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处境困苦的人将一份“穆尔提丙”药丸整个吞下去的瞬间，他会经历一种痛苦，会精神崩溃，有时还会得场大病。因为这对于他就是与过去的自己诀别，把过去一切的交往和习惯都一笔勾销。如果他是位作家，他手中就不会再握笔。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希望之光。迄今他在写作时只缴纳微薄的贡赋：在自己的文章或者小说中，展示资本主义关系的邪恶。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其实并不难，作家可以诚实地进行批判；至于那些股票投机分子、封建领主、骗人的假艺术家和民族主义好战分子头领的形象，作家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就已熟知，而且都是他加以挖苦讽刺的绝妙素材，可现在他必须开始赞美（用官方的术语来说，就是从批判现实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这段历程在人民民主主国家始于1950年左右）。他所要接受的这一手术，他的一些朋友已经经历过了，他们现在看着他，同情地点点头。这些人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痛苦，很清楚这一过程和结果。“我已经历了转折，是过来人了。”他们平和地说，“但是Ｚ还在受煎熬，他整天托着腮帮子坐在自家门厅里的箱子上。”
最难战胜的是罪恶感。无论他们有什么信仰，那些我所提及的国家中的人，都带着自己根深蒂固的古老文化的烙印。他的父母对宗教若不是非常虔诚，至少也是尊敬。在学校宗教课上所受到的教育，无论是道德教育，还是怎样做人，都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他相信对别人的伤害、欺骗、谋杀、鼓动仇恨，这一切都是可耻的犯罪行为，哪怕这种行为是为崇高的目的服务。当然他学过自己民族的历史，也曾欣喜地阅读过去的诗人和思想家的作品，并为这份遗产自豪。他对人们扞卫祖国的疆界，或是在被外国占领的黑暗时期，为追求祖国的独立进行的几个世纪的斗争，也并非无动于衷。他对这一切都不陌生。他有意无意地认为，自己要忠实于过去，应该继承先辈的遗志，因为他的同胞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付出过巨大的努力、重大的牺牲。此外，他自孩提时代就受到的教育，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他的国家属于源自罗马的文化圈，是欧洲的一部分，因此应该发扬这一传承并珍视它。
现在，当他得知他正跨进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大门时，他觉得自己仿佛在做什么坏事。他对自己解释说，必须消除这些非理性的障碍，还说，这是来自于他自己和国家过去的重负，他只有将那种一去不复返的东西连根拔去，才能成为自由之身。斗争还在继续，天平还没摆正。这是一场人们在自由时代从未经历过的残酷斗争，他知道，这是天使与魔鬼之间的斗争。但是，他们当中谁是天使，谁是魔鬼呢？这张他自幼便已熟悉的明朗脸庞——难道这就是天使？不对，这张皱纹密布的脸上长着令人厌恶的疤痕，从这张脸庞上他看到的是旧秩序，是一些戴着大学生社团制帽的笨伯、贵族老爷的轿式马车、政客年老糊涂的病态和西欧文化的没落。西方文化已走向黄昏，是没落、颓废、制度的神秘，这一切都已完结。而另一张脸，则是丰满而又泰然镇定，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些都在召唤着他。这是天使的脸吗？很令人怀疑。
到处都在大谈爱国主义，大谈要与各民族最好的进步传统相结合，大谈对过去充满虔敬。可是没有人会幼稚到严肃地对待这种表面的夸夸其谈。重建一些历史古迹，再版一些老作家的作品，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些明显而重要的事实，亦即自己的国家变成了那个帝国的一个省份，受来自莫斯科中央的法令操纵，同时保持了自治权，可这种自治权却越来越少。也许，民族独立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应该把这种思想放进博物馆。但是，要与各平等民族（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但希望有统一法制的欧洲国家）联盟的幻想告别，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悲哀的事，而屈服于一个仍十分原始的霸权国家，同时承认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制度、科学技术以及文学艺术的绝对优势，也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难道为了人类的统一就必须做出如此多的牺牲吗？“西欧各民族，”作家心想，“将来也会经历这一阶段，但会温和得多，他们可能会成功地保存自己的文化和本土语言。”可在这个阶段，整个东欧都将自愿把俄语作为通用的语言，“民族文化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原则，在最好的情况下意味着，由中央控制的文化将是坚如磐石的单调统一体，在某些国家保持本土民间文化只能是一种点缀。甚至吉尔吉斯斯坦大草原的儿子将会在罗亚拉河畔放牧，西西里人将在土库曼谷地种植棉花，就这样来实现世界大同的梦想。作家读着报纸上的宣传文章，文章号召要为解放那些受殖民强权压迫的人民而奋斗。看到此，作家笑了：“哦，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灵活所在！哦，这就是分阶段治理的高超技巧！”
这一切都是苦涩的！那些人民之春的预言家和卡尔·马克思，还有那些关于人类的兄弟情谊的幻想。可是没有霸权、没有统治者的铁腕就会一事无成。可这位统治者又是怎样的呢？一位波兰的民族诗人，描写了他在1824年作为沙俄的政治犯被押往东方时的经历。他把俄罗斯民族精神比作蛹，他忧心忡忡地问自己，当自由的太阳照临时，是什么昆虫将破茧而出：“是鲜艳的蝴蝶飞临大地，还是掉出一只黑夜肮脏的昆虫——飞蛾？”时至今日，没有任何迹象可预卜这只蛹中会飞出欢快的蝴蝶。
作家一想到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就满腔怒火。那是一群怎样的小丑！如果是碍于被迫宣传的需要，他们发表宣言是可以被原谅的。但他们对自己所作的有关“造福人类而值得祝福”的中央的宣传绝大部分都信以为真——这就无法被谅解。没有任何事能比他们多愁善感的小丑表演更令人蔑视。
尽管有抵抗，尽管有瞬间的绝望，但这样的时刻总要到来的。也许会发生在夜间，也许会发生在早餐桌上，或是街上，这样的时刻突然降临，就好像突然转换转动方向的齿轮发出的金属响声。可是显然我们别无选择，仿佛在整个地球上都找不到另一种拯救。闪光会持续一秒钟，但从此便开始改过自新。患病者长久以来第一次感到有了味觉，他的动作充满活力，脸色恢复了往日红晕。于是他坐下来，撰写“肯定”的文章，自己都感到吃惊，怎么会如此信手拈来。归根结底没有理由为任何事闹出许多响动，事情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已经“渡过了转折期”。
但这一过程并非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当这一过程过去后，留下的是某种特殊的凋萎，常常可以从他的目光和脸上看出来。这是一种平静的哀伤表情，就像一个人吃了辨识善恶树上的果实那样，知道自己在说谎，并同情那些还被蒙在鼓里的人。他已经过了这一关，但还有许多人需要渡过这一关口。
1945年，有一位杰出的苏维埃记者来到波兰。他是位老绅士，长得很像资产阶级律师。他看上去很精明而且勇敢无惧，这表明这个人具有顽强的精神，历经多次清洗运动，他仍能保持自己高级别的职位并活到令人羡慕的高龄。这位记者在巡游了波兰几个省会之后，笑谑地对当地的作家们讲了一个他在西里西亚的奇遇故事：那时不知是谁，散布小道消息说，一个西方盟国的代表团已经到了当地，于是街上有一个人冲向这位记者（由于他大腹便便，以及诚实的当地人外貌，那人对他产生了一种冲动的信任），紧握住他的双手高兴地对他喊道：“先生，英国人来啦！”“完全就像1919年在乌克兰发生的情况！”——这位记者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他为这种一再重复徒劳的希望而乐不可支。令他感到荣耀的还有，他是那个正在实现无可置疑的预见的国家的代表：一个国家紧随另一个国家慢慢归顺到他的国家名下，历史曾经是这样，也必须是这样。我不敢肯定，他的笑容中是否含有心怀怜悯的居高自傲感，那感觉就像家庭主妇抓到了被捕鼠器夹住的老鼠。
作家在“渡过了转折期以后”希冀着，有一天自己能像这位记者那样被派往一个新归顺于帝国的西方国家，这种想法并未令他不快。去观察那些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从头学习的人，肯定能尝到短暂的甜头。家庭主妇知道，那个夹住老鼠的捕鼠器并不是个特别可爱的逗留之地，但是生活在被征服国家中的公民暂时还不怎么了解他们的新处境。乐队嘹亮的声响，飘扬的国旗，首次通告他们所期待的改革，让他们兴奋无比。只有他，这个见证人，将像神灵那样展望未来；尽管未来将是艰难的，但仍须走出这一步，因为历史法则就是如此。
在维特凯维奇小说的尾声中，所有角色都走上了为“穆尔提丙”哲学服务的道路，结果都患上了神经分裂症。在这一点上现实正好验证了他的幻想。一个作家或者画家可以经历“转折”，并正常地从事自己的活动，写自己该写的，画自己该画的，但由于内心深处还一直深藏着旧的道德和美学标准，遂产生了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诸多困难的根源。由于这种双重人格，他更在追踪别人的异端思想和倾向时格外方便，因为一个服用了“穆尔提丙”药丸的人往往会极其敏锐地感悟到自己对手的处境。在“穆尔提丙”哲学中新旧观念并存，可以使作家或画家变成一个有经验的心理学家和思想的扞卫者，能督促他的那些比过去称职的刑侦员的聪明头脑更加机灵的兄弟转变世界观。
可以预料，新一代人一出生即在新制度下受教育，他们不会有那种双重人格——但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一个过程，不会那么快速。众所周知，完全战胜教会不是什么简单的任务，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有效的策略；但是，即使把那种非理性的内心本能冲动的重要支柱连根拔除，剩下来的还有民族文学，经过冷静的思考，会发现民族文学往往会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波兰所有最杰出的诗人作品中都包含厌恶俄国的内容，而在其中可以找到的天主教哲学的分量也令人不安。但是，国家必须出版这些诗人的某些作品，并且在学校中讲授，使之普及。因为他们是经典作家，他们被视为文学语言的杰出创造者和革命的预言家。将他们的作品列入禁书黑名单，意味着与唯物辩证法思想相悖，那就会犯过度左倾罪。这就陷入了两难，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比在莫斯科中央遇到的困难还要大得多。因为，莫斯科中央在将人类利益与民族文化统一起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然也遇到很多麻烦，因为那里的青年人不听明智的劝说，偏要去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此可预见的是，近期内精神分裂不可能消失。
也许有人会说，服用“穆尔提丙”药丸根本就违背人的天性。但是，这一论点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无论是阿兹特克人以众多活人作为祭祀神的供品，或是早期的天主教隐居修士、苦行僧的肉体自残，全都不值得赞扬，却都毫无阻碍地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某种崇拜成了现代社会的推动力，这种崇拜论其疯狂性绝不逊于任何早期妖术最残暴的要求：这就是拜金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穆尔提丙”主义，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超出人类天性的需求。
一个人在服用了“穆尔提丙”药丸以后，是否真能获得内心的全然平静与和谐，这另当别论；但他至少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内心平衡，足够让他从事一系列活动，这比他以毫无成效的反抗和怀抱不确定的希望折磨自己要好许多。那些与小市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本性难移的农民认为：“变化一定会来临，因为不能总是这样。”这是一种相信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有趣信念。趣闻是这样说的：有个旅游者想去爬山，但一个星期以来一直阴雨连绵。旅游者在走过一道湍流时遇到一位山民，于是向山民问道：“雨还会继续下吗？”山民看着上涨的水势说：“雨不会再下了。”旅游者又问山民：“你是怎样得到不会再下雨的结论呢？”山民回答说：“如果再下雨，河流就要泛滥啦！”“穆尔提丙”主义将这种妖术式的成见视为过去时代的残余。“新的”总要战胜“旧的”，而“旧的”也不会立即被消灭。
有一件事似乎在否定“穆尔提丙”主义的完美性，那就是——冷漠。人们一方面对它无动于衷，一方面又在表面上热中于传播这一主义。很难给这种无动于衷下定义，因此当人们注意到这种无动于衷，也许会认为它是错觉。不管怎么说，人们最终还是得活动、工作、看戏、给演讲人鼓掌、出门旅游、恋爱、生子。但是，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首都，例如在华沙、布拉格，就有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气氛。这种暗流涌动的集体不稳定，产生于个别不稳定因素的交流和搅合，是一种坏的精神流质。这是暴力和不幸、内部瘫痪和外部动荡的先兆。无论我们怎样描述这一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如地狱保证给它的住客提供豪华的居所、美丽的衣裳、美食以及所有娱乐活动，同时却命令他们永远生活在这种氛围之中，这就会成为对他们最大的惩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宣传，都没有办法捕捉到这种飘忽不定，且过去鲜为人知的非凡现象的真实面目。人们想对它做出任何算计却一直不得其法。这不能写在纸上。可是既然在悄声谈话中人们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就必须为它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肯定是“旧”时代的残余，受到压抑，胆战心惊，却在设法报复，犹如受伤的章鱼喷射出墨黑的毒汁一样。可是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阔步前进，正在走向美好未来，这一点是有保障的，难道它不能显示出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抗任何思想毒素？这样做肯定还有些为时过早。当年轻一代长大后，他们就会甩开种种包袱，抛弃“老一套”的毒汁，到那时一切就会焕然一新。只是那些到过中央的人在观察过那里的年轻一代之后，十分不看好这种预测。因此应该寄希望于更遥远的将来，直到中央、所有地方、所有国家都能为每个人提供冰箱、摩托车、白面包和大块黄油，只有到那时，人们才会感到满意。
为什么当一切都还符合逻辑时，还要做另外一种补偿呢？难道非要运用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方法来改变这古老的物质——比如说人，普通方法难道就不够吗？这真是一件恼人的事。真见鬼，人到底需要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