌溉技术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农作物的高产，农业技术的进步只是在弥补土壤的损耗。在一些地区，例如干旱沙尘地区，“生态之河”已经退化到无法通航的地步，班扬的继承人已经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到那里去酝酿愤怒的“葡萄”
剩下的本地动植物之所以还存在，只是因为农业的发展还尚未殃及此地，否则它们也将面临灭顶之灾。当前农业的理想目标是发展“纯净农牧业”，这意味着食物链纯粹追求经济利益，并除掉所有不符合经济目标的环节，这是以强凌弱带来的短暂而不平等的和谐。而与此相反，多样化意味着有这样一条食物链，它能够让野生动植物与养殖的动物或栽培的植物和谐共存，从而追求共同利益一稳定、多产与隽美。
发展“纯净农牧业，’也得改造土壤，但它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只采用了引进的植物、动物和肥料。实际上，最初构成这片土地的原始动植物才是改造本地土壤的最佳选择。外来的动植物能为本地带来稳定吗？麻袋里装的化肥就足够使土壤肥沃了吗？这些都是引起争议的问题。
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知道真正的答案。真正证明发展“纯粹农牧业”是否可行的是东北欧人，尽管那里的地景地貌都呈现出人工改造的痕迹，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生物稳定性（除了人类〕。
证明“纯粹农牧业”不可行的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所有做过尝试的地方，以及进化所给出的不言而喻的证明。在进化过程中，多样性和稳定性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同一个事物的两个名字。
我曾经有一只捕鸟犬，名叫“古斯”。古斯无法找到雉鸡时，就会对黑脸田鸡和草地鹨产生兴趣。这种替代品不会带来满足感，但是它激发出的热情掩盖了找不到真正猎物的失败，多少也减轻了内心挫败感。
我们这些环保主义者也是如此。二三十年前，我们试着说服美国土地所有者控制烟火，种植森林，管理野生动物，但结果却无法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并不懂得森林学，土地私有者几乎不会主动地采取措施管理牧场、猎物和野生花卉，控制污染并减少土壤侵蚀。许多实例证明，私有土地的滥用情况比我们进行说服之前还要严重。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看看在加拿大草原上燃烧的秸秆草堆，看看格兰德河如何冲走肥沃的土壤，看看帕卢斯和奥扎克山上，以及爱荷华州南部和威斯康星州西部碎石区纵横的沟渠。
为了减轻这一失败带给我们的挫败感，我们也给自己找了一只可作为慰藉的草地鹨。我不知道哪只狗会最先嗅到它的味道，但我知道田野
上的每只狗都对找到它抱有极大的热情。我们的想法是，既然土地私有者不愿采取自然资源保护措施，我们就自己成立一个自然资源保护部门’替他们做这些事。
和草地鹨一样，作为替代品的“草地鹨”也有其自身的优点，还有成功的希望。在资源保护部门能够买得起的土地上，情况确实令人满意。但问题在于，这无法阻止肥沃的私有土地变成贫瘠的公用土地。这样做虽然能平息我们真实的挫败感，却掩盖不了我们还没找到一只“草地鹨”的事实。
恐怕草地鹨是不会提醒我们面对问题的，它正为自己突然受宠而得意扬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