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要过高地估计自己对现代心理生活的了解，只要提到记忆的机能就足以使他谦虚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学理论能够成功地对记忆和遗忘这种基本现象做出说明。事实上，对实际观察到的东西的分析才仅仅开始，今天，就记忆和遗忘而言，遗忘更是一个难解之谜。尽管我们在研究梦和其他心理现象时了解到，我们思考的一些东西很久以前就被遗忘了，突然某一天它又闯入了我们的意识。
诚然，我们已经获得的一些认识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我们认为，遗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强调这样的事实，遗忘对获得的印象有特定的选择性，同样对每一个印象或经历的细节也有相应的选择性。我们知道，一些被遗忘的东西又被人们想起来，或又被唤醒，这是有条件的。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这些条件的理解是多么的不完善和难以令人满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两个人的情况，他们接受的是相同的外部印象——他们结伴外出旅行，如一个例子——在以后的某一天交换他们的见闻，结果往往是这样的，对一个人有很深印象的东西被另一个人完全忘掉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似的。那些决定对记忆的东西进行选择的因素，很明显仍未被我们认识到。
为了能够对了解决定遗忘的这些因素做出一点贡献，我将对自己的遗忘情况进行心理分析，以此作为一种实际行动。我关注过很多类似的情况，由于期望了解一些想得到的东西，因此，对这种情况下的遗忘感到颇为惊奇。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超群，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将能记住阅读过的每一页作为我的一种功课。在上大学之前，听完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讲座后，我几乎可以逐字地将它们写下来。在最后医学考试的紧张关头，我再次充分利用了固有的这个能力，因为就很多科目而言，我都很流利地写出了答案，就像是以很快的速度读完的课本内容的回忆。
从此，我对记忆的控制变得黯然失色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仍能记住一些本以为不可能记住的东西。例如，在会见时，一个患者说以前我见过他，但我既想不起来这个事实，也记不起来什么时间，我便通过猜测回忆：很快地想到几年前，然后再追溯到现在，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对患者的记录，以及来自患者的一些确切的消息，和我回忆起来的内容进行对照，结果发现，我对以前的咨询细节记得很清楚，对十年内的时间记忆误差很少超过半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较陌生的朋友，出于礼貌我问到了他的小儿子，如果他描述一下他的成长过程，我会想到这个孩子的年龄，然后我将猜测和这个父亲告诉的情况加以对比，误差几乎没有超过一个月，对他的大儿子的评价也没有超过三个月，尽管我说不出评价的基础。后来我就很大胆了，我会很自然地说出猜测，这样就不会使这个父亲因为我不关心他的孩子而认为我忽视他。通过唤起潜意识记忆的方式，我扩展了自己的有意记忆，由此可见，这种潜意识记忆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我想报告一些典型的遗忘例子，其中有很多是对我自己的观察。我将遗忘分为两种：一是对印象的遗忘，或对知识的遗忘；二是对意向的遗忘，或对要做的事情的忽略。先说明我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普遍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不愉快的动机是遗忘产生的基础。
一、一个夏天的假日，妻子使我非常生气，尽管事情的起因微不足道。我们在一家餐馆吃饭，对面是一个我认识的来自维也纳的先生，毫无疑问他也认识我，但我有足够的原因不想和他恢复关系。我的妻子仅仅听说过这个有点名气的人的名字，便很关切地倾听他和他身边的人的谈话，并不时地接着他们的话题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忍无可忍，最后终于爆发了。几周后，在我向一个亲戚抱怨妻子的这一行为时，竟回忆不出来他们当时谈话的任何内容。我是一个较妒嫉别人的人，不会将使我烦恼的细节忘掉，这次健忘的表现的动机出于对妻子的考虑。前不久，又有一次相同的经历，我很想将几小时前妻子讲的一个笑话讲给朋友听，但无论如何也讲不出，因为，我忘记妻子说了些什么，当我问了妻子才想了起来，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它与我们关心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密切相联。
二、我应B和R公司的邀请，要对这里的职员做一次职业调查。在去这个地方的路上，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必须在这栋大楼——公司的基地就在这里——反复地寻找。当我到了这栋大楼后，上到高一层楼时，总觉得这家公司应在下面的一层，我既记不起来这家公司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也不记得我在这里见到过谁，尽管这些事情对我很不重要。但是，我还是将自己的注意集中到这里，然后以间接的方式，将与此有关的思想联系起来，最后我发现，这家公司的总部在某寄宿学校的下面，在这个地方我曾多次看一个患者。同时，我又回忆起来，在这栋楼里居住着这家公司和寄宿学校的职员，是什么原因使我忘记呢？这仍然是个谜。在我的记忆中，就这家公司、寄宿学校和居住在这里的患者而言，并没有伤害到我的地方。而且，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使我感到焦虑的东西，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我不会知道我到底忘掉了什么，这和前一个例子不太一样。当我去看另一个患者的路上，这个原因最后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患者存在认知困难，他在这条街上遇到过我。在我看来，这个人的病情很严重，并给他诊断说，他会逐渐瘫痪。但是，后来我听说，他已经好了，这说明我的判断是错的，这是一个例外的诊断，因为，我对其他的痴呆性麻痹的诊断都是正确的。因此，决定我忘掉这家公司的地址的因素与这个人有关，我对此类遗忘问题的兴趣，促使我找到了遗忘的原因——矛盾的诊断。但是，这个联想是由名字的相同实现的；另外一个内科医生和我一样将这个情况诊断为麻痹，这个医生的名字和这个寄宿学校的名字一样，但当时我却将这个名字给忘掉了。
三、东西的误置，实际上是对这个东西放的地点的遗忘。在看书和写作时，我对桌子上放的东西是很熟悉的，会信手将自己想要的东西拿过来，因为人们的习惯不同。但最近我将刚刚寄给我的一份书的目录给误置了，结果再也找不到这本书，实际上我正想找一本书，其中有对我要找的这本书的说明，书的作者很有头脑且风格活泼，我较喜欢这样的风格，他对心理学的看法以及其关于文明史的知识，我认为很有价值。误置这本书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我习惯于将这个作者的书借给熟人，以便使他们有所启发。前几天，当一个人还我书的时候对我说：“我感觉他的风格很像你，他思考的方式简直就是你的。”这个讲话者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触及到了什么。几年前，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很需要与外界接触，我的一个老同事的作品我很赞赏，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医学著作者，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这是你的方式，你的风格。”受这个同事的这番话的影响，我给这个作者写了一封信，以求有密切的交往，但信发出之后杳无音信，或许是这种先前产生的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出现了这个误置，因此，没有找到这份目录，我要找的这一本书因为有其他书的宣传而阻碍了，尽管这个目录的丢失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记得书的名字和作者。
四、下面的这个“误置”例子是每一个精神分析学者都熟悉的，这个误置东西的患者最后自己又将他误置的东西找到了。
“一个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被暑假中断了，当时他出现了抵抗的状态，因此感觉不好。他将他的一串钥匙放在一个平常放置的地方——或许他是这么想的——当他脱衣服准备过夜的时候，忽然觉得应为明天的旅行准备必需品——前一天是最后一次治疗，他的治疗费用也已经到期——他将这些东西从写字桌里取出来，他的钱也放在里面，但是他发现钥匙不见了，他仔细地寻找了几乎所有放东西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当他认识到他的这种‘误置’可能是一种症状行为时——即存心在做些什么——他让家人继续寻找，因为这个人不存在什么‘偏见’；但一个小时后他终于放弃了，心想，这个钥匙肯定是丢掉了。第二天早晨，他准备重新换锁，买锁回到家下车的时候，同车的两个朋友听到了金属落地的声音，朋友说是不是钥匙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这天晚上，家人终于将钥匙找到了，钥匙就在一本薄书和一本小册子之间，这些都是他需要在旅行时路上阅读的。这些书放在很明显的位置，但谁也没有发现钥匙在里面。他也认为自己不会将钥匙放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个误置完全是一种潜意识的巧合，这只能用隐藏的强而有力的动机解释，就好像是一种‘梦游确定性’。如我所言，我的动机来源于他粗暴地终止这个治疗，因为他不愿意付出这么高的治疗费用。”
五、布里尔报告：“一个男人在他妻子的强迫要求下要去参加一些应酬活动，而他对此实在不感兴趣……在他妻子的再三恳求下，他才从衣柜里面找礼服，这时他突然想到应该刮一下脸。当他刮完脸后，再到衣柜拿衣服时，发现衣柜已经锁上了，尽管他长时间很耐心地寻找钥匙，但就是找不到，周六的晚上又没有配钥匙的，因此，这对夫妇不得不很抱歉地取消这次应酬活动。当他最后将这个衣柜打开后，发现钥匙在里面，这个心不在焉的丈夫将钥匙锁在了衣柜里面，他自己认为这完全是无意的，但我们知道，他不想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因此，他的误置并非没有动机。”
六、穆勒尔报告了一个很普通的例子，但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埃纳在圣诞节的前两天告诉我：‘你能想象得到吗？昨天晚上，我从包里取出一块馅饼吃，当时我想应给弗洛林一些（她的母亲的同伴），当她要给我说再见时，我虽然不太乐意，但我还是要给她一些。当我去取桌子上的包时，包却不见了，我找了片刻，发现包就在我的餐橱里，我无意识地将包放在了里面。这不用分析，叙述者也理解这个结局。其动机明显是将所有的馅饼占为己有，而这个动机被压抑着，但又通过自动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尽管这个行为后来被她意识到了。”
如果对这些误置情况进行分析的话，除了潜意识的动机，很难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七、1901年夏日的一天，我经常和一个朋友交换学术观点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个体原始的两性本能的假设，这些神经症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对此，他回答道：“你说的这些两年半前在布勒斯劳我就对你讲过，但当时你并没有听进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放弃自己的初衷是痛苦的。我回忆不起来这次对话，也回忆不起来这个朋友说的这番话，我们两个中肯定有一个出现了失误，根据“谁受益”的原则，出现失误的肯定是我。在此后的一个星期，我想起了整个事情，情况正如朋友所言，而且我也回忆起自己对他说这番话的回答，即：“对此我现在还不能接受，我不想对这类问题进行研究。”从此以后，在我阅读医学资料时，发现有自己的观点但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时，我变得有一点忍耐了。
发现自己妻子的错误，朋友之间的反目，医生的诊断失误，借用他人的观点等情况的遗忘——这并非是偶然的遗忘，通过研究，在对他们的这种现象进行解释时，我都会发现其痛苦的经历。另一方面，我认为，任何一个想研究隐藏于这种记忆失误背后原因的人都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人们遗忘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倾向，在我看来是相当普遍的。这种遗忘的能量就不同的人而言，程度是不等的。我们在医务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否定现象，可能也属于这种遗忘。很明显，这两种行为（否定和遗忘）的区别纯粹是心理方面的，而且我们也会看到这两种行为的动机是同一的。关于患者的亲属对不愉快的记忆否认的例子，我收集得很多，其中有一例很突出。一个母亲在向我说明有关她的患有神经症儿子的童年经历，现在他处在青春期，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他有尿床的毛病——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而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几星期以后，当她要我说明有关治疗过程的时候，我让她注意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情况，这时我提到了病历中记录的尿床习惯，使我吃惊的是，她矢口否认病者和其他的孩子有尿床的行为这个事实，并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最后，我告诉她，是她自己在不久前告诉我的，她将这件事完全忘掉了。
健康正常的人也会有很多类似的表现：当这种印象与不愉快的经历相联系时，这些印象便通过抵抗被遗忘了，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去研究神经症患者的时候，才得到准确的评价。我们不得不认为，支撑歇斯底里症症状表现的主要机制是这种“基本努力”，通过这种努力来阻止那些能够引发不愉快情绪的意念产生，这种努力类似于痛苦刺激出现时的防御反射。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人消除这些萦绕自己的痛苦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如悲伤和良心的谴责这样痛苦的情绪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人们也不能否认这种防卫倾向存在的假设，因为，我们不能肯定这种防卫倾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或许在其他心理因素的参与下，这种防卫并不反对具有相反效果的其他动机，不管防卫是否出现，这些目的也一定产生。我们的假设是这样的：心理机制的构建原则置于一个层次——一个在心理材料之上构筑的层次。很可能这种防卫的努力属于较低的心理材料的层次，它被更高级的心理材料层次所控制。就我们上述所有的例子而言，如果我们要追踪遗忘过程到防卫倾向，这些事实都会说明这个倾向的存在力量。正如我们看到的，很多事情因它本身的原因而遗忘，如果本身的遗忘是不可能的话，这种防卫会改变目标，促使那些与此相联系但又不太重要的材料的遗忘。
痛苦的记忆易于遗忘这一观点，值得应用于其他方面，但我们对此尚无足够的注意。在法庭上，人们对证词的评价就忽略了这个方面，人们相信誓言的力量，认为誓言会有纯净人们心灵的巨大威力。这一点是可以广为接受的，在涉及到民族的风俗以及传说历史时，我们会发现，风俗、传说延续的动机是这样的，人们以此来消除民族记忆中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通过仔细的研究，我们也会发现，一个民族的民族习惯存在方式和个体的童年经历的存在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在洞察了不愉快的情绪是人们遗忘的动机这种现象后，提出了针对科学工作者的“黄金律”。
